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女，漢族，中共黨員，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研究館員，第八至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她是我國文物有效保護的科學探索者和實踐者，長期紮根大漠，潛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斷代。在全國率先開展文物保護專項法規和保護規劃建設，探索形成石窟科學保護的理論與方法，為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與永續利用作出重大貢獻。榮獲「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先進工作者」「改革先鋒」「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等稱號。
國家主席習近平17日簽署主席令，授予42人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樊錦詩被授予「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在獲得「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前，樊錦詩獲第四屆「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正能量獎，以表彰她過去56年來在研究和保育敦煌莫高窟上的付出——推動「數字敦煌」計劃，利用現代電子科技、以數字方式呈現莫高窟壁畫，為文保工作創立下新的標準，大大提高了公眾對莫高窟文化和歷史的認識。
81歲的樊錦詩被稱為「敦煌的女兒」。
81歲的樊錦詩守護莫高窟56年
1963年大學畢業後，25歲的上海姑娘樊錦詩毅然西行。黃沙漫捲，喝鹹水、點油燈、睡土炕。條件很苦，但她沒有離開。半個多世紀的相伴相守，青絲熬成白髮，她開拓性地利用數字化手段，讓千年莫高窟「容顏永駐」。
「開始我也沒想在敦煌待一輩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時間越久，越覺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寶藏。」初見敦煌已有半個多世紀，她守住敦煌白了頭。「我白天想敦煌，晚上夢敦煌。80多歲了，還能為敦煌做事，無怨無悔！」
敦煌女兒25歲起相依相守半世紀
樊錦詩祖籍杭州，上海長大。她愛逛博物館，高考報了北京大學歷史系。
少女時期的樊錦詩
1963年，大學即將畢業的樊錦詩面臨畢業分配，敦煌寫信來和北大要人，名單里有到敦煌實習過的樊錦詩，父親從上海寫信來向學校「求情」，樊錦詩卻把「求情信」扣下，沒有轉交。
在莫高窟實習時的樊錦詩
那一年，堅信「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個人的志願」的她沒有把父親搬出來，從此命運一輩子和敦煌連在了一起。
再入敦煌，為了梳洗方便，樊錦詩乾脆剪了個極短的運動員頭，從那時起，她幾十年沒再留過長發。也是從那時起，她再也沒離開過敦煌。
25歲的她來到大漠戈壁中的莫高窟。
風沙漫天，住土屋、喝鹹水、點油燈，「條件很苦，但我沒想離開」，樊錦詩說，打動她的是延續千年、魅力獨特的莫高窟，更是堅守敦煌文物事業的眾多前輩。
她難忘敦煌莫高窟「申遺」。對照世界公約和國際憲章，才知道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先進理念，「莫高窟是人類的無價之寶，我心想一定要保護好。萬一有閃失，我就是罪人。」
樊錦詩在敦煌莫高窟
1998年起，她擔任敦煌研究院院長17年。她說，不是做官，而是擔當、責任和使命，要有「問題意識」。
她推動制定的《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讓莫高窟有了專項法規這一「護身符」；她繼承前輩的「愛才如命」，並以廣泛的國際合作引進理念技術、培養人才；她倡導科學保護、探索數字化，如今先進的保護技術不僅延緩了千年洞窟的衰老，更讓它以數字的方式「容顏永駐」……
樊錦詩在做科普講座
2010年，莫高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第2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將莫高窟的管理與旅遊開放創新模式作為典型案例向世界推廣，稱其是「極具意義的典範」。
「苦都讓老先生們吃了，可表彰全給了我。」樊錦詩不忘前輩篳路藍縷的創業路。
半個多世紀，她與莫高窟相依相守。她把全部情感凝結成對莫高窟的一個「愛」字：「和談戀愛一樣，既然愛她，就要想盡辦法去愛！」
伉儷情深與夫分離19年無怨無悔
