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寶瑞
來源：樂亭文化研究會《讀樂亭》雜誌
題圖：樂亭縣青春廣場，遠景為李大釗紀念館。攝影：李春波
李大釗的父母早亡，是靠祖父李如珍一手撫養，長大成人的。李如珍，完全可以說既是他的祖父，又是他的「再生父母」。為此，日本研究李大釗的學者後藤延子說「李如珍庭訓偉大，李大釗革命徹底」，是很確切的。
李如珍，字懷瑾，生於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是大黑坨村一個頗有影響和威望的人。據說，李如珍一生好學，青年時代就到關東學做買賣，曾在長春、萬寶山等地經營雜貨鋪，是大黑坨村一個有名的買賣人。此外，從在李大釗出生的前兩年，由他的父親李任榮書寫的《華嚴寺前置買香火地基碑》明確署有「督辦人從九品李如珍」看，李如珍生前還多年擁有「從九品」的官銜，似乎又有「為官」經歷。這使得他的生平蹤跡顯得頗有點撲朔迷離。
對於李如珍有著「從九品」的官銜，自1957年即開始從事李大釗童年時代及其家族史料搜集、研究工作的李大釗故居紀念館第一任館長劉荊山認為，說李如珍僅僅是「一個買賣人，實際是不全面的」，「他還有從九品的官銜」，「他的官職雖低，但表明確是個讀書的人，所以他特別重視培養後代求學」。可能是基於此，劉荊山在為《李大釗在河北》一書撰寫《身世與啟蒙》一文時說，李如珍在「少年時，發奮讀書，成績優良，曾到永平府院試，考中秀才」。為此，劉荊山多年介紹李如珍自幼就頗喜歡讀書，並曾參加科舉考試，在童試中考取了民間俗稱「秀才」的生員。此外，《李大釗傳》編寫組編寫的《李大釗傳》在介紹李如珍時，明確說他「也是個讀書人」，並說：「他在東北長春、萬寶山一帶開過雜貨鋪」。只是，李如珍自幼求學，曾讀過不少書，有一定的文化履歷，基本可以確認，但說他年輕時就有了「生員」的功名，似乎尚有可質疑之處。一是若說李如珍從年輕時就已經有「生員」的功名，卻不見於李大釗本人的任何文字記述和其親屬、後代的任何回憶，也不見於碑文的記載，其在《華嚴寺前置買香火地基碑》僅註明的是「從九品」的官銜；二是李如珍若在青年時代即考中生員，有了「生員」這一功名，則會在參加科舉考試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不會在青年時代就到關東去學做買賣，並在東北的長春、萬寶山等地經商多年，由此而成為一個比較富有的商人。實際的情況，當是李如珍在少年時曾經讀過書，在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識以後，就去了關外，到東北「住地方」，學生意，最終成為一個商人。從人際關係上看，他與本村有家族親戚關係的趙良佐、趙文隆父子關係較好，當是曾跟在黑龍江省雙城縣開有雜貨鋪、油坊等「買賣」的趙良佐學過生意；在趙良佐年老後，他又與子繼父業的趙文隆（比他小20歲）搭過多年夥計。那時，趙良佐、趙文隆父子是「東家」，他是比較精明、能幹的「掌柜的」。後來，他在長春、萬寶山一帶當過不少年行裝商。細情究竟如何，如今已經很難知曉；但能夠肯定的是，那時他掙到不少錢，不僅在家鄉購置了一些耕田，還有了一定的積蓄。這使得他在東北的「鬍子」（土匪）越鬧越凶，他和趙文隆無法再在關外繼續經商，關掉「買賣」回到老家之後，得以重建宅院，在村中立下堂號??懷德堂，為過繼兒子成親，顯示了比較強盛的經濟實力。
據鄉人相傳，「四方大臉，膀大腰圓」，身體「結結實實」的李如珍，脾氣有些暴躁，但他「為人好善積德，心直性耿，廉潔奉公，好打抱不平，常為村中解決糾紛，打井、修廟為群眾辦事」；「由於他主持公道，有條不紊，不負眾望，頗受鄉中父老讚揚」，據說，由於李如珍為人正直，疾惡如仇，好管不平事，善擺理直言，在村中威望很高，素有「李鐵嘴」之稱；他平生直爽好客，樂善好施，從東北回鄉後非常熱心村裡的公眾事業（村西華嚴寺前的香火地就是由他張羅購置的），是當時大黑坨村一個頗有威望的人物。
李如珍的「從九品」官銜，從他的生平情況看，當是在東北經商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後「捐納」而來。
