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驥，原名鄧智康，生於1910年，江西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上頓渡鎮石鼓營村）人。其家族在當時臨川頗有聲望，父親鄧楠浦主要從事米行經營，併入股朱仙舫創辦的新中紗廠。由於鄧楠浦熱衷於實業救國，希望鄧智康日後能有所成，如駿馬日行千里，成為家族事業的接班人，故將鄧智康更名為鄧驥。
鄧驥故里石鼓營村
鄧驥自幼聰穎敏而好學，1931年高中畢業考取上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由於受其伯父時任湖南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前清舉人鄧廷桂影響，一年之後轉入北京朝陽大學法學院法律系攻讀法律專業。北京朝陽大學，是民國司法部1917年公布承認的第一批私立大學之一，在北京具有極高的威望和聲譽。
1935年，鄧驥以優異成績從北京朝陽大學畢業，被薦於晉軍著名將領，時任河北省主席的商震麾下任秘書，頗受商震器重。之後，商震調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鄧驥未能隨其調動，仍留在河北省政府，先後改任宋哲元、馮治安秘書。
1937年6月27日，鄧驥辭去河北省政府秘書職務，返回上海待職。
在國民黨軍隊中，最注重親誼關係，蔣介石重視黃埔生，陳誠重視土木系(十一軍及十八師的簡稱)，各軍閥則重視鄉土親情。1938 年鷹潭人桂永清升任戰時幹部訓練團教育長，亦是招攬德才兼備的鄉友至麾下，任命鄧驥為中校教官。在鄧驥剛到任不久，桂永清又升任首都南京警備司令。
鄧驥故里石鼓村的書院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啟用得意門生、軍政幹才周復為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為開展山東和蘇北一帶的敵後抗日鬥爭，1939年蔣介石下令成立蘇魯戰區，調東北軍戰將于學忠為蘇魯戰區司令。因於學忠為張學良舊部，而且蔣介石對「西安事變」一直耿耿於懷，因此對於學忠心存戒備，故蔣介石從第一戰區將周復調任蘇魯戰區政治部中將主任，兼戰區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書記長、幹部訓練團教育委員和山東省政府委員等數職，集黨政軍職於一身，名為于學忠助手，實為戰區監軍。
周復亦是江西臨川人，畢業於黃埔三期，在國民黨中有儒將之稱，其獨處東北軍之中，雖有才華，但孤掌難鳴，急需心腹，因此動員江西同鄉到蘇魯戰區工作，為其羽翼。出於愛國之心，鄧驥毅然放棄中校教官之職，應邀與周復之弟周協力同赴前線，於1939年秋被周復任命為蘇魯戰區戰地黨政委員會上校科長，專門負責協調東北軍將領之關係。
鄧驥故里石鼓營村的老井、旗杆石
于學忠亦派出郭維城來協調江西政治派、黃埔派的關係。郭維城乃上海復旦大學的畢業生，原為張學良秘書，是中共地下黨員。為統一抗日，他也期望雙方合作，並以同學關係（鄧驥在復旦大學讀過一年書）與鄧驥聯絡感情，同時也利用鄧驥的關係來掩護他的特殊身份，經過兩人的努力消除了蘇魯戰區軍政首腦間的隔閡。周復、于學忠兩人雖然派系不同，但出於民族大業，他們雙方都積極努力，加強合作，為抗擊共同的仇敵日寇，攜手禦侮。
1943年2月20日，日偽軍掃蕩蘇魯戰區，將周復困於城項山。周復率游擊第二縱隊及113師678團與敵激戰，直至彈盡糧絕。21日，周復率部突圍，與敵肉搏，當沖至城項山東北角半山腰張家溜村時，不幸中彈犧牲。蔣介石聞知愛將殉國的消息，特呈請國民黨政府明令褒獎，追贈為陸軍上將，准入忠烈祠。周復犧牲後，鄧驥接到前往陸大受訓的通知。當時陸路被日本嚴密封鎖，鄧驥請郭維城代為設法，郭維城向鄧驥提供了中共地下組織秘密通道。鄧驥在中共地下組織的掩護下順利到達四川重慶。
鄧驥故里石鼓營村
陸大結業後，鄧驥導師南昌人李中襄舉薦其為重慶新聞檢查處少將處長。鄧驥因受過中共地下黨的保護，對共產黨政策有了認識，他認為，在民族危亡之時，中國人應該團結才是，民族內部不團結，日寇就乘機滅我中華。因此，他在對新華日報的檢查網開一面，此事無意中激怒了蔣介石，被迫辭職。但鄧驥才華亦深得孔祥熙器重，又保舉他為行政院參議。不久，將鄧驥調至身邊，任財政部秘書。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孔祥熙又立即委任鄧驥為冀、魯、熱、察財政金融接收專員，但由於這些地區都控制在地方政權手中，鄧驥勢單力薄無力與其爭鋒，只好暗自引退，至天津工商學院（今為天津大學）經濟系任教授。之後，孔祥熙又急電調鄧驥任財政部嫩、黑、興區四省稅務局副局長，但其無心政治，拒辭不至。
1948年，江西省政府任命其為駐南京辦事處處長兼南京江西省銀行經理，並被臨川縣選為國大代表。鄧驥雖然仕途多險，但由於他學識淵博，善於交際，人緣好，總能化險為夷。是年，國民黨已到了窮途末路，國內形勢逆轉，解放軍連續贏得了中原、遼瀋、天津、淮海戰役的重大勝利，國民黨政權所余半壁的江山在風雨中飄播。蔣介石欲保全實力，於是急令將大陸銀行、工企，全部轉移台灣，妄圖依靠美國的海上力量，偏安海島。鄧驥奉命先於退島部隊遷移台灣，任江西駐台銀行行長。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龜縮於台灣，雖然暫時得到苟安，然而，海島地窄人眾，加之派系傾軋，鄧驥很難從中看到光明的前途。因而藉故攜家眷渡海至香港隱居下來。
鄧驥故里石鼓營村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為組建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派章士釗先生為代表，至香港聯絡民主人士回歸大陸，參加聯合政府。章士釗是湖南善化人，是民主革命的老前輩，1917年曾任過北大教授。李宗仁委其為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隨張治中團長赴北平與中共談判。談判破裂後，順應形勢留在大陸，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釗至港，其親友、部下、學生紛紛前來拜望，鄧驥曾在北大讀過一年書，也以學生身份探望老師。經章士釗介紹，鄧驥參加了香港民主人士座談會，並決心與國民黨一刀兩斷 ，擁護共產黨領導，公開登報脫離國民黨，並將手中控制的江西銀行在海外的存款，全部上交國庫，這筆巨款對早期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1年，鄧驥懷揣香港中共組織開據的介紹信，攜妻子兒女返回大陸，定居於上海。此時鄧驥決心脫離政治，歡度晚年，因此沒有將介紹信交於上海市政府。肅反運動開始後，他成了階下囚，扣以歷史反革命罪名送至安徽勞改農場監督改造。
1952 年，經過內查外調，終於查清了鄧驥回國的實情，給以平反，將其釋放，至南京與家人團聚，並被安置在街道一個小工廠內當工人。
1966 年，文革開始後，鄧驥下放原籍臨川改造。
1976年，獲到平反，在江蘇省文史館當館員。
1980 年，又被選為南京玄武區政協駐會委員、區人大代表，並定為起義人士。
1986年，調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參事，享受副廳級待遇。
（圖片為石鼓營村，文字主要參考臨川文史第一輯湯錦文《被蔣介石大罵的鄧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