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傳丨這個他生活的世界並未給完美留下任何位置

就在這終極的時刻

生命變得值得過活

經驗的海域幽深廣袤

咄咄逼人，浪急風高

卻又此刻忽至寂寥

無論你對此作何感喟

這靜謐都令我深深敬畏

除此之外，別無所有 [2]

[1] The timeless，艾略特《四個四重奏》里的關鍵概念，又作「無時間」。——譯註

[2] 這裡與本章的一些其他譯文儘量保留了原文較工整的韻腳，以與艾略特後來的更成熟的詩風作出區分。——譯註

二十一歲上的艾略特經歷過一次在他看來許多人一生里都會經歷一兩次的、難以言傳的體驗。「你可以管它叫通靈，也可以叫它心靈短暫的澄明」，他在別處這樣說。艾略特在鬧市中體驗的寧靜類似愛默生在波士頓公地「樂而生懼」的感受。對一些人來說，這樣的時刻屬於正統宗教生活的一部分，而對於其他人，比如愛默生，這樣的時刻就是終極的、自足的，心懷感激地接受。至於艾略特，這樣的記憶將一直留存在他此後的歲月里，不斷撩動他、提醒他還有一種他不能把握的體驗。

這寂靜降臨於一顆有所準備的心靈——他已在「等待」這一時刻的降臨——而艾略特的筆記本記錄了他在麻省劍橋的本科歲月里這段準備的過程。在母親的影響下，艾略特熟讀了賦予個人心靈之光以權威的愛默生。在新英格蘭度過的這段心智日漸成熟的時間裡，與愛默生的影響相輔相成的，還有艾略特獨處的習慣，對十九世紀法國詩人那疏離而陌異的聲音的發現，以及他對家族守則、哈佛的各種俗套與波士頓風氣逐漸滋生的懷疑。青年艾略特身處的波士頓早已不是清教道德統治下的「老波士頓」，而是一個走下坡路的社會。艾略特為世紀之交的波士頓惋惜不已——在這個時候，就算他去波士頓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大概一樣會為這些地方惋惜——然而，波士頓的斯文，尚智，對文化、閱歷和歐洲的渴望也並非沒有影響他。

很少有人能在自身時代的圖景尚不完整且十分隱蔽時就對它有所感知，艾略特做到了。他在波士頓的上流社會與貧民區中間翻揀著對他的時代和地方的了解，並在早期作品裡加以呈現——《普魯弗洛克》《序曲》，甚至《荒原》。艾略特反抗著情感的怠惰，道德的朽壞，在《荒原》中將一戰後的英格蘭當作它們藏污納垢之地，但這些罪惡卻源起自艾略特少年時代那個世紀初的美國。

艾略特的同代人，批評家約翰·傑伊·查普曼 （John Jay Chapman）曾指出，艾略特與之抗爭的朽壞實質是美國無孔不入的商業思維。這種思維對真理、愛與宗教無動於衷——而這些恰是艾略特所竭力挽回的。「我為我們失去了的舊式教養而惋惜，」查普曼說，「但我也知道，這類舊式教養從來就不大對頭。美國人從沒發自內心地活過。」這樣的看法並不新鮮。霍桑、馬克·吐溫和亨利·詹姆斯一定也曾為同樣的問題所困。內戰之後，美國東部的上流社會淹沒在無所適從之中，這也是艾略特接觸這類情緒的開始。他的階級不再占據道德的高位，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不屑費心思考、想得越少幹勁越足的人。《波士頓人》 （The Bostonians，1886）呈現的就是有教養階級的去道德化：「這是一個神經質的、躁狂的、嘈雜的、偽善的時代，一個被高談闊論、虛假的精緻、言過其實的擔憂和嬌氣的感傷充塞的時代，我們稍不留神就將被平庸主宰，那最軟弱、最沉悶、最浮誇的就將大行其道。」艾略特對這樣的沉悶深有體會，也深為他自身階級的惰性所擾。

