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難的抉擇
王國維的哲學時刻
黃進興
王國維是近代中國學人接觸西方哲學的急先鋒。然而在滯日期間，當日本學者狩野直喜與他語及西洋哲學，王氏「總是苦笑著說他不懂，一直避開這個話題」。王國維對待哲學前後態度迥異，大概因為受羅振玉大力規勸，轉而改治經史之學，遂自懟以前所學未醇，甚至燒毀了百餘冊收集他研讀西洋哲學心得的《靜安文集》。
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
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國維
王國維（1877—1927）乃是近代中國學人接觸西方哲學的急先鋒，他與西方哲學的碰撞，常為後人所津津樂道，並且受到甚高的評價。但最後的結局似乎以一場「挫折、誤解、追悔」落幕，且從此在他腦海里消聲匿跡。果真如此嗎？則是拙文所擬探索的謎團。
王國維之所以值得大筆特書，主要因為當時中國的青年中有志於外國學問者，無非著眼於自然及實用的學科，在社會科學也僅止於政治與經濟學等，而意圖研究西洋哲學則屬鳳毛麟角。其實，王氏對本身學術的定位瞭然於心，他說：同治及光緒初年留學歐美者，皆以海軍製造為主，其次法律而已，以純粹科學專其家者，獨無所聞。其有哲學興味如嚴復氏者，亦只以餘力及之，其能接歐人深邃偉大之思想者，吾決其必無也。
其自負蓋如此。王國維對西方近代哲學，並非淺嘗即止，他甚至在其主編的《教育世界》（第129號，1906年7月）的封面上，標榜為「哲學專攻者」，顯現該時他學術上自我的期許。而後在滯日期間，當日本學者狩野直喜（1868—1947）與他語及西洋哲學，王氏「總是苦笑著說他不懂，一直避開這個話題。」[4]相隔未久，為何王氏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變化呢？
首先，必得先釐清王氏「哲學時刻」的起迄點。據《靜安文集》的《自序》云：王氏研究哲學，始於辛丑、壬寅（1901—1902）之間。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追憶之詞，恰透露了當時王氏業師藤田豐八（1869—1929）對王國維的期許。他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在上海見著藤田，而後者對其有如是的評價：「頭腦極明晰，且擅長日文，英語也很不錯，對研究西洋哲學深感興趣，前途令人矚目。」但王氏始接觸西方哲學，則早於此。緣二十二歲（1899）王氏至《時務報》工作，並於羅振玉（1866—1940）所創「東文學社」進修，社中日本教師藤田豐八和田岡佐代治（即田岡嶺雲，1870—1912）二君故治哲學，因受其啟迪。王氏稱：一日適見田岡君的文集中有引汗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今譯「康德」）、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之哲學者，遂心生喜歡。然而當時王氏自認因文字睽隔，終身無有讀二氏之書之日。但在東文學社勤讀日文，兼及英文，之後赴日本遊學，雖不數月，即因疾告歸。但其外語（英文、日文）卻愈加精進，成為日後研讀西方哲學的利器。
迥異於「新民子」的梁啟超（1873—1929）或一心追求「富國強民」的嚴復（1854—1921），王國維自始即關注人類普遍的境遇與精神狀態，誠如他初次（1902）自東瀛歸來的供言：之所以從事哲學的原由，蓋「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王氏始決於從事於哲學，進入他所謂「獨學之時代」。按王氏之謂「獨學時代」，乃是意指他脫離正當學制，獨自學習摸索之義；因該時讀書的指導者猶是藤田氏。所以王氏的哲學探索跨越了「東文學社」及遊學日本歸來，迄1907年左右。
王國維曾在其主編的《教育世界》封面上標榜自己為「哲學專攻者」，顯現該時他學術上自我的期許。
於王國維悉心追求西方哲學的時段，他不僅刊布了諸多哲學的論述，也旁及教育體制的改革。其故便是：當時清廷鑒於外力日迫，不得已進行教育改革，企圖從基礎做起救國強民的事業。而該時負責教育大政的執事者，毋論張百熙（1847—1907）的「壬寅學制」（1902）或張之洞（1837—1909）的「癸卯學制」（1903），均將「哲學」一門排除於外，遂引起哲學的愛好者王國維大大的不滿。
