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我始終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了解一點哲學、學習哲學。雖然年輕人工作和生活的壓力很大，包括那些３０－４０歲上有老下有活得很累的中年人，大家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上班下班，為了汽車和房子，過著機械和重複的生活。
只有到了在工作和生活以外，夜深人靜，在下班的班車上，睡覺前和早上醒來都會有這樣的瞬間和疑問：草木一秋，人活一世。我們工作和生活，物質和精神，怎麼平衡？
乃至我們的人生，為什麼這麼累？該怎麼活得有詩意？有價值？我們的一生，是否就是活著本身？一段經歷、一個過程？
作為會思想的人，人和不會思想的動物有什麼不同？只是因為我們會思想嗎？擁有選擇？
而這些問題的答案，就需要我們多一點耐心，多一點好奇，去哲學世界中尋找答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的作者周濂。
由此，我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的作者，目前中國最紅的哲學家周濂。
本文為專訪之二。
記者：在現實生活當中，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跟自己意見相左的人。這時候，說服另外一個人很痛苦，因為人很難改變自己的成見。
在遇到自己相左的一些觀點的時候，有哪方面的思維訓練和方法，能夠讓你突然意識到，你應該可能更加去寬容那些相左意見的那些觀點？
周濓：我覺得首先就是要設身處地，就是你要換一個視角去想問題，就是你要嘗試站在他的立場和視角去想問題。
你要培養自己的這種共情能力，否則的話你就會始終覺得說，他這麼想跟我完全是沒有任何交集的的地方，那當然就是不能理解他。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
我想起柏林說過一句話，他說譴責是理解失敗的表現，你能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嗎？就是當我們開始譴責別人的時候，恰恰是意味著你理解失敗了。
當然這種理解，並不是說要求你跟他完全站在同一個立場上去想問題，你可以去嘗試站在他立場上去想問題，並不意味著說你就接受他的立場。
記者：很難做難這一點。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完全不同的人。求同存異，都很難做到。
周濂：我覺得我們長久以來，有一個思維的傾向，就是希望所有人的觀點都是一樣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這就是要求所有人做同一個夢，太可怕了。
我覺得講道理，其實並不是要試圖去說服對方接受我的觀點，如果你抱著這個初衷的話，sorry，你一定會失敗的。
因為成年人通過講道理去改變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非常非常難。我覺得我們首先要把自己的這個預設要轉換一下，我講道理，我跟別人進行溝通和交流，並不是嘗試讓他接受我，尤其是完全接受我的觀點。
其實講道理是希望能跟對方達成某種意義上的相互理解，我為什麼不認同你，我不認同你的理由是什麼，你為什麼不認同我，你不認同我的理由是什麼，我們到底在哪裡分道揚鑣了，我們又在哪裡相互交匯了，我覺得理解本身是講道理的目標，而不是說認同和接受，這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當然在工作中，部門決策，當中是另外一回事了，因為你最做事，理解了要執行，不理解了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記者：今天我們一個討論的議題是人生的意義，或者說生活的意義，這個問題的前提是，人生或者生活它的意義是存在的。所以我的問題是，這個意義本身它是存在的嗎？
然後第二，如果人生意義是存在的話，我們作為普通人，怎麼能去尋找它對於我們的意義？
周濓：你這個問題非常哲學，有存在主義者就認為人生是沒有意義的，這個意義是我們賦予它的，是我們通過我們自己的行動，通過我們的選擇賦予人生意義，人生本無意義，這是存在主義的想法。
當然比如你要是喜歡儒家或者老莊的觀點，你可能又對人生意義有不同的理解。所以這個沒有標準答案，你不要試圖在哲學課堂上面找到人生意義的成片片的答案，sorry，我給不了你，這只能是你自己在不斷地學習、思考和生活的過程當中，去慢慢的找尋。
我有一個忘年交，也是一個國內非常著名的學者，60多歲了跑到北京，然後找我吃飯喝酒，然後酒過三旬，他突然跟我袒露心計，他說周濓，我現在覺得人生沒有意義。我當時就嗡的一下，我想拜託，全中國人民，深深學子們都在等著你給他們講人生的意義，結果你說人生沒有意義，但是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因為托爾斯泰在50歲的時候，在日記裡面在追問，你20歲同樣的問題，他在82歲的時候，他寫完了《戰爭與和平》，寫完全了《安娜卡列尼娜》，他寫完了所有偉大的著作，82歲的時候他離家出走，他在一個小車站的一個三等的車廂裡面，然後孤獨的死去，死之前他還在想這些問題。
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
我覺得這些問題，可能就是我們終其一生要去追問的。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你永遠都找不到一個一勞永逸的答案，這就是我們人類命定的，我覺得這是我們人類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