將艾略特引入波士頓上流社會的是他的叔伯克里斯多福·羅茲·艾略特 （Christopher Rhodes Eliot），一名傑出的一位論教牧師 [3] ，也是艾略特家族中一直留在城裡、積極參與城市事務的一支。他與查爾斯·威廉·艾略特 （Charles William Eliot）是近親，後者是一位威嚴的化學家，時任哈佛大學的校長，是波士頓市長、國會議員薩繆爾·阿特金斯·艾略特 （Samuel Atkins Eliot）之子。薩繆爾·阿特金斯·艾略特通過姻親關係接觸了波士頓上流社會的核心圈子——他的一位姐姐嫁給了這個圈子的核心人物安德魯斯·諾頓 （Andrews Norton），一位妹妹嫁給了在1817到1835年間擔任哈佛大學教授、併兼任出版商的喬治·蒂克納 （George Ticknor）。[……]這個波士頓就在艾略特的骨血之中，但他在這裡卻像個局外人一樣疏離。

[3] 一位論教派（Unitarianism）學說形成於美國十八世紀中葉的「大覺醒運動」，將矛頭指向清教信條里的原罪。十九世紀早期的一位論派領袖威廉·埃勒里·錢寧（William Ellery Charming）就曾論及人類「與上帝的相似」，而艾略特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William Greenleaf Eliot）正是他的弟子。他們反對清教徒犯罪遭譴的學說，反對他們對正統與異端的辨別以及不民主的教會。由於一位論派否認三位一體，艾略特一直抗爭著自己的一位論派背景，因為在他看來，基督教就是對道成肉身的信仰。——飛地注，彙編自本書其他章節內容

艾略特從未對哈佛的社交生活置評，但對查爾斯·威廉·艾略特在1869到1909年間任期內的哈佛有所了解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那種冰冷的氣氛。在一位學生的回憶里，那兒「冷得像條冰柱」。約翰·傑伊·查普曼則稱艾略特校長為哈佛的「冰川紀」之父。亨利·亞當斯解釋自己為何辭去教授職務時說，麻省劍橋是個荒漠般的社會，北極熊在這裡也會餓死。而在艾略特校長還未履職的1867年，年輕的亨利亞當斯就告訴兄弟威廉，「麻省劍橋的生活……跟墓室最裡層一樣活潑」，這兒沒有什麼社交，「只有可怕的對社交的模仿」。在他眼裡，麻省劍橋根本不存在社交的概念。它鼓勵教授勤於發明，卻不鼓勵他們相互交談。「詹姆斯·羅素·洛厄爾 （James Russell Lowell）、路易·阿加西 （Louis Agassiz）、約翰·菲斯克 （John Fiske）、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這些最活潑、最友善的教授們本來能讓這兒像倫敦或巴黎一樣快活，但在這裡卻費盡了氣力要掙脫束縛，像個正常人一樣活著……社會管他們叫教授，他們也必須總戴著這頭銜，一刻也不得歇——對他們來說，社交就是不談公事的教職員工大會。」

除了三兩個老師和一些針對用義大利語閱讀但丁的精彩指點，哈佛並沒帶給艾略特多少靈感。[……]1910年，艾略特在東格洛斯特度暑假期間，決定將自己未發表的詩歌輯錄起來。他從波士頓的老角書屋買了本大理石花紋的筆記本，在上面題寫了詩集的名字——「三月野兔創意曲」——並在裡面抄錄了1909年11月以來實驗性較強的一些詩。[……]這個筆記本跟隨他在巴黎度過了隨後的一年，又隨他回到哈佛，最後與他一起在1914年來到倫敦。他同時還漫不經心地保留了些粗略的草稿，以及他1913至1914年間購買打字機後一些詩作的打字稿。在這期間，艾略特積累了大量的詩作，其中有些還相當出色。他以驚人的耐心與自律保存著這些詩作，從未試圖發表。1914年，稍長於艾略特的龐德遇到這位美國青年，驚嘆他全憑一己之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現代詩人。即使在這些最初的作品中，艾略特也已經清楚地看到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核心問題。在隨後創作於1910至1911年間的兩首偉大的詩里——《一位夫人的畫像》 （『Portrait of a Lady』）與《J. 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這些問題得到了更加精微的表述。

經龐德推薦，《J. 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最早發表在1915年的《詩刊》雜誌（Poetry Magazine）上

