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對談：如何利用當地優勢，確定亞洲獨有的建築和城市化現象?

金剎迪

協理建築師

OMA Photography by Harold de Puymorin

蘇比妮

協理建築師

OMA Photography by Harold de Puymorin

拓元強

協理建築師

OMA Photography by Harold de Puymorin

黃喬侖

協理建築師

OMA Photography by Harold de Puymorin

02

關於混合用途建築與總部建築

金剎迪：在亞洲工作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有很多非正式的參與，客戶會使用各種溝通渠道與我們合作一同參與設計。

范杜恩：確實，與流程控制更嚴格的西方市場相比，在亞洲，你會發現自己會與團隊中不同層級的人士溝通聯繫，甚至會是CEO層級的。他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嘗試推動項目。如這個項目是他們的首個項目,　那麼領導這個項目的CEO會期望項目能創造一些新的東西。這使得這個過程更加不可預測，但總會產生一種超越現有的驅動力。

然而，在歐洲，你通常會和有幾十年經驗的人一起工作，他們往往更傾向於規避風險。例如，在德國，我們參與了一個項目，而對方是建築維護團隊，新建築中的燈泡如何更換自然是他們重點關注的問題，我們必須一步一步地告訴他們我們的整體設計願景，說服他們。這種工作方式在歐洲可謂是常見的 。

拓元強：同時，在中國，你還會與當地設計機構、項目經理、銷售和營銷團隊、分包顧問和工程師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角色關係並非是明確固定的，但這既有優點也有缺點。一方面，這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令人興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這對我們評估設計任務書以及判斷我們在總體大局中所承擔的角色責任帶來挑戰。

范杜恩：在西方項目上，我們往往擔任一個職責範圍更為廣泛的角色，參與項目全過程。這種較長的過程會帶來一種使命感。然而，在亞洲，或者更具體地說，在中國，我們經常在項目的早期階段被要求拿出我們的「東西」，結果卻看到項目被其他公司接去了。項目的實施在某程度被認為對於項目的最終結果不太重要。

拓元強：至少這表明他們一開始還是很欣賞那些總體概念的，儘管後期往往面臨失去控制的艱難處境。

范杜恩：那麼問題是如何避免項目變得浮於表面。例如，一個處於概念階段的項目，設計會考慮到環境、周圍建築物、該地區的歷史和城市文化，但設計也必須考慮用戶及其需求——這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但這只能在設計過程的後期階段完成。如果我們只參與概念階段，就很難將其考慮在內。

金剎迪：這就是我們工作中面對的現實，不僅僅是針對混合用途項目。

范杜恩：我經常問自己，這種試圖逐層徹底提煉概念的工作方式是否仍然適用於這個地區。將項目交給別人常常會讓我們感到不快，但我們應該意識到，其他公司找到了應對這樣的工作方式的辦法。歸根結底，這是關於如何平衡我們的期望與這裡的工作方式的問題。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更多地利用我們的直覺。

金剎迪：有時事情不會按照我們的方式發展，但這些情況可能是最有價值的學習經驗，因為需要我們去拆解流程，找到改進的方法。

范杜恩：一個項目將如何發展我們無法真正掌握，所以我們經常不得不大膽冒險地提出我們的理念，以達到各方對項目所期望實現的願景目標。

金剎迪：然而，我們必須區分建築競賽和直接委託。在競賽中，與客戶的溝通要少得多，但風險也更大，我們傾向於提出更大膽的理念。

范杜恩：在競賽中，你真的同時身兼數職。在中國，競賽是高度制度化的，所以我們追求一個我們完全支持的概念的同時，會努力保持合理的獲勝機會。

如果是直接委託的項目，我們會向客戶展示各種可能性。例如，我們做的九牧總部的項目，客戶最初想要一個簡單的「塔樓加裙樓」這樣的方案。原因是要有儘可能大的展示面面向主幹道。而我們的設計採用了細長的造型，這不僅滿足了他們的要求，還反映了公司的歷史和福建的傳統建築特色。