要之，從晚清學制的設計觀來，毋論新制的「壬寅學制」或「癸卯學制」，均本諸「中體西用」的基本精神。當時《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1902）的「全學綱領」即尤重德育教育，它強調：
中國聖經垂訓以倫常道德為先，……今無論京外大小學堂於修身倫理一門，視他學科更宜注意，為培植人才之始基。
觀此，「修身倫理」一門在「壬寅學制」實為德育的首腦。惟此一優勢，次年即為守舊的張之洞所壓抑。
張氏素重經學，其所主事的「癸卯學制」，以「讀經、講經」作為德育的主帥，而凌駕「倫理」一門。他認為：外國學堂有宗教一門。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矣！
職是，他規定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聖教；並在大學堂、通儒院加設經學為專科。
爾後，復有官員加入反彈的行列，上疏反對「大學堂」設「倫理學」一門，其所持理由不外：「倫理學專尚空談，無裨政學實際，復又重金延聘東洋教習，未免糜費；故應予裁撤，以撙節費用，以趨正學。」其間雖有王國維力持異議，卻緣人微言輕，無法改變既定的學制（癸卯）。
然而新制的教育體系里，「倫理」一門的位階容有升降，但其作為學習知識的合法性已漸鞏固。按當時甫重議立的京師大學堂，負責統籌全國教育事務，並規劃課程。於「中學堂」以上首列「倫理」一門，「中學堂」以下則有「修身」課程。迄「癸卯學制」，「中學堂」以上，則改稱「人倫道德」，「中學堂」以降仍維持「修身」之名。
王國維之所以關切教育體制的更革，適與其兩度任教通州（1903）和蘇州（1904—1906）兩地的師範學堂，密切相關。此時復是王氏戮力探索西方哲學的時刻，而他在校擔當的課程之中正有「修身」一門。照課綱規定，不外本諸固有儒家的經典，若摘講陳宏謀（1696—1771）的《五種遺規》，且應「恪遵經訓，闡發要義，萬不可稍悖其旨，創為異說。」但王氏卻出人意表，挾以西學，融通中外，時創新說，而為學員心悅誠服。加上羅振玉囑他協辦《教育世界》（1902），適時提供了他頻頻抒發其時探索哲學極方便的平台。
王氏針對該時教育改制獨缺「哲學」一事，深致不滿，遂訴諸他首發的哲學文章——《哲學辨惑》。他力辯：哲學非無益之學，並且亟撇清哲學為民權張目的疑慮，以袪除當局的顧忌；況且哲學原為中國固有之學，而中國現時研究哲學有其必要，並倡導以研究西洋哲學彌補中國哲學的不足。因為前者「系統燦然，步伐嚴整」，為未來中國哲學的發展，定有所借鑑。這篇初試啼聲之作，即為之後1906年《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所本。後者則明白主張將「理學」（王氏當時權以「理學」稱「哲學」）一科直接納入大學的分科。
其實如前所述，王國維之接觸哲學純系偶然。他與康德哲學四回搏鬥的故事，學界早已耳熟能詳，最後他系通過叔本華的闡釋，方得其要旨。然而於此之前，王氏卻不能說全然陌生康德的思想。例如：他業已涉獵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Baden school）——文特爾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的《哲學史》，且移譯過日本康德專家——桑木嚴翼（1874—1946）的《哲學概論》等， 這些文本均有不小篇幅論及康德的哲學。可能情況大約是：王氏固然於康德的論旨略有所悉，但於康德文本本身繁複的論證程序，似一時難以掌握。但整體而言，王氏對德意志觀念論的認識，是假道當時日本學界。 要知，日本學界接受德國哲學頗早於中國，其時康德與叔本華思想漸次風行。這恰提供了王國維兩位日本老師為何獨鍾於二氏的背景。
有了上述的時空背景，便能了解他為何在這段時刻撰寫了諸多攸關哲學的文本，以及移譯相關的西哲論述，若西額惟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的《西洋倫理學史》（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1903刊行）等。[26]要之，評估王國維對西洋哲學的理解，並非拙文的要點；較具意義的是，一窺王氏如何根據他所接受的哲學，運用至其刻意選擇的中國文化議題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