艾略特從最初起就堅持記錄他心靈的種種私密習慣、恐懼及獨處時的衝動，這些都讓他逐漸走向一種宗教觀。這宗教觀在1914年終於成型，但在許多早期詩歌、尤其是那些從未發表的詩作中，也始終存在一種潛藏的宗教求索，一些緩慢醞釀、不斷成熟的創作動機。艾略特曾說：「那被紐曼稱為『有力且並發的理性』也許會隨著漫長的時間，將人不知不覺地帶向任意一類深奧的信仰。」在學生時代末期的1914年寫下的《聖塞巴斯蒂安的情歌》 （『The Love Song of Saint Sebastian』）與1915年初的《聖那喀索斯之死》 （『The Death of Saint Narcissus』）里，艾略特想像著殉道者的角色，強調他們對尋常道路的揚棄。這些殉道者或「聖徒」人物都各有各的荒誕，但他們經受的苦難卻是嚴肅的。貫穿這些早期作品的是艾略特逐步構想的一種選擇，這個選擇存在於終極（ absolute，或純粹理念，或靈魂）和與它們相對的女性、時間與社會之間：這些都與終極不共戴天（但他也謹慎地承認這個想法過於自負，所以總用戲謔與幽默將其掩蓋起來）。在作於1909年11月的《獻媚的談話》 （『Conversation Galante』）里，他譴責女人「永遠與終極為敵」。1910年1月的《憂鬱》 （『Spleen』）中，一個十分講究的男人拒絕參加被他認為是繁文縟節的周日上午禮拜，「在終極的台階上」不耐煩地等待著。同一個月出現在筆記本上的題為《靈肉初辯》 （『The First Debate between the Body and Soul』）的詩里，他召喚終極，希望它將靈魂救出「肉慾的泥淖」。他的呼喚有了迴響——但那已經是六個月以後。回應他的，就是本章開頭波士頓街頭的寂靜。

大學時期的所有詩作里，這一首靈肉之辯最能清楚地反映艾略特的心境。他感到靈魂的安寧不斷受著身邊物質現實的侵擾——[……]靈魂在孤軍奮戰里掙扎著，而怠惰的大腦無力從這些「無味的事實的析出」里提煉出意義。他想用「純粹理念」取代雜多的俗世觀念。在這時，他對完美的概念尚未明朗，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對前人的重複。但受到對完美的追求的驅使，艾略特讓身體與靈魂相互對峙，而這決絕的二元對立將貫穿艾略特整個的早期創作。

艾略特隻影影綽綽地瞥見了完美，卻迅速地辨認出與它為敵的一切，並對它們施以痛擊。對艾略特來說，與完美為敵的首先是時間：十六歲時他寫下「因為時間就是時間，它流逝」。在這詩歌生涯的伊始，他的鼻孔里就充斥著腐敗的氣味。他幾乎在感到慾望之前就先看到慾望之花的凋謝。[……]在筆記本中一首題為《歌劇》 （『Opera』）的詩的結尾，詩人感到自己在「殯葬師的舞會上／像個青春的鬼魂」。

1908年12月的一天，艾略特來到哈佛學生會圖書館，從書架上取下新出版的阿瑟·西蒙斯 （Arthur Symons）著的《文學中的象徵主義運動》 （ 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 第二版。書中用心靈的靈視取代現實主義傳統的籲求立即打動了他。西蒙斯在書中寫道，那些成為宗教的藝術或能讓我們逃脫時間與死亡。他建議詩人用心對待每一個使「事物的靈魂得以顯現」的象徵。詩人神聖的職責是擺脫那「表象的舊枷鎖」，做宣示未知世界的先知，哪怕對表象的拋棄已經幾近癲狂。[……]他對十九世紀末法國詩人的徵引像一面鏡子，回映給艾略特一幅比他以往任何想像都更清晰、更宏大、更扣人心弦的圖景。從這裡——尤其從對朱爾·拉弗格 （Jules Laforgue）的記述中——艾略特不僅立刻看出現代詩歌的可能形式，並且也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倒影。西蒙斯使他明白一個詩人可以「永遠已經成年」：他要成為英雄，無須先做一個拜倫一樣的頑童 （enfant terrible）。但在艾略特的觀察里還另有一些人，他們言談裡帶著成年人的辛辣，卻任憑夢想消融在在嚴峻的成人世界裡了。與拉弗格的相遇給艾略特帶來的最大變化，莫過於在他此後詩歌的最核心處，都出現了一個存心要做失敗者的形象。