九牧創新中心 OMA

杭州光棱項目也是一個直接委託的項目，當時我們的想法是我們可以嘗試突破客戶提出的做三棟典型的單體建築的要求。未來科技城的願景是建立一個符合年輕科創人員特質並適合其居住的社區，而我們認為，一個室內外相通並具有社交空間的設計能更好地呼應這個願景。

杭州光棱的共用空間設計 OMA

金剎迪：同樣，對於另一個直接委託的騰訊北京總部項目，我們跳出設計任務書規限，與客戶探討了如何可以加強公司內的溝通交流。該項目占地面積大，在一個容納多達10000人的園區里很容易迷失。我們測試了各種設計方案，分離式建築、組合式建築或一整個巨大的單體。最終，我們設計了一個內部具有多種空間環境的大型建築，就像一個微型村莊。建築設計有小徑和主道，不同的區域隨著景觀延伸，直到屋頂。

北京騰訊總部大樓 OMA

范杜恩：我們在杭州光棱項目和深圳自貿時代中心項目也採用了微型城市這一概念，以此應對當前中國普遍通用的城市規劃模式未能創造一種都市生活場景的問題。

拓元強：深圳自貿時代中心是一個混合用途的開發項目，我們提出了一個三維立體的空間及快速流線的網絡，承納和連接三座建築的多樣化功能。這種方法是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出發的，旨在打造一個融匯連接各種設施的環路，就像一個村莊，不過是在垂直方向上的。

深圳自貿時代中心 OMA

金剎迪：我們也很高興看到這種多功能混合的模式在中國能行之有效。

03

關於公共建築

范杜恩：對於我們公司來說，在商業項目和公共項目之間取得平衡是很重要的，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建築師都渴望設計出惠及和服務於城市大眾的項目。

金剎迪：我會將公共建築定義為公眾和機構之間的「協商」，而我們的角色是為這個協商打造一個空間。

范杜恩：在公共項目上，我們常常從各個層面打造儘可能開放通達的建築設計。劇院類文化建築主要在晚上開放，博物館只白天開放。因此，讓人們能夠接觸、使用到這些建築內承載的內容是這類項目設計的主旨，這也是我們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TPAC）和西安體育場等項目中所做的。

公共建築通常是非常大型的建築，其本質隱藏在其體量內。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這個項目中，我們將建築的內部翻轉到外面，將被視為這座建築中最具「儀式感」的部分—觀眾座席，展示於外。通過將這個空間懸挑在相鄰道路上空，為訪客體驗與城市之間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繫，有效地使其成為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建築內的「儀式」成為城市「儀式」的一部分。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OMA Photography by Chris Stowers

金剎迪：對於體育場館來說，通常會有一系列乏味的安全檢查，觀眾必須經過這些檢查。在西安那個項目中，我們為觀眾進場、出場增加了一個儀式性的過程，以迎送人們的進出，就像西安的一些歷史建築（城門或鼓樓）過去甚至現今所發揮的作用。

范杜恩：這是一座可同時容納62000人的公共建築，位於中央商務區的中心。這很有趣，因為體育場通常位於城市的外圍，被認為只是基礎設施和後勤的一部分。而就西安這個項目而言，這座體育場有潛力成為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雖然其主要功能是一個足球場，但它也是一個「城市」體育場。即使在沒有比賽或活動的日子裡，它的儀式性入口也為這座城市增添一些特色。

兩個體育館概念：足球與城市 OMA

黃喬侖：前海國際金融交流中心（IFEC）位於前海海濱，也是優越的位置，一側俯瞰海濱公園，另一側面向新的中央商務區和交通樞紐。我認為我們贏得該項目的一個關鍵原因是，我們提出的方案留設了充足的公共空間，將用地的兩側銜接起來。此外，我們還考慮了如何讓該建築不僅限於持票證訪客入內，還可開放予普遍公眾享用。我們引入了一條公共路線，通往一系列小型城市公園， 最終在裙樓頂部形成一個觀景台。與其他公共項目一樣，我們做了一個既能實現預期功能，又能惠及公眾領域的設計。我們向政府介紹了這種方法，得到了肯定。