捐納官銜與相應職務，在李如珍在世時的清朝末期，並非不是為官的正途。所謂「捐納」，即平民可通過捐納財物來獲得官職，生員可通過捐納財物成為貢生和監生，也可得到低級官吏的虛銜或實任，官吏通過捐納財物可以晉級。官員的捐納制度，古已有之，從秦漢一直沿襲到清朝。清朝政府是在康熙年間正式頒布捐納制度的，規定凡是地主士紳的子弟，只要有錢，就可捐銀得實官；之後，捐納一途成為科舉的一種補充，並作為一種制度一直延續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政府開始實施「新政」才明令禁止。清朝末期，朝廷腐敗，國庫空虛，捐納制度幾乎泛濫成災，捐納價位愈來愈低，致使由捐納而得到低級官吏的虛銜或實任的人數劇增。不過，當時由捐納而獲低級官吏的虛銜或實任的人情況各有不同，一些人盼望就此走上仕途，或是當官發財，或是有所作為，而當時確有一些有志之士是由捐納走向仕途而有所作為、功成名就的，如著名文人李慈銘，在洋務運動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華衡芳、徐壽、李善蘭、鄭觀應、薛福成等，在甲午戰爭中犧牲的北洋艦隊「致遠」號管帶鄧世昌，乃至「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譚嗣同、楊深秀，以及資產階級革命家徐錫麟等；而有不少平民捐納官銜，並非為了就此走上仕途，主要是為了改善家庭的社會地位，光宗耀祖，蔭及子孫。從李如珍一生的品行看，他在中年時不惜破費錢財捐得一個品級最小的官銜，顯然不是為了個人能炫耀鄉里，而是為了子孫能在科場求取功名時有一個較好的名分。當時，多數樂亭人在東北經商掙錢後，除置地、蓋房外，以供子弟讀書、改換門庭為本，李如珍亦當如此。此外，從曾與李如珍一起在東北經商的趙文隆家中柜子里藏有「頂帶花翎」和「繡袍」等物看，李如珍的「從九品」官銜，是在東北經商時與趙文隆一起捐置的可能性最大。
李如珍的「從九品」官銜所任官職，從李家新墳所立虛祖墓碑分析，當為「登仕佐郎」。
按照清朝實行的「九品十八級」官階制度，從九品為最末一級的官銜，文職從九品官銜，京官可任翰林院侍詔、滿洲孔目、禮部四譯會同官序班、國子監典籍、鴻臚寺漢鳴贊、序班、刑部司獄、欽天監司晨、博士、太醫院吏目、太常寺司樂、工部司匠等；外官可任府廳照磨、州吏目、道庫大使、宣課司大使、府稅課司大使、司府廳司獄、司府廳倉大使、巡檢、土巡檢等。另外，從九品文官的官位初授將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李如珍的「從九品」的官銜對應的官位，從李如珍在清朝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71」時「率侄孫」為李家新墳立虛祖墓前所立石碑為已故父母李為模、檀氏所標明的稱號看，應是「登仕佐郎」。在李家新墳虛祖墓前立的石碑上，為李為模、檀氏夫婦書寫的是「皇清例贈登仕佐郎顯考李公諱為模字廣訓、妣儒人檀太君之塋墓」。「皇清例贈」，乃清朝皇廷循例贈予官爵，指朝廷推恩把官爵授給官員已去世的父祖輩（清制封典，朝廷按照定例授予官爵：授給本身者為例授；因推恩而授給本人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之存者為例封，其歿者為例贈）。從中可知，李如珍的「從九品」官銜對應的官位為「登仕佐郎」。登仕佐郎為文散官名，隋始置，唐為文官第二十九階（即最低一階），從九品下，宋同；金朝亦置，正九品下，元升為正八品，明正九品下，為正九品初授之階，清朝從九品。據《清史稿》志八十九記載，「封贈、階十有八」，「正九品授登仕郎，從九品授登仕佐郎，俱授敕命」；「命婦之號九」，「九品曰九品孺人，不分正從。因其子孫封者加『太』字，夫在則否」。由此，完全可以確認李如珍的「從九品」官銜對應的官位為「登仕佐郎」，而他早已故去的父親李為模和母親檀氏，正是因他有「登仕佐郎」的官位，才得以在墓碑上書寫「皇清例贈登仕佐郎顯考李公諱為模字廣訓」和「妣孺人檀太君」字樣的。
李如珍生前所擁有的「從九品」官銜和「登仕佐郎」官位，從他的生平狀況分析，當為虛銜，並未任過實職。據劉荊山《身世與啟蒙》一文介紹，「由於列強入侵，清朝政府腐敗，內憂外患，接踵而來」，使李如珍「有銜不能任職」。而實際情況，李如珍當年捐納的官銜相應的官位，很可能本身就是虛銜，並非「有銜不能任職」。
以上是筆者在撰寫《李大釗年譜長編》時，對李如珍的官銜與官位進行的分析與研究，有不妥不當之處，敬請方家，特別是劉荊山先生批評指正。
註：
劉荊山：《墓碑和族譜考》，《李大釗與故鄉》，中國文獻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3頁。
劉荊山：《身世與啟蒙》，《李大釗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7頁。
《李大釗傳》，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1頁。
同。
杜全忠：《岳父趙文隆一家人》，《李大釗與故鄉》，第29頁；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生前亦有相同的回憶。
劉荊山：《墓碑和族譜考》，《李大釗與故鄉》，第12頁。
（作者董寶瑞，作家，原昌黎縣文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