拉弗格短暫的一生頗富戲劇色彩。他於1860年生於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六歲時被帶回法國。這次七十五天的漫長海航也讓他初次體驗了著名的「無聊」 （ennui）。他天生善於吸引忠貞的友伴，女人也為他傾倒。他與女人的親密關係總是很短命，但卻為他那些為情所苦的詩歌提供了主題。在他的詩里，總有一個俗不可耐的狂吠的女人和她彆扭而消沉的情人相互對峙。拉弗格反覆強調，問題的關鍵在於將對天使本能的愛慕和平凡的現實相彌合：這天使要穿襯褲，想買新項鍊，並且總搞不清生命正一刻不停向墳墓飛馳這個事實。《月亮聖母頌讚》（1885）里的眾丑角都漸漸看透了女性的空虛。她的眼睛美得超凡絕俗，但那背後空空如也。

藏在這敏感的小丑身後的就是拉弗格本人。我們看不見他，但要辨認出這個冷酷的尋常浪子也並非難事。西蒙娜·德·波伏娃稱讚他因女性屈服於男性神話而憐憫她們。這樣的讚賞並不能服人。女人很容易被他時而閃現出的理解力哄住，但拉弗格的憎惡與他嘲弄的「無聊」概念也都因此顯得更加惡毒。與拉弗格一樣，艾略特對於女性也不大耐煩，他們性情中同有一類將感官視為恥辱的禁慾精神。拉弗格在1885年的一封信末以一幅速寫收尾，畫中一個男人口吐「憂鬱」 （Spleen）二字，正試圖遠離一座「苦澀之燈塔」，而標有「慾望」一詞的球鐐將他與燈塔拴在一起。在畫的底下，拉弗格寫道：「這幅寓意畫就說明了一切。」[……]在拉弗格的連珠妙語裡，那些牙縫裡擠出的詞句表明他痛苦之深，但這深刻的痛苦對他們兩個人來說都掩蓋著不為所動的淡漠。隨著後來與利婭·李學習英文，拉弗格在這一點上卻有所改變。拉弗格一直以來都在概念上十分欽慕英國女性，於是終於在1886年他二十七歲時與這位來自德文郡廷茅斯的「嬌小女子」結了婚。在這一年裡他靈感薄發，寫下了一束新詩《善意之花》與故事集《道德寓言》，其中有趣的女性形象或許是他最傑出的成就。利婭是他溫柔的筆下紅頭髮的安德洛梅德的原型。這個女孩不耐煩地拒絕趾高氣揚的英雄，不讓他從敏感脆弱的怪龍身邊拯救她。「你知道的，世上有三個性別，」拉弗格對一位朋友寫道，「男性、女性，還有英國女孩。」他很快死於肺結核，一年後他年輕的妻子同樣因肺結核去世。似乎早在詩里，他就預言般地感知到生命早夭的虛費、徒勞與荒誕。

左圖：拉弗格手稿（可能為關於莫雷亞斯的諷刺畫像）；右圖：《道德寓言》英譯本書影

拉弗格給艾略特帶來一類新的詩。1882年，他想到「以夢的形式呈現心理的一類詩……裡面有花、氣味和風……在這複雜的交響里，一些特定的語句（動機）一再重現」。從拉弗格這裡，艾略特學會在衝突的自我間開展反諷的對話，以控制內心獨白的走向。1885年夏天，拉弗格自創了自由體詩 （vers libre），而這一體裁在艾略特後來的《普魯弗洛克》和《一位夫人的畫像》里也將得到進一步完善。[……]艾略特說過，拉弗格是「第一位教會我說話、告訴我自身語彙里蘊藏的詩性可能」的人。通常來說，能做到這一點的並非高不可攀的大師，反而常是那些更可親的人。拉弗格的作品總量相對較少，他的詩歌聲音獨特卻又不過於強勢。艾略特學會了借一位失意的人物自白；學會了將秘密廣而告之，同時將自己掩藏在眾多紛亂的聲音之下：失意者彆扭的諷刺，評論者或刻薄或輕浮的評價，女人無視事實的老調重彈。這最後一種聲音在《獻媚的談話》中立即就能聽得分明（這首詩模仿的就是西蒙斯全文引用的《皮埃羅大人的另一首哀歌》）。他同樣學到的還有另一種自白的手法，將最嚴肅的想法以最無理、最荒誕的表象展現出來，這類手法十分宜於像他這樣細膩而羞怯的心靈。

