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敬業精神在故鄉有口皆碑。記得有一年我和妻子回家探親，由於當時從合肥到老家車少人多，好不容易來一輛，只眨眼工夫就被蜂擁而至的人擠得水泄不通。
眼看夜色漸濃，正擔心最後一班車未必能擠得上時，一輛卡車突然停在我們面前，司機伸出頭問：「你倆是到新倉的吧？上我的車。」上車後才發現司機根本不認識，不禁為柳暗花明的意外驚喜而納悶。
司機見了，豪爽大笑：「你父親是袁主任，教過我們，這該明白了吧！」我恍然大悟。
後來的一路上，司機都在告訴我，父親如何地敬業，怎樣地調教淘氣學生，言語裡充滿了敬佩和感嘆。
父親１９４９年就走上教育崗位。當時，高中文化程度的他在故鄉屬風毛麟角，完全可以找到一個比教師職業更體面的工作，鎮政府也竭力推薦他到北京某高校繼續深造。
無奈我的奶奶十分地反對，說父親讀了這麼多年的書，也該為家裡分點憂了。父親是長子，他底下還有８個弟妹尚未成人，面對日趨沉重的家庭生活負擔，向來孝順的父親二話沒說就留在家鄉參與組建小學。
多年後的某天，在我的弟妹就業無著的艱難日子裡，苦惱的父親喝了幾盅酒，不無後悔地對我說：「如果當初我不聽你奶奶的勸阻，執意去上大學，如今你們就有可能不必為就業發愁了。
那時，教師，地位卑微啊。
小學組建之初到後來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從起始十幾個學生到八十年代末的每年要畢業五個班，父親功不可沒。辦學之初困難重重，沒有教材就自己刻蠟紙印刷，沒有教室就擠進舊祠堂，沒有曾課桌椅就用土坯壘……而做這一切，連同我父親只有兩個教師。爹起早貪黑，廢寢忘食，苦不堪言，一年干到頭，收入卻是區區幾斗糙米。即使如此，父親依然全身心投入，嘔心嚦血地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學生，學校成為全縣「紅旗小學」。
可是，為教育事業無怨無悔付出的父親，在那個特殊年代中卻吃盡了苦頭。我清楚地記得父親被揪斗的情景，一塊重達十多斤的鋼板掛在父親的脖子上，低頭、游斗、批判……每當想起一米八個頭的父親蝦米般躬著腰低頭認罪」的情景，我心裡便湧出陣陣酸楚與苦澀。
而做這一切的，正是父親所教的學生們。
記得在一個月光皎潔的初夏夜晚，１２８歲的我默默地坐在始終沉默的父親身邊，見他像一尊泥塑像般地
低著頭一動不動，我害怕地連喊他幾聲，父親抬起頭，我看到他滿面淚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
或許是難以癒合的心靈創傷，或許是對教師職業了無信心。７０年代末，當我也面臨著職業的抉擇時，他老人家是那麼旗幟鮮明地反對我繼承他的工作。
那是１９７７年教育制度改革後的第一次高考，已下鄉４年的我原本對能否考上高校心裡一點沒底，但在父母的督促下，在爭取擺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重勞動的動機作用下，我還是決心盡力拚它一把。報考志願時，我看著報紙上密密麻麻的校名不知究竟填報哪所學校才好。
父親走過來，用他那黑杆老式金星鋼筆一口氣划去所有的師範學校，不容置疑地說：「除此之外，你可以隨便報考任何學校。」
雖然２０多年的時間過去了，但父親當時說這話時的堅決表情，仍然歷歷在目。可見父親當時對自己的職業是多麼地失望。
父親１９９６年病逝。此時，妹妹已經在教師的崗位上工作了５年，他老人家親眼目睹了教師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在日益提高，與畢業後分配到企業已經近２０年的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父親對這一切心知肚明。病榻上他曾由衷地感慨：現在的教師真正是翻身了。
不知父親說這話時，是不是在為我後悔？
（作者：安徽/袁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