一輩子守在敦煌的樊錦詩被稱為「敦煌的女兒」。樊錦詩說，她和敦煌的愛戀，離不開丈夫彭金章的支持和奉獻。連彭金章自己都說，自己是「敦煌的女婿」。
他們的愛情是從大學開始的。
大學時，樊錦詩愛泡圖書館。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那個來自河北農村的憨厚男同學彭金章總給她在圖書館占座。樊錦詩喜歡在手腕上系毛巾手絹，彭金章又總送她繡有紅的、黃的、綠的小點點的毛巾手絹，雖然他不知道，她並不喜歡花花綠綠的小點點。他又把最好吃的家鄉吃食帶給她，其實並不合江南姑娘的口味，可她也開心地嘗嘗，吃掉了。
彭金章是考古專業的生活委員，很習慣細緻地關懷、照顧人，這正是從小有保姆照顧、生活上馬馬虎虎的樊錦詩不具備的。從年輕的時候起，彭金章就被同學、同事稱作「老彭」，樊錦詩卻始終被人喚作「小樊」。「小樊」後來說，她對「老彭」的感覺，從始至終沒有變過，就是兩個字——可信。
1963年畢業分配，樊錦詩去了敦煌，彭金章則被分配到武漢大學。本來他們約定三年後，在武大團圓。但1967年樊錦詩與彭金章在武漢大學的宿舍里舉行了簡單婚禮，此後便是19年的分離。期間，每隔一兩年，樊錦詩才能到武漢探親20天左右。
樊錦詩與彭金章
1968年11月，樊錦詩與彭金章的第一個孩子在敦煌出生。敦煌條件艱苦，原本懷孕後，樊錦詩一直申請到武漢待產，可請求得不到批准。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她就在生著煤爐、布滿煙塵的簡陋病房生下了大兒子。
得到兒子出生的電報，彭金章挑著小孩衣服、雞蛋等物資，歷盡顛簸趕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後。樊錦詩第一眼看到風塵僕僕、挑著扁擔的丈夫，感動和酸楚一齊湧上心頭。彭金章看到，他們的孩子，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襖里，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沒有。
武漢三天兩頭來電報，催彭金章回去。彭金章一拖再拖，仍沒等到孩子滿月就不得不折回武漢。
樊錦詩56天的產假結束後，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蠟燭包里，單獨留在家。有一天，孩子從床上掉下地來，樊錦詩下班回來的時候，孩子正坐在滾燙的爐子邊上哭，滿臉都是煤渣。做母親的卻無計可施，只得將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撫養。
1973年，二兒子出生。孩子的姑姑把老大送到武漢，把老二換到河北。彭金章成了邊工作邊帶娃的「超級奶爸」。小兒子在河北長到5歲，樊錦詩決定把孩子領回來。可莫高窟離敦煌市還有25公里，孩子無法接受正規的教育。無奈之下，小兒子7歲那年被送到上海上學，但孩子竟意外走失了。於是老彭又把小兒子接到身邊，獨自承擔起照顧兩個兒子的責任。
對於這個四口之家來說，最奢侈也最美好的事，就是相聚。
樊錦詩到武漢探親時，一家人住在10平方米的宿舍里，同睡一張床，小方凳上鋪塊木板就是飯桌。因為不穩定的生活，孩子的學習和成長都受到影響，大兒子當時面臨考不上大學的窘境。為此，1986年，彭金章做出了最艱難的決定——放棄武漢大學的一切，奔赴敦煌。那時，他已經快50歲，是武漢大學歷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樊錦詩與彭金章分隔兩地多年後才在敦煌相聚。
樊錦詩後來回憶：「改革開放後，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軌，此時我和我先生都已經有了自己的事業，一邊是工作，一邊是家庭，這讓我非常糾結。1986年，結婚的第19個年頭，這個問題終於解決了——我先生了解我，知道我對敦煌的感情，最後他決定隨我紮根敦煌。這意味著他要捨棄自己在武漢的事業。」
來到敦煌的彭金章，從零開始建立事業，主持多項考古發掘。特別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區的考古發掘，使莫高窟現存洞窟數量從400多個增加到700多個，為世界矚目。
舉家來到甘肅後，兩個孩子在蘭州讀書，樊錦詩夫婦在1100公里外的敦煌工作，探望孩子還需要乘1天1夜的火車。後來孩子大了，或出國或工作，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1998年，60歲的樊錦詩成為敦煌研究院院長，開始滿世界出差。老彭退休後生了一場大病，自此專心在家休養。
從同窗到伴侶，彭金章與樊錦詩相伴一生。彭金章教授於2017年7月29日逝世，享年81歲。
之前，工作繁忙、低調樸實的樊錦詩終於答應上央視《朗讀者》節目，原因竟是「老彭喜歡看你們的節目，他在電視里看見可能高興。」
綜合新華社、新民晚報、人民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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