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電影應該擁有姓名
原創： 北方公園編輯部 北方公園NorthPark 5天前
作者：雅婷、阿鍾
不久前在西寧舉辦的 FIRST 電影節上，姚晨帶著《送我上青雲》參加並展映，這部影片成為了整個電影節的熱門，排隊買票的觀眾成一長列貫穿整個通道，最後進場的人們擠滿了影廳，從座椅到台階全部坐滿，但依然有部分觀眾無法入場。
電影在 FIRST 獲得了一致好評，但在映後的座談會上看完電影的王傳君提了個建議，大意就是說這部「電影里談性的時候還是有點重了，能不能更輕巧一些。」
關注電影的人們或許都能達成一致，關於「王傳君是個好演員」這一點，但在導演騰叢叢和監製姚晨致力打造的「女性電影」上，他可能沒法感同身受，更無法理解為什麼在這部電影里談性會成為一件重要的事。
選擇談性其實是創作者的一種抗議，《送我上青雲》更重要的意義是告訴所有人這是一部女性電影，一部呈現在大熒幕上的女性電影。
從七十年代到現在，我們的大熒幕上出現過不少女導演的作品，也有不少關於女性的作品，但始終沒有哪個時段像現在一樣能夠毫無保留地提供專注女性、關懷女性的作品。
從被忽略、被包裝再到被關注、被呈現，《送我上青雲》的出現，是一群女性創作者的有聲抗議。
戴錦華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映於1987年的《人·鬼·情》是中國的第一部女性電影。這部電影由中國第四代導演黃蜀芹執導，故事情節和《霸王別姬》有些許相似。
女主角秋雲受父親限制選擇成為專唱生角的演員，後因技藝非凡一路高歌至省劇團，作為劇團台柱的她卻愛慕著自己的老師，但因老師在鄉下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再加至文革的時代背景，這段戀情最終以老師被迫離開劇團的結局不了了之。文革結束後，秋雲再扮生角唱《鍾馗嫁妹》，戲裡鍾馗會為了幫鍾妹的婚姻做主從陰間返陽，以此成全鍾妹的幸福。
在今天看來，秋雲戲裡戲外的經歷無疑是一種互文，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在這部電影里的功能都更接近於一種象徵，女性可以憑藉扮演男性角色來得到外在目光的價值肯定，卻依舊無法主導甚至逃脫某種被規定好的路徑。
戴錦華在《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評價這部作品，「它是關於表達的，也是關於沉默的；它關乎於一個真實女人的故事與命運，也是對女性——尤其是現代女性歷史命運的一個象喻。」
黃蜀芹自己則會在解釋這部電影時說，「我覺得我起步的時候沒有自覺的女性意識，沒要把它拍成一部女性電影，我覺得沒有這個想法。……面對輿論界呢，我從來沒說過這是女性電影。」
（黃蜀芹）
她認為自己想拍攝這部電影的出發點只是因為受到了河北梆子女武生裴艷玲藝術人生的啟發，而比起女性電影這樣的身份特徵，她也更希望大家關注作品對封建文化和國民思想劣根性的批判。
狹義的女性電影定義只指那些由女性創作，以女性為主要表現對象的電影。而廣義的女性電影定義則認為，只要影片是以女性為主角，反映女性的生活經歷和情感世界的都可以定義成女性電影。
對於80年代以前的中國電影來說，要找出狹義定義條件的作品，可以說是非常奢侈。女導演是有的，女導演拍的女性電影也是有的。只是在特殊時期和電影工業發展剛起步的歷史背景下，作為更具政治宣傳功能性質的電影，作品裡出現的女性也更容易成為宏大敘事中的一個背景。
在這樣的背景下尋找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可以以文革十七歷史中唯一一個女導演王苹的《永不消逝的電波》和《霓虹燈下的哨兵》，以及謝晉導演的《紅色娘子軍》為例，當時能從熒幕上留下的女性形象幾乎能用一句話說完，「能頂半邊天」的女性革命者和受苦受難的底層母親。
（王苹）
戴錦華所說的象喻，是要靠時間來佐證的。站在某個由歷史構成的距離外，再抬頭時就會看到熟悉的面孔，但乏善可陳。
1987 年還有一位女導演的處女作橫空出世了。當時為了迎合國內市場化大潮，各大電影製片廠都開始組織拍攝商業片，在那個好萊塢的商業電影被文藝創作者們紛紛「唾棄」的年代，拍這樣的片子對導演們來說不啻於一個「噩耗」。
這個「噩耗」最終落到了李少紅頭上，作為北京電影製片廠為數不多的年輕導演，李少紅被趕鴨子上架，以至於她後來回憶說自己「最後還是掉著眼淚去拍的」。
儘管不情願，李少紅還是為自己的職業生涯起了一個高亮的開端，《銀蛇謀殺案》在商業上最終成為了當年最賣座的電影之一，在藝術成就上也是如今提起來依然繞不開的國內 cult 片經典。
驚悚、血腥、暴力、裸露，當年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怎麼也想不到這是一位女導演的作品，《銀蛇謀殺案》之後，李少紅把馬爾克斯《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改編成了農村兇殺案《血色清晨》，同樣引起了巨大轟動。
