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成千上萬的學生湧向西雅圖的街道，這天不是「嘉年華」，學校的教學樓都快要倒空了。學生們舉著牌子和標語湧向市政廳，填滿了市政廳前的卡爾·安德森廣場。
一、「決戰西雅圖」
年輕人總是富於早期和熱情，他們聚集在一起，相互熱絡起來，喊著標語和口號，表達他們對氣候變化的聲音。
一些學生說，年輕人對氣候變化的呼聲不容小覷，他們要改變世界。
在學生和青年們的帶領下，約一萬名抗議者在安德森公園集結，然後前往西雅圖市政廳。年輕人的熱情很快點燃了寧靜的城市，在市政廳前，他們與另一群聲援者會面。第二群抗議者主要是來自亞馬遜的技術工人，他們已經在為全球氣候變暖舉行大罷工了。
抗議者呼籲地方和國家領導人採取更多行動應對氣候變暖。他們是一群環保主義者，但離開了植樹造林的荒野來到城市，環保主義更像一個政治問題。在西方很多國家，環保主義者都組建了綠黨，試圖通過政治手段實現環保主義政策。
在人類現代文明史中，這場波及125個國家的罷課活動可能是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然而對於西雅圖而言，這只是一幕歡快的萬人舞劇。還遠遠未到令市長倍感煎熬的地步。
如果時間回撥到1999年11月，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那個初冬是西雅圖最難熬的時刻。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四個人，Django、Sam、Luo和Jaye來到西雅圖，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世界，支撐他們的是強烈的信念，而非政治意圖。
成千上萬的反全球化人士跟隨他們的腳步彙集西雅圖，在會場外組成了一排一排巨浪。他們中有生活艱難的勞工、環保主義者、生存艱難的農民等。
電影《決戰西雅圖》描寫的就是這一事件
因為全球化浪潮中，已開發國家和大企業對發展中國家的掠奪式開發，讓這群人和眾多發展中國家反倒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產業崩塌、失業貧困。
然而示威演變成一場騷亂。西雅圖市長不得不宣布全城進入緊急狀態。四個領袖和西雅圖市長都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對於民眾領袖而言，暴力無疑是錯誤的，但承認抗議活動失敗無疑是對理想的毀滅打擊。對於市長而言，是堅守民主價值，維護公民自由權，還是做「和平」的鐵腕守護者同樣是兩難的決定。最終市長還是派出武裝特警用棍棒和辣椒水驅趕示威者和路過的無辜市民。
《西雅圖之戰》劇照
會場中的與會部長們同樣芒刺在背。已開發國家的部長們已經不打算聽非洲和南美的不入流同行大談世界貿易不公問題，更不想聽學者們斥責他們和企業家沆瀣一氣毀滅地球生態。於是他們選擇離席走人，並且找茬撤走了翻譯。
會場內外的兩群失意者有著同樣的際遇，你可以說話，但是並沒有人聽。你可以發怒，但是會有人把你請出去。
時隔二十年，國際媒體和西方大國的政府們領悟了新的出世之道。無論是在紐約還是在西雅圖，他們已經學會了把抗議者請進會場聆聽他們破口大罵。
這場全球大罷課的領袖——瑞典輟學少女格雷塔·桑伯格在世界各國領導人的耳畔，聲淚俱下得控訴他們偷走了孩子們的夢想。
「你們怎麼敢這樣！」
作為一個未經選舉政治洗禮的小女孩，格雷塔還未習得克制情緒，用語言的力量給人以希望，過分激動令她面部扭曲，表情流溢著質樸和滑稽，童真卻在眼神中一點點逝去。
現在她是一個小小的政治領袖了。我們知道全人類正面臨著嚴峻的環境問題。而格雷塔一如需要母親襁褓的小朋友一樣，她無情地批判大人的惡行與偽善，但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那是大人們的事情。
二、「活人不能讓沙子欺負死」
還是1991年，就在世貿組織會議召開的近6個月前的一天，新華社記者李生才在一片柔嫩的人造林間舉起相機，按動快門。
他的鏡頭前，是兩位美髯及胸的老者，須髯花白，卻精神矍鑠。他們正手握樹枝，細心呵護這些在風沙中頑強生存的小嫩苗。兩位老者名為石滿和賀發林，他們腳下的這片林子叫八步沙，位於騰格里沙漠南緣，這裡的樹都是他們種的。