拉弗格的皮埃羅啟迪艾略特寫下那些木偶與小丑詩。這些習作並不算很好的詩，但幫助艾略特發展了這樣一個形象：一個演員困在自己扮演的蠢角色里，無力再駕馭那個為社會難容而遭到遺棄的、飄忽不定的真實自我。艾略特在拉弗格這裡找到了讓他心有戚戚的疏離感：

你我曾經愛得發痴，

最後卻終究形同陌路

我的心被憂鬱放逐，

這憂鬱在我的世界停駐。不錯。

（《月的獨唱》）

在這裡，艾略特目之所及，一個地球滿載腐臭熏人的戰爭、傷痛與死亡，卻仍不可理喻地輕巧旋轉。他也讀到一個失意的畸零人擁抱經歷，只為最終將它們一概摒棄：他尤為唾棄野蠻人之間不潔的交媾，這讓他渾身痛苦不堪（「苦痛細細穿透我每條神經」）。他一樣對完美充滿嚮往，但也明白這個他生活的世界並未給完美留下任何位置。

艾略特在1909年11月的最初一批詩稿直接模仿法國詩的寫法。但在接下來的1910年，他拋棄了這一剛剛戴上的面具，轉而呈現一個坦誠自白的「我」。[……]實際上，1910年標誌著他宗教熱忱的一個起點，也標誌他開始反抗這個世界了無生趣的、把他捆縛在僵死的習俗上的陰謀。這兩個過程在這個時期里始終相互伴隨，但前者的影子僅能從短篇詩作里隱約得見，後者卻在他的心裡異常清晰，以至於讓他走出了離開家庭、離開他們代表的價值的第一步：他決定前往巴黎。

大學時代的後兩年，他意識到「在美國，沒有哪個上年紀詩人的作品入得了年輕人的眼」。這時他對愛倫·坡和惠特曼的欣賞都必須藉助法國詩歌：拉弗格的自由體詩來自惠特曼，但艾略特對惠特曼的閱讀已經是後來的事。要離開「一個詩的地位比在英格蘭還要低的國家」簡直順理成章。哈佛的本科生們讀的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那些已經作了古的詩人。在艾略特的回憶里，「那就是我們與鮮活的傳統間最近的距離了」。與此同時，他需要擺脫的還有一成不變的少年場景，對女人的殷勤，家人對前途不懈的發問，以及他的兄弟姊妹與表親——這些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本分的孫輩們都已經在奉公而務實的事業里安身立命。他的長姊艾達受到社工訓練，1901到1904年間在紐約市立監獄擔任緩刑官，在那裡被譽為「墳墓中的天使」。另一位姐姐瑪麗安在波士頓福爾瑟姆小姐的社工學校學習。他在波士頓的表親里，瑪莎就要成為一名醫生，後來專攻兒科與公共衛生；她的姐姐艾比蓋爾則從事教育事業——她在羅克斯伯里的學校後來成為所有特殊教育課程的先驅。她們的兄弟弗雷德里克註定要進入哈佛神學院，另一位表親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二世則將像他父親一樣成為波特蘭一位論教會的牧師。

左圖：艾略特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右圖：艾略特的母親夏洛特·尚普·斯特恩斯

同輩人既紛紛選擇這樣的人生道路，湯姆去巴黎的決定因此就顯得尤為異類。巴黎對他來說大概意味著一個容得下詩人的社會，而他可能也像一個普通外省人一樣，夢想著來到這個偉大的藝術與知識創新的腹地。然而在普通美國人眼中，巴黎遊客雲集，到處有對藝術的一知半解的女人慢條斯理地「搞創作」。在他們看來，真正的美國男人不會去那裡生活。「我們美國人已經忘了在美國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世界，」亨利·亞當斯 （Henry Adams）寫道，「他們的心智過於膨脹了……人們說起英格蘭與法國，就好像說的是巴比倫與尼尼微」。也正因為如此，艾略特的母親在1910年4月3號寫給「我親愛的孩子」的信，與信中對他竟然不選擇紐約開展寫作事業的驚奇，就顯得順理成章。在她看來，法國遠得可怕，也壞得不像話：