憑藉「遮蔽自己性別特徵」以及對此類作品強有力的把控，李少紅成為了第五代導演中的佼佼者，她在這兩部作品中更多展現出的是男性特質。
與此同時與她同期的導演們紛紛登上舞台，伴隨著第五代導演主體性強、風格特徵鮮明的創作特點，觀眾們記下了《大紅燈籠高高掛》和《菊豆》這樣的典型女性形象，但也難以否認作品創作者多為男性的事實。
95 年，李少紅把蘇童的小說《紅粉》改編為電影，一舉拿下柏林電影節銀熊獎。影片以兩位女性作為主角，但跟同時期的其他作品一樣，女性形象雖然更富有生命力了，但同時也作為一個「被看」的形象被推上了前端，更多聲音指出其中還含有男性慾望的投射。
從類型片中的女性角色到文藝、劇情片中引導電影走向的主線，比起上一代導演主動或被動在自己的作品中選擇性忽略女性的做法，正迎來政策鬆動和商業化浪潮的第五代導演則把女性角色作為承載文化反思和時代批判的載體。
來到新世紀後，湧現出更多的創作者嘗試塑造出「新」的具有當下時代氣質的女性形象，但這種時代氣質最終卻被框在了「都市、浪漫、愛情」的框架里。
李少紅的《戀愛中的寶貝》或可看作是同時代女性電影中的典型代表，再檢索其他能獲得廣泛關注的女性電影形象，徐靜蕾導演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和寧瀛導演的《無窮動》，就能發現其中出現的同質特點：繁華都市背景下的戀人、情人和家人。
緊接著這一節奏出現的第六代導演，說起女性形象也有了觀眾無法忽視《青紅》、《紅顏》和《孔雀》這樣的作品。女性電影和形象都在變多，步子似乎也比以前要邁得更大了一些。最為直接的感受是，她們變得更複雜了，處境似乎也更具體了。
到了這幾年，「寫自己所想、所感」似乎已經成了部分女性導演的一種共識，而這些感觸往往與女性細膩敏感的特質及天然會關注的議題緊密相連，由這種共識構成的作品充實了大熒幕上的女性角色。
一方面這些作品在題材上會選擇聚焦特定議題，在國際電影節和國內都引發相當關注的《嘉年華》，起因就在於導演文晏被新聞報道中頻發的女童性侵案件觸動，進而從關注女性擴大為為整個未成年群體的安全成長發聲。
在電影里放入了跟《嘉年華》相似議題、但與導演個人成長經歷更貼合的作品《黑處有什麼》就緣於導演王一淳的一段自我和解。《黑處有什麼》的劇本歷時 12 年，從最初的小女孩早戀、與父親的關係到導演本人結婚生子後故事重心的幾經轉變，《黑處有什麼》最終呈現了「中式父女關係」這一極為普遍又鮮少有人討論的話題。
這種以個人經歷、對某些女性議題的思考主導的電影是大部分女導演的首選，《我心雀躍》、《女導演》、《柔情史》，包括已經拍出《春夢》、《春潮》，計劃做「女性三部曲」的導演楊荔鈉都主動選擇這一方式。
不帶獵奇平穩敘述「青春動盪中少女心事」的《我心雀躍》帶點自傳性質，故事靈感就來自於導演劉紫微的暗戀故事和一個夢，至於導演楊明明的《女導演》和《柔情史》就更能代表這種「個人化創作」，
「相對私人的故事和普世情感的連接已經成為我個人的時尚，我對這件事具備天賦。對自己要做的事情遊刃有餘，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對我的吸引。」
不管從創作者的性別、立場、影片關注的群體、核心內容來看，這些作品無一例外都是女性電影，但是在《送我上青雲》帶頭挑明這一點之前，觀眾很少會從這一角度注意到這些電影。
推動騰叢叢寫出《送我上青雲》的原因跟以上這些導演的創作靈感無異，楊荔鈉給自己的電影《春潮》寫的一封信里能夠概括處在這個階段的女性創作者的所思所想：
「在我們的教育中學校和母親不會告訴你女人和男人有多不同，是人到中年才覺知自己女性身份所處位置，開始思考除了半邊天，男女平等宏觀概念以外的根源探究，可以說是生活讓我成為女性主義關懷者，我願意用電影這台內存有限的時光機多介紹些我熟悉的女性角色，以她們的視角觀照周遭，她們的美與哀愁，隱忍擔當書寫在每個家庭過去與未來的生活史中......」
只是比起劉紫微、楊明明、楊荔鈉等人，騰叢叢的《送我上青雲》出現的時機賦予其突出重圍的優勢，其中主要就是姚晨的助力和鋪天蓋地的「女性電影」宣傳攻勢。
（滕叢叢）
從 ayawawa 這種用「女性性別優勢」做文章吸引大批追隨者的偽女性主義到戴錦華、李銀河這樣的學者逐漸獲得大範圍關注，再到從去年開始的 METOO 運動引發的聲浪，這幾年我們能聽到越來越多女性發出聲音，也發現更多女性議題受到了關注。
正是這些聲音給了創作者勇氣，讓女性角色能在大熒幕上坦然面對自己的慾望，也能有類似「我想和你做愛」這樣直白的表達。
這種變化無疑是讓人欣喜的。大眾對女性議題的關注、創作者對女性生存狀況的還原......女性導演的作品不僅產量變多，在創作上也放下顧忌，對女性更為關懷，而這種關懷既不投機取巧，也不單一，她們希望達到的，借用導演騰叢叢的描述，
「我最大的願望，是想讓那些真實而鮮活的女性角色不要再缺席中國電影，不再被標籤化物化。真實的、聰慧的、不成功的、依然努力渴望著被認可和尊重的女人，也配在電影類型中擁有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