石滿和賀發林已經在這裡種了十年樹了，和他們一起的還有四個人，一共六個老漢。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八步沙還是一片黃沙地獄。沙丘每年以10米的速度向南推進，周邊10個村子、2萬畝良田、3萬多居民，還有穿過的鐵路和公路，都將面臨被黃沙吞噬的危險。當地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一夜北風沙起牆，早上起來驢上房。」一覺醒來，房子就被黃沙埋了。
怎麼辦？「活人不能讓沙子欺負死！」
1981年，國家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啟動，六老漢在一紙合同上按下手印，以聯戶承包的形式組建八步沙林場。種樹！還是種樹！
當時，他們中最年長的62歲，最小的40歲。
六老漢節衣縮食，湊錢買了樹苗。一頭驢、一輛架子車，幾把鐵鍬，一捲舖蓋，一頭扎進沙漠，從此再未回頭。
他們都是農民，沒有治沙經驗，在沙漠中種活一棵樹比養活一個孩子都難。剛造好一片林子，一場大風就能毀掉七成。
在與沙魔的較量中，他們找到了方法，慢慢提高了樹苗的成活率。漫天的黃沙中湧現出星星點點的綠色，緊接著就是一片又一片的風吹綠浪。
38年過去了，六老漢如今只剩兩位在世。他們的後代接過父輩的鐵鍬，帶領群眾封山育林37萬畝，植樹4000萬株，一道綠色長城拔地而起，拱衛著這裡的村落、田地和交通。「子子孫孫無窮匱焉」，對這個民族而言，愚公移山從來不是神話。
2001年，新華社記者韓傳號再度光臨八步沙，用鏡頭記錄下六老漢後代們的治沙場景。
千里外的北京，人們開始從媒體上得到八步沙的零星消息。
如今，城市發展大步向前。一座座大廈從四合院手中接過城市天際線。每天都有大批的白領握著手機，匆匆填滿寫字樓的各個角落。
劃開手機，網購、外賣、生活繳費、叫「滴滴」、騎「小藍」和「小黃」，是他們不變的日常。
2016年開始，這群「精緻」的城市精英們發現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在螞蟻森林中領取一棵樹，用自己的「綠色出行」積攢綠色能量呵護小樹長大，然後公益組織就會「買」走這棵樹，種下一顆真樹。
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半是因為「北京藍」難得一見，半是為了平添生活的意義。
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會去某度搜索八步沙，但在手機里種一顆樹，卻讓他們深刻感受到了養活一棵樹的不易。
原來一棵樹的背後，既可以是六老漢與黃沙的艱難搏鬥，也可以是每日擠地鐵、騎單車、走路的汗流浹背。
2019年，螞蟻森林用戶突破5億，共計種下一億顆樹，種樹總面積達140萬畝。
不過，在2000年來中國創造的綠原林海中，這一億顆樹還只是涓涓細流。
根據美國航天局的衛星觀測，在2000年到2017年全球新增綠化面積中，中國貢獻了四分之一，居全球首位。三北地區的森林覆蓋率從1979年的5.05%提升到15.95%。唐朝以來形成的毛烏素沙漠被全部「殲滅」。
如今城市「精英」似乎已經想不起20年前，黃沙迫臨北京時漫天沙塵的恐怖與絕望。
短短20年，13億中國人齊心協力征服荒漠，在世界連年哀嘆亞馬遜雨林一去不回時，我們卻「逆天改命」，自己長出了「綠色之肺」。
原來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這就是實幹興邦！
三、「聖母」的誕生
北歐國家的福利政策素來為人稱道。少女格雷塔今天16歲，從她出生開始，國家就會發放各種津貼，教育是免費的，工作之後還有各種保險和補貼。
瑞典只有900萬人口，但工業發達，幾乎人人都有大學文憑。在這個衣食不愁、生活舒適、教育水平很高的國家，格雷塔卻選擇了輟學。
至於理由，就是她覺得氣候變暖和環境問題馬上就會毀滅世界，既然如此，那還上什麼學，當然要趕緊呼籲大家想辦法。於是才有星期五「氣候罷課」的提議。
這傻孩子是用生命在告誡我們，人一定得多讀書。
其實格雷塔有這種「清奇」的腦迴路與其所受的教育有關。瑞典教育非常注重「人文關懷」和「自然關懷」，會花費大量的時間讓孩子了解全球環境問題的嚴峻性，鼓勵他們去關心自然，關心人類福祉。
但問題在於，這種教育從來不告訴孩子西方國家的高福利從何而來，也迴避全球貧困問題、糧食問題、環境問題的源頭在哪裡，更對全球秩序的不公之處視而不見。久而久之，一個又一個「聖母」就被製造出來，他們關心人類的命運，有著崇高的理想，但從來不會真正理解這些問題的本質，更不會換位思考理解貧困人口和欠已開發國家。
