「善堂」，顧名思義，就是在社會中扮演著救濟、樂於助人的角色的一個地方。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開拓者孫中山著作《軍人精神教育》中就有提及到善堂一詞。這個民間慈善機構大都由社會精英人士發起成立，經費少量來自地方政府的資助，大部分來自社會愛心團體比如同鄉會館、同業公所以及民間的慈善捐款。
樂善好施，功德無量。我們得國家是一個擁有著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慈悲友善是我們優秀的中華傳統美德，這些美德在我們歷史發展過程中凝聚、教育和鼓舞了中華兒女，是我們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強大精神力量支柱。
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大公無私的慈悲之心一直刻在大家心底，我國的慈善活動也是自古有之，慈善事業發展到清代，既是封建文明下慈善的結晶，又是近代社會慈善的雛形，今天筆者在這裡主要討論的是明末開始出現、在清朝達到興盛的善堂。
一、善堂的設立及其功能
清代是我國古代慈善事業十分發達的一個時期。清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盪的時代，統治者腐敗無能，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大量鴉片腐蝕著人們的激情與意志，這些慈善機構的出現，不僅拯救了很多孤貧殘疾者的生命，而且也救困扶危的實際行動達到了勸善的目的，喚醒百姓沉睡的鬥志，傳播優秀的傳統美德，這種勸善對於培養全民素養、維護社會的安定起到至關重大的作用。
善堂包括由朝廷批准的官督紳辦或商辦的善堂、由當地紳士、商民捐資共建自辦的民辦善堂和佛教僧人管理的善堂。為了讓病餓者稍稍就養焉與遺棄病廢之嬰兒有所依，統治者下令省城和府州縣城建立了普濟堂和育兒堂。
後來又相繼建立崇善堂、資善堂和百善堂用來棲息窮民，因為天寒地凍，還下旨讓三堂修建暖廠，由朝廷每年撥給小米300石。地方上由善士捐資修建的廣仁堂，它收養「孤寡之依無告者」，並且此堂為防止養成一群碌碌無為的惰民，為國家平白養了一群寄生蟲，那豈不是適得其反；
於是他們實行既養且教的做法，設立各種工所讓一人習一業，大家因材施教，各司其職，其樂融融，更是讓大家有了能夠自謀生計的本事，收養期限截止，大家走出社會，用自己習得的東西養活自己，實現自己的價值。
到了清末時期的上海，善堂更是不勝枚舉。特別是士大夫善舉頗多，同仁堂、輔仁堂、果育堂、普育堂、濟善堂湧入城內。
其所行善舉名目也頗多，大致可以分為;1.收養孤老節婦及節婦子女；2.施藥；3。施棺掩埋；4.濟米等。當然大多是具有多種功能的善堂。當然，清代也有很多功能單一的民辦善堂，如清節堂，立貞堂、保節堂等。清代的許多善堂受儒佛道三教的行善思想影響頗深，儒家宣揚「仁者愛人」，又倡導「博施濟眾」，即是我國歷代的慈善組織的航向標，佛心慈悲，佛教中人勸人行善，古裝劇中即有很多寺廟施粥祈福的場景，他們非常熱衷於參加慈善事業，還有很多創設的善堂交於佛教僧人管理。
二、清朝善堂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內容
清代善堂很多是由民間人士發明建立的，剛開始他們只是聚集在一起以講學為目的結會結社，他們的講學理念是「與人為善」，善是一種自我修養也是一種需要感化傳播的高尚品質，而這需要大家在幫助他人是眾人協力，所以說善堂與講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明末清初還是地方精英興起的時代，這些地方精英成為善堂重要的發起人和處理具體事務的經理者，是善堂發展的核心力量。善堂自治制度的產生是以都市的形成為基礎的。
都市是在打破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中形成的陌生人的社會，在都市中，有來自五湖四海需要幫助的無依無靠的貧困者，同時也有眾多的地主、紳士與商人等地方精英聚集於此，新型的善堂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自然而然的誕生了。
善堂的捐助者和接受救濟者可能是互相不認識的陌生人，他們就必須需要依賴一個正確而具有公示性的規約來安排約束利益相關人，由此並形成了一套不同於身份社會的自治制度。
一個團體的自治依賴於其財產和人事的獨立，在人事上，善堂的經營模式主要分為三種：會講制、輪值制、董事制。會講制是將會講活動和善舉活動結合在一起的管理方式，其特點就是具有鮮明的道德教化色彩；輪值制這在今天的公司和企業中是司空見慣，在當時的民間形態也是相當成熟和被廣泛利用；董事制大家也是很好理解，由堂長選出品行端正、老成友善之人來擔任，協同堂長管理一切事務，優點是加強了善堂的管理，但是也使善堂一步步官僚化，很大程度上縮小了善堂的自治空間。
三、總結
上善慈水，大愛無疆。慈善不是出於勉強，它不但給幸福與受施的人，也同樣給幸福與施與的人。
在我國一直傳承著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背景下，善堂是在明末結社潮流盛行、商業都市興起的環境下形成，這些組織都是較為純粹的自治組織，有著自己完善的管理制度，慈心為民，善舉濟世，大家以實際行動踐行傳播著我們的傳統美德，用自己真誠的心為需要幫助的人打開希望之窗，這是我們奉為圭臬的善舉，這是我們可歌可泣的時代；
今天的我們卻還在為「老人摔倒扶不扶」而猶豫不決，確實是讓人慚愧和反省，正如我們老師所說：「老人摔倒扶不扶這本身就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傳統美德的流失我們不希望看見，希望我們能夠積極接下這個火炬，讓它生生不息的發光。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見慈善一旦沾染國家的權力管制，慈善不在是自發自願的事業，而是異化成一種負擔，正如後來善堂的董事制，把善堂推向官僚組織，我們可以看出，國家干預越多，善堂的自治空間越小，民間人士的心會變得小心翼翼，這是國家對善堂組織自治制度的影響，當然，善堂的自治制度也滲透到國家的財政制度和其他的行政制度之中，所以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互動關係，今天的我們也要為如何讓慈善事業更專業、更規範、更精準而時刻奮鬥著。
參考文獻：
《中國的社與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巴縣誌》卷17，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