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驥,原名鄧智康,生於1910年,江西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上頓渡鎮石鼓營村)人。其家族在當時臨川頗有聲望,父親鄧楠浦主要從事米行經營,併入股朱仙舫創辦的新中紗廠。由於鄧楠浦熱衷於實業救國,希望鄧智康日後能有所成,如駿馬日行千里,成為家族事業的接班人,故將鄧智康更名為鄧驥。
鄧驥故里石鼓營村
鄧驥自幼聰穎敏而好學,1931年高中畢業考取上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由於受其伯父時任湖南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前清舉人鄧廷桂影響,一年之後轉入北京朝陽大學法學院法律系攻讀法律專業。北京朝陽大學,是民國司法部1917年公布承認的第一批私立大學之一,在北京具有極高的威望和聲譽。
1935年,鄧驥以優異成績從北京朝陽大學畢業,被薦於晉軍著名將領,時任河北省主席的商震麾下任秘書,頗受商震器重。之後,商震調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鄧驥未能隨其調動,仍留在河北省政府,先後改任宋哲元、馮治安秘書。
1937年6月27日,鄧驥辭去河北省政府秘書職務,返回上海待職。
在國民黨軍隊中,最注重親誼關係,蔣介石重視黃埔生,陳誠重視土木系(十一軍及十八師的簡稱),各軍閥則重視鄉土親情。1938 年鷹潭人桂永清升任戰時幹部訓練團教育長,亦是招攬德才兼備的鄉友至麾下,任命鄧驥為中校教官。在鄧驥剛到任不久,桂永清又升任首都南京警備司令。
鄧驥故里石鼓村的書院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啟用得意門生、軍政幹才周復為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為開展山東和蘇北一帶的敵後抗日鬥爭,1939年蔣介石下令成立蘇魯戰區,調東北軍戰將于學忠為蘇魯戰區司令。因於學忠為張學良舊部,而且蔣介石對「西安事變」一直耿耿於懷,因此對於學忠心存戒備,故蔣介石從第一戰區將周復調任蘇魯戰區政治部中將主任,兼戰區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書記長、幹部訓練團教育委員和山東省政府委員等數職,集黨政軍職於一身,名為于學忠助手,實為戰區監軍。
周復亦是江西臨川人,畢業於黃埔三期,在國民黨中有儒將之稱,其獨處東北軍之中,雖有才華,但孤掌難鳴,急需心腹,因此動員江西同鄉到蘇魯戰區工作,為其羽翼。出於愛國之心,鄧驥毅然放棄中校教官之職,應邀與周復之弟周協力同赴前線,於1939年秋被周復任命為蘇魯戰區戰地黨政委員會上校科長,專門負責協調東北軍將領之關係。
鄧驥故里石鼓營村的老井、旗杆石
于學忠亦派出郭維城來協調江西政治派、黃埔派的關係。郭維城乃上海復旦大學的畢業生,原為張學良秘書,是中共地下黨員。為統一抗日,他也期望雙方合作,並以同學關係(鄧驥在復旦大學讀過一年書)與鄧驥聯絡感情,同時也利用鄧驥的關係來掩護他的特殊身份,經過兩人的努力消除了蘇魯戰區軍政首腦間的隔閡。周復、于學忠兩人雖然派系不同,但出於民族大業,他們雙方都積極努力,加強合作,為抗擊共同的仇敵日寇,攜手禦侮。
1943年2月20日,日偽軍掃蕩蘇魯戰區,將周復困於城項山。周復率游擊第二縱隊及113師678團與敵激戰,直至彈盡糧絕。21日,周復率部突圍,與敵肉搏,當沖至城項山東北角半山腰張家溜村時,不幸中彈犧牲。蔣介石聞知愛將殉國的消息,特呈請國民黨政府明令褒獎,追贈為陸軍上將,准入忠烈祠。周復犧牲後,鄧驥接到前往陸大受訓的通知。當時陸路被日本嚴密封鎖,鄧驥請郭維城代為設法,郭維城向鄧驥提供了中共地下組織秘密通道。鄧驥在中共地下組織的掩護下順利到達四川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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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大結業後,鄧驥導師南昌人李中襄舉薦其為重慶新聞檢查處少將處長。鄧驥因受過中共地下黨的保護,對共產黨政策有了認識,他認為,在民族危亡之時,中國人應該團結才是,民族內部不團結,日寇就乘機滅我中華。因此,他在對新華日報的檢查網開一面,此事無意中激怒了蔣介石,被迫辭職。但鄧驥才華亦深得孔祥熙器重,又保舉他為行政院參議。不久,將鄧驥調至身邊,任財政部秘書。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孔祥熙又立即委任鄧驥為冀、魯、熱、察財政金融接收專員,但由於這些地區都控制在地方政權手中,鄧驥勢單力薄無力與其爭鋒,只好暗自引退,至天津工商學院(今為天津大學)經濟系任教授。之後,孔祥熙又急電調鄧驥任財政部嫩、黑、興區四省稅務局副局長,但其無心政治,拒辭不至。
1948年,江西省政府任命其為駐南京辦事處處長兼南京江西省銀行經理,並被臨川縣選為國大代表。鄧驥雖然仕途多險,但由於他學識淵博,善於交際,人緣好,總能化險為夷。是年,國民黨已到了窮途末路,國內形勢逆轉,解放軍連續贏得了中原、遼瀋、天津、淮海戰役的重大勝利,國民黨政權所余半壁的江山在風雨中飄播。蔣介石欲保全實力,於是急令將大陸銀行、工企,全部轉移台灣,妄圖依靠美國的海上力量,偏安海島。鄧驥奉命先於退島部隊遷移台灣,任江西駐台銀行行長。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龜縮於台灣,雖然暫時得到苟安,然而,海島地窄人眾,加之派系傾軋,鄧驥很難從中看到光明的前途。因而藉故攜家眷渡海至香港隱居下來。
鄧驥故里石鼓營村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為組建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派章士釗先生為代表,至香港聯絡民主人士回歸大陸,參加聯合政府。章士釗是湖南善化人,是民主革命的老前輩,1917年曾任過北大教授。李宗仁委其為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隨張治中團長赴北平與中共談判。談判破裂後,順應形勢留在大陸,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釗至港,其親友、部下、學生紛紛前來拜望,鄧驥曾在北大讀過一年書,也以學生身份探望老師。經章士釗介紹,鄧驥參加了香港民主人士座談會,並決心與國民黨一刀兩斷 ,擁護共產黨領導,公開登報脫離國民黨,並將手中控制的江西銀行在海外的存款,全部上交國庫,這筆巨款對早期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1年,鄧驥懷揣香港中共組織開據的介紹信,攜妻子兒女返回大陸,定居於上海。此時鄧驥決心脫離政治,歡度晚年,因此沒有將介紹信交於上海市政府。肅反運動開始後,他成了階下囚,扣以歷史反革命罪名送至安徽勞改農場監督改造。
1952 年,經過內查外調,終於查清了鄧驥回國的實情,給以平反,將其釋放,至南京與家人團聚,並被安置在街道一個小工廠內當工人。
1966 年,文革開始後,鄧驥下放原籍臨川改造。
1976年,獲到平反,在江蘇省文史館當館員。
1980 年,又被選為南京玄武區政協駐會委員、區人大代表,並定為起義人士。
1986年,調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參事,享受副廳級待遇。
(圖片為石鼓營村,文字主要參考臨川文史第一輯湯錦文《被蔣介石大罵的鄧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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