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對於人性的看法，在《論語》一書中已有呈現。不過，我們若非抽絲剝繭地探尋其中關於人性的意向與軌跡，那麼將無法輕易察覺。可見這時期對人性的看法只停留在萌芽階段，難怪連孔子的高足子貢都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戰國時代，針對人性的看法與論述卻有顯著的發展。這就顯現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題，即人的本質成為思維的對象，思想家們也依此為本來構建其龐大的理論體系，所以到了戰國，尤其戰國中、後期，各種的人性論如雨後春筍般地興盛起來。
孔子雕像
法家的人性觀點，成為戰國變法的基礎和君王施政的方針
對人性的看法，正是戰國時期極重要的基本理論，因為這對於如何使一個國家步入良好的政治運作中，包括君王如何治理人臣百姓，或是人臣在政治體制內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都有極大的影響力，所以許多君王或多或少都會加以斟酌、應用。
法家的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諸人的人性觀點，也成為戰國以來變法的基礎和君王施政的方針。生活在戰國即將結束之際的韓非，更對以上論點與諸子學說有所了解，並且加以陶鑄成自己的心得，以因當時紛亂多變的形勢，從而建立一個君明臣忠的富強國家。
韓非畫像
韓非說：「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凡是人，都具有好利惡害的本性，而且很明顯，好利惡害、安利去害是人情所不能免的，這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這一觀點亦可以在商鞅和荀子的理論中找到蛛絲馬跡。
如荀子所言「凡人有所一同」，他肯定衣食等基本需求，和好逸惡勞的本能，是一個人不用學習就擁有的，即使如大禹之聖或是夏桀之惡，皆不能避免的具有這種內在的性情；商鞅也說：「人情而有好惡。」
由此可見，他們都認同這種好利惡害之心是生來就有的，所以對於處理事情上都會隨時衡量利害、考慮如何去做才最有利。
荀子雕像
如此說來，韓非認為人性好利惡害是有所承襲的。他既然以此為立論的主軸，那麼「忠誠」這種道德自律，可否就依歸於利害的抉擇？
人臣的效命，包括「身」和「心」兩部分
《韓非子》云：「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
事實上，人臣與君王的關係如同在市場上進行一場買賣。兩者之間，一方提供高官厚祿；一方以個人的全部力量甚至生命來進行交易。如果雙方條件談得攏，那君王自然該給出豐厚的條件，來購買人臣的效命。
戰國時代各國相繼的實施變法，政治的架構也逐漸由宗族的分封轉為郡縣制。相對的，君王對土地與人臣的掌控也更為直接有效，因此有血緣關係的貴族，自然慢慢在這場變法中失去皇親貴族的優勢，進而被淘汰。
遊走於平民階層的士人（當然也包括貴族）要靠著自己堅實的能力，重新與君王進行某種利益上的謀合，當雙方能達成共識時，也就是臣子該為自己的抉擇，而向君王盡死效力的時候。
韓非畫像
君民關係如同「田民通過買賣得到土地」一樣，是交換原則支配的。所以法家才會認為，如果人臣選擇好了想要跟從的君王，那就應當「臣得盡其力」、「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
這裡的「盡力」、「竭智」，表面上看，屬於臣子在契約下應該對君王盡的義務，也就是基於雙方互利的原則下臣子應付諸的實踐；事實上，這種「忠誠」的概念已超越了利益獲取，而由行動上的效勞、利益的交換，轉而進入到個人道德自覺的體認。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爵祿對君王來說，乃是身外之物，要多少有多少；然而，生命對人臣來說只有一次，更甚者人臣一家人的性命也許都下在這場賭注中，這場交易若稍有不慎，最大的輸家往往是人臣，這就是所謂的「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且結局往往落到「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的下場。
商鞅劇照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臣如果還能真心「以忠事上」，那麼這個「忠」，便早已凌駕於利益之上，而成為發自內心的道德自覺了。
法家的「忠誠」，只是純粹的利益結合而無道德可言嗎？
事實上，當絕大部分的人臣與君王已無血緣關係，宗族觀念漸漸不存於貴族間；那麼傳統由「孝」衍生出來的忠於宗族、忠於大宗、忠於君王的臍帶關係，就已不復存在。那麼，一個臣子願意因為市場般的交易，為君王和僱傭關係犧牲生命，已不是利所能涵蓋的了。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法家「忠誠」的基礎點確實是來自於人性好利的觀點上，甚至可能因為利益的不同，或是無利可圖，而斷了「忠誠」的架構，如韓非所言：「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
韓非劇照
既然人皆有好利之心，而且此利都是自為的私利、不是公利，那麼「利」的重要性自然影響著「忠」。
表面上看兩者格格不入，一個在外，一個在里；一個重實際，一個重道德。但是若加細究，不難察覺法家之立論，是以人性基本需求為最直接、最基本的考量的。法家以「利」完成「忠」的初級階段，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人臣獲得利後就該為君王盡忠，而人臣既然效忠君王就應獲得該有的利益，所以君臣兩方若能依照這種關係來相待，必能相樂、相得。
正如韓非所言：「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上上下下一起追逐各自的利益，不但不會危害國家，而且會提高人臣的積極性，給整個國家帶來活力。這種以「利益」為軸心來構建「忠誠」的理論，正是戰國時期法家的社會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