創造一個與周圍環境相呼應的體量 OMA

范杜恩：象徵價值是我們項目建築包含的另一要素。這就是這些項目的獨特之處，其他任何項目無法與之比較。對於台北表演藝術中心，我們將建築抬高，讓搬遷到其附近的士林夜市可以在其底下擴展。這是我們如何將城市的流行文化與高雅文化聯繫起來的一個模範。賦予該項目象徵價值的另一個元素是將三個劇場組合成一座建築的建築設計方式，形成一種「超級劇院」。秉持台北實驗性戲劇文化的精神，將觀眾席布置於多側，這為戲劇製作開闢了更大的可能性。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OMA

還有一些項目是，我們找出該城市或該地區的獨有特色，在設計中借鑑這種特色。足球前身—蹴鞠，據說是在唐代長安發明的。在我們為這座城市的新體育場創作的設計中，你可以發現足球歷史和城市的元素以現代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金剎迪：寶塔和鼓樓經過轉譯被融入，成為我們設計中的一部分。該方案超越了純粹的功能和美學選擇，講述了西安的故事、西安的足球以及西安的未來。

范杜恩：我認為這個體育場只有在那裡才有意義。在任何其他城市，設計都會大不相同。

黃喬侖：前海國際金融交流中心也是如此。當我們構思其敘事的時候，我們發現深圳前海位於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因此在競賽的後期，我們開始融入一系列類似船帆的曲面。我們把這座建築構想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為船隻引航的燈塔。

前海國際金融交流中心 OMA

公共項目需要面向不同的受眾。對於前海國際金融交流中心，我們首先必須說服專業評審團。就如時常遇到的情況那樣，他們更關心項目的使用性方面，如交通動線、功能布局和構成。當我們進入競賽的第二階段時，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敘事引起了包括高層決策者在內的各種非專業受眾的共鳴。這表明了公共建築中象徵價值的重要性。不過，同樣重要的是，不要以一個壓倒建築品質的陳詞濫調的理念開始著手設計。設計理念應該來自對背景和建築的研究，最終形成一個無縫的敘事。

范杜恩：這聽起來可能令人驚訝，但我認為中國公共建築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幾乎所有重大項目都是通過競賽啟動的。而這個級別的競賽，總是會有許多國際建築師加入，他們競相為城市打造地標或者標誌。公共建築甚至在設計之前就被稱為地標。那麼我們的疑問是，什麼是地標？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一直在猶豫是否要參加大型公共建築的設計競賽，因為像這樣的競賽往往不過是一個推廣某個地區的機會， 或者只是需要誇張的建築。有些大型博物館在尚未規劃展出內容的情況下就競賽招標。當然，讓文化在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國家計劃的一部分，但這需要時間來發展。

就這些競賽而言，我們的疑問是是否將會實施建設，如果是，我們是否參與這個實施過程，以及建築未來會是怎樣的。在我們決定參與一個項目之前，我們會想了解它的長期潛力。我們必須非常謹慎、有選擇性，並相信投資最終會得到很好的利用。

有一次，我們受邀做一個鄭州的項目，客戶想建一個12萬平方米的博物館，但我們發現這個項目背後沒有任何機構或藏品。這只是總體規劃中的一項要求，規劃要求打造一個文化設施，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進一步界定。在這種情況下，開發商不得不建造這座建築，即使他們沒有運營博物館的經驗。當我們向客戶表達我們的猶豫時，他們問我們對這個項目如何進行有什麼想法。

金剎迪：我們建議不要建造為一座單體建築，而是將其拆分，建立打造為一個更加多樣化的文化項目。我們的概念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文化循環，從生產到展示再到商業化。其中包括三個部分——生產、教育和交流。三者相互支持，這樣就不會只能依靠外部投資。當地環境和當地藝術家是這一循環的驅動力，這個文化區最終將成為當地當代文化的中心。

范杜恩：該項目還兼顧了不同類型的文化，從街頭文化到高雅文化。例如，該項目的使用受眾不僅僅是博物館訪客，也包括，比如說，街頭藝術創作人等，將大眾聚集在一起。文化區內晚上有演出，人們可以在外面用餐，享受這個新文化區的生機活力。我們發現這比製作一個巨大的標誌建築有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