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與「新」—— 巴曙松談巴塞爾協議Ⅲ的演變、挑戰與實施趨勢|師友沙龍看點回顧

2022-06-14     清華五道口金融EMBA

原標題:「舊」與「新」—— 巴曙松談巴塞爾協議Ⅲ的演變、挑戰與實施趨勢|師友沙龍看點回顧

巴塞爾資本協議作為全球銀行業監管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標準,其變革始終代表著不同市場條件下的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和改革方向。從2010年巴塞爾Ⅲ首份文本在G20峰會被正式認可,到2017年巴塞爾Ⅲ最終修訂完成,國際銀行監管框架已經形成一套十分複雜的規則體系,巴塞爾協議的改革重點也處於不斷拓展和變化之中。

6月11日晚,清華五道口金融EMBA「師友沙龍」《巴塞爾協議Ⅲ的演變、挑戰與實施趨勢》專題講座在線上舉行,北京大學滙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金融學教授,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兼職導師,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巴曙松為金融EMBA、金融CEO和金融EMBA「一帶一路」(BRI EMBA)項目的校友們作閉門分享,探討具備完整框架的巴塞爾Ⅲ的形成脈絡及未來發展方向,並就近年來備受業界關注的新金融業態下巴塞爾協議適用性及疫情後巴塞爾III的實施提出若干思考和建議。清華五道口金融EMBA教育中心主任李衛鋒主持活動。

從金融危機看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演進

《巴塞爾協議I》——創立統一的國際標準

19世紀70年代,銀行業國際化程度逐漸加深,但當時國際性的銀行監管還十分薄弱。 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很多商業銀行大量進行風險經營,出現了風險資產遠遠高於其資本的局面。1974年,隨著兩家大型國際性銀行——赫斯塔特銀行(Herstatt Bank)和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相繼倒閉,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成立,並在此後頒布了一系列監管協議。

1982年,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爆發了債務危機,使得美國銀行業損失較大,美國各大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大幅增加。 拉美債務危機過後,十國集團(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比利時、義大利、荷蘭、加拿大和瑞典)達成 《巴塞爾協議I》,開創了基於風險的資本監管先河, 建立了統一的國際標準

《巴塞爾協議I》的評價

  • 雖然建立了統一的國際標準,但仍需差異化實施;
  • 引發了資本監管有效性的大討論;
  • 以風險為導向的監管,但同時帶來了監管套利。

《巴塞爾協議Ⅱ》——三大支柱深化全面風險監管理念

隨著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銀行業的發展,大型國際金融集團成為金融市場的主導力量,金融產品及金融結構急劇複雜化,全球金融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 因此《巴塞爾協議I》的約束逐漸不能滿足金融監管的需求。

1995年巴林銀行倒閉事件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巴塞爾委員會把修訂新的全球資本監管協議提上議程。2004年, 《巴塞爾協議Ⅱ》正式出台,新協議建立了資本監管三大支柱體系,對銀行的制度、設備、數據和人才等各個方面都提出了嚴格要求,進一步深化了全面風險監管的理念。

第一支柱:資本充足率

  • 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維持8%
  • 操作風險納入資本充足率的計算
  • 提出內部評級法

第二支柱:外部監管

  • 引入外部監管以減少銀行利用信息不對稱而出現的違規行為
  • 要求各國監管當局靈活監管

第三支柱:市場約束率

  • 引入市場約束以使銀行合理分配資金、有效控制風險
  • 全面信息披露理念

《巴塞爾協議Ⅱ》的評價

  • 從信用風險監管轉向全面風險監管,但未能解決監管框架的順周期性問題、缺乏複雜風險的有效應對措施;
  • 鼓勵金融機構使用內部模型來完善風險度量與管理,實現金融機構自我約束與監管約束的平衡,但銀行激勵約束機制的有效性有待商榷;
  • 國家之間的經濟條件和發展程度不同,規模不同的銀行以及金融集團在資本監管方面的難易程度也不同,資本監管中仍存在大量套利行為。

《巴塞爾協議Ⅲ》——建立多層次監管框架

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雷曼銀行宣布破產, 隨之而來的金融危機迅速席捲全球,打亂了各國對於《巴塞爾協議Ⅱ》的實施步伐,同時引發了理論界對金融監督有效性的質疑和反思。隨後,監管當局開始重視《巴塞爾協議Ⅱ》的不足,出台更有效的新監管法規的呼聲越來越高。

2010年9月, 巴塞爾委員會通過了《巴塞爾協議Ⅲ》,新協議沿用了「三大支柱」框架,同時對原有監管要求進行了優化和完善,並新增了必要的監管內容。

第一支柱:資本要求的提高和模型的改進

  • 引入槓桿率監管指標
  • 提高監管資本要求
  • 改進風險衡量模型
  • 設置資本底線

第二支柱:監管水平和範圍的提高及

激勵機制的完善

  • 加入宏觀審慎監管
  • 改進微觀審慎監管

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要求的完善

  • 信息披露框架的三個階段審查
  • 增加信息披露的新要求

《巴塞爾協議Ⅲ》的評價

  • 提高了資本充足率,引入槓桿率和新的流動性指標,資本質量更高;
  • 加入宏觀審慎監管,改善順周期問題和重要性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道德風險問題

《巴塞爾協議Ⅲ》的爭議

爭議一:有效性有待檢驗

新協議監管指標大幅增加可能會引起令人意想不到的後果,以歐美政府債券回購市場為例,針對該市場出現了流動性、交易量下降的情況,許多學者分析認為,這是由於《巴塞爾協議Ⅲ》增加的槓桿率監管指標所引起的後果。

爭議二:前瞻型反應機制仍需探索

滿足資本監管要求並不一定表明銀行足以抗擊未來的金融危機。對於銀行業而言,下一次危機潛伏在何處,新協議無法預見。

爭議三:實施的一致性受到詬病

巴塞爾委員會陸續對各個成員開展一致性評估,結果累計確定了1200多個偏離《巴塞爾協議Ⅲ》的偏差,因此對於新協議的實施進展和實施內容,各國存在巨大差異。

爭議四:最終方案的落地面臨考驗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得實體經濟受到衝擊,不少銀行業的穩健經營也因此難以維持。同時,逆全球化思潮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全球化規則和標準。巴塞爾委員會於2020年4月對最終方案的實施也做出了調整。

講座尾聲,巴曙松老師談到,中國銀行業正處於利率市場化的深化階段和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經濟環境中。在這一背景下,跟蹤《巴塞爾協議Ⅲ》的政策制定和實施進展已不僅是一個理論課題,更是關乎中國銀行業乃至金融業未來發展的重要現實課題。在最後的「問答環節」,巴曙松老師就校友們關心的熱點問題進行解答。

圖為:本期師友沙龍嘉賓巴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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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Z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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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mo/7d9baacf16dd8b952a4c4c3c21bbfad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