我想，到了六月，你大概會對明年想做的事想得更清楚些……我簡直沒法想像讓你一個人去巴黎，光是寫下這幾個字就讓我打了個寒戰。英語國家與外國畢竟還是不同。法國這個國家我就不喜歡，比起英國人，那幫人的為人也讓我很不放心。

艾略特否決了母親的反對，但五月份又染上了猩紅熱，母親於是飛奔到波士頓。他被安頓在斯蒂爾曼醫院。病情並不嚴重，只是他因此沒能參加春季學期的期末考。儘管如此，他還是在6月24號從哈佛畢業了，參加了在哈佛庭院舉辦的盛大花園宴會，坐在桑德斯劇院裡一群使勁招手的仰慕者中間，聽演說家講述哈佛學子將如何得益於校友群體。[……]也許就是在接下來的這個夏天，在安角上賦閒兩個月的艾略特創作了《金魚》 （『Goldfish』）組詩。這組詩關於家庭生活的種種儀式，也關於他身邊的朋友。對於白絲絨、茶盞和它「在銀勺碰擊時深邃的聲音」、游廊上度過的夏日午後、燥熱的八月夜裡旋轉的華爾茲、《巧克力士兵》和《風流寡婦》、海上的陽光、帶著鹹味的日子和戀愛的男孩女孩們，他都有著控制不住的厭煩。這些快樂對他來說都太瑣碎了，充其量是「夏季報刊精選版」，而在另一首筆記本上的組詩《滿大人們》（ 『Mandarins』，標註日期是1910年8月）里，他藉助一個雅致的中國場景描繪了類似的景象：半透明的薄瓷茶碗盛著剔透的茶湯，窗邊立著兩位靜女，遠眺就是滿目碧海，斜躺著的最為年長、腦滿腸肥的滿大人怡然自得地享受這一切，讓人心生艷羨。整個世界都盡在他的掌握，一切也都從四面向他聚攏。對完美的追求不曾擾動過他。

艾略特1910年的創作大多對家庭與波士頓生活充滿牴觸，但也記錄了兩次不同的經歷。在《復活節：四月有感》（ 『Easter：Sensations of April』，1910年4月）中，三樓窗台上老鸛草的氣味喚起了記憶深處、或許發生在密蘇里的一個久遠場景。一個黑人小女孩正穿過小巷，手捧一株從教堂帶來的紅色老鸛草。艾略特想像她虔誠的禱告，惆悵地想，「她對上帝深信不疑」。就詩本身而言，這些復活節作品並無出奇之處，但卻標誌著他與艾略特家族的宗教確信日漸隔閡，也展現出了他對這種確信的懷戀。他的母親寫下無數復活節／詠春詩，希望靈魂向著「沐福的新生」甦醒。但對於她的兒子，春天不過是對信仰凋零的嘲弄。

隨後，在六月畢業季的喧囂、務實人士的勸誡、家長的發問、人頭攢動里各式女帽的盛會和哈佛庭院的草莓中間，一陣莫可名狀的寂靜忽然浮現。他忽然得以擺脫這整個世界，也因而獲得了一種稍縱即逝的寧靜：他將畢其一生重獲這種寧靜。艾略特曾說，他的心智自然向著形而上的一方傾斜，珍惜任何使他覺察到其他存在形式的神秘體驗。《寂靜》一詩就預示了艾略特作品中後來的那些聖潔的時刻，而在這每一個時刻里，他都像獲得了某種啟示。他也迫切想解釋這些為他驅散或沖刷掉庸常現實的啟示。但在這最初的時刻，艾略特並未捕捉到其中的宗教意味，僅認為這寂靜代表著世界的反面。[……]長久以來，他的謹慎與自我懷疑都使他對宗教雖心有靈犀，但尚不至深信到交出自我的地步；這潛藏的興趣也一直幫他抗衡著身邊令他分心的事物。這一寂靜雖在此後巴黎的一年中重臨，卻僅讓他短暫地逃避了對頹廢的巴黎巨細無遺的觀察。然而，儘管艾略特未能找到他孜孜以求的真理，但他卻益發堅定地覺察到了自己的特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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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爾·戈登（Lyndall Gordon），1941年生於南非開普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博士，現為牛津大學聖希爾達學院資深研究員。

題圖：Eliot on holiday from Harvard at Eastern Point, 1911 Henry Ware Eliot Jnr.

責編丨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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