格雷塔的背後還有千千萬萬這樣的少年少女。而16歲的格雷塔能「榮登」聯合國講台，也與當前西方世界內部嚴重的意識形態對立有關。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右翼勢力來勢洶湧，主要大國都出現了反全球化的逆潮。環保主義、女權主義、LGBT等所謂「白左」與右翼衝突激烈，為了從右翼手中奪取話語權，「白左」當然需要更多精神榜樣，尤其是能夠博得更多同情的女性、兒童和少數族裔。
於是「正義少女」格雷塔從天而降，號召全球學生跟著她一起罷課，這一風潮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形成了當前的浪潮。
四、末世與救贖的智商稅
在一貫自力更生的中國人眼裡，格雷塔這種行為完全不可理喻。
關心環境問題沒錯，但解決環境問題靠的是勤勞實幹，不是空喊口號。為了這種清奇的理由上街罷課，除了阻塞交通製造更多碳排放之外，毫無意義。
就算有媒體鼓吹造勢，你真能撼動西方國家，讓資本集團和政客放棄自己的利益，追求綠色世界的理想嗎？
當然不會。他們讓一個孩子在聯合國公然「控訴」自己，不過是為自己停留在口頭上的「良心」塗脂抹粉罷了。等小姑娘「控訴」完，就可以繼續愚弄世界，攫取自己的利益。而那時，格雷塔也許會被媒體拋棄，屆時她就會發現，自己不過別人遮擋污穢的一塊破布。
從西方社會的文化邏輯來看，格雷塔能從無數「環保人士」中脫穎而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她通過誇大環境問題製造了一場「末世論」。
《2012》的流行就足見，當今「末世論」依然擁有大批擁躉
《聖經》最後一章《啟示錄》就記載了關於「世界末日」的景象。有了「末世論」，自然就會有救世主。這個救世主可以是聖子耶穌，可以是聖母瑪利亞，可以是聖女貞德，也可以是今天的格雷塔。
聖女貞德
在公元1000年前後的歐洲，由於人們普遍信教，「末世論」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相信公元1000年，世界會迎來末日，耶穌會再度降臨，那些虔誠的人會獲得拯救升入天堂。
碰巧那年的歐洲天災人禍不少，地震、洪水、蠻族入侵。如果是中國人面對這些，自然是「天塌了就去補天，水來了就去治水，敵人來了就拿起刀槍」！但信教的西方人則不然，他們覺得這都是「末日」的徵兆，早晚要死，等著救世主來救贖我們就行了。
所以洪水來時，他們祈禱，地震來時，他們祈禱，敵人來時，他們祈禱。最後他們都死了。
這種彌賽亞（救世主）精神不僅可以麻痹人心，讓人聽天由命，放棄抗爭，還能拿來做生意。1313年，天主教教會發明了一樣「斂財神器」——贖罪券。
贖罪券
贖罪券的拉丁文叫indulgentiarum，意為「仁慈」或「寬恕」。準確地說，應該翻譯成「信仰充值券」。
這玩意其實就和Q幣一樣。
深信「末世論」的歐洲人成天擔心自己在末日之後下地獄，想做虔誠的教徒。但人非聖賢，誰都得犯錯。一犯錯就焦慮，一焦慮就有流量和商機。
當時歐洲最大的流量主當然是天主教會，畢竟遍地教堂，還有一大堆神職人員搞「社群運營」，維護用戶粘性。
於是教會就創造了「贖罪券」這套氪金機制。不是擔心自己不夠虔誠嗎？趕緊買贖罪券給信仰充值啊，一時氪金一時爽，一直氪金上天堂。靠著這張廢紙，教會收了200餘年的智商稅，直到良心未泯的馬丁·路德實在看不下去了。
1517年10月31日，路德貼出了《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即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
雖然今天的西方人已經不再迷信宗教，但彌賽亞文化並沒有退卻。
好萊塢電影中的個人英雄主義其實就是彌賽亞文化的現代翻版，只要災難來臨，肯定會有救世主，只不過今天的救世主可以是美國隊長、鋼鐵俠、蜘蛛俠、變形金剛等「非常生命體」。
出售贖罪券
在現實政治中，彌賽亞就演變成了政治明星和意見領袖。格雷塔恰好就是這樣一個被「選中」的意見領袖。
今天她掀起的全球罷課浪潮，與歐洲人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末日救贖躁動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
參考歐洲的歷史經驗，今天有人鼓譟氣候變化「末日」，明天一定會有人出來兜售「綠色充值券」，收取焦慮的智商稅。
我們中國人當然可以繼續植樹造林，繼續吃瓜看戲。
但我們一樣可以借鑑「義烏經驗」，開拓無限的商機。
「親，需要救贖嗎？一百美金一棵樹，十年一片大森林，多買才能拯救世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