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雖然只有一百五十三年的歷史，但政治環境變動激烈。
這種變動主要源於金、蒙長期的壓力，朝廷與朝臣面臨此一形勢產生的看法與政策的差異；和戰對南宋的求生存與發展影響巨大，朝臣對選擇現實妥協的和議或恢復理想的主戰，有不同的看法與方略，成為南宋立國以來長期論辯的焦點與揮之不去的「國是」爭議。同時由於政策驟變，出現朝野對立、執政更迭頻繁、人事激烈變動的現象。
此外，皇帝個人意識、皇帝與太上皇帝的意見差異的糾結，及因皇位繼承出現的權臣與異議朝臣政見衝突，相互交織，導致權勢交替與對抗的問題。這些問題從高宗建立政權開始，一直延續到宋亡為止，都是構成南宋政治的主要現象。
南宋初建即面臨頻繁的高層政治鬥爭。宋高宗是在倉促之間被朝臣擁立而當上皇帝的。當此政權交替、戰火熾烈之際，高宗在顛沛的避敵過程中，
需要積極營建天命，強化個人繼統的合法性。
在艱難的挑戰中，維護個人權位與號召恢復、迎回二聖的現實與理想、生存與發展之間，存在多重矛盾。在二帝被俘後，各種傳言瀰漫，甚至出現私撰野史，挑戰高宗權威。在內外交逼下，形成高宗初期和戰路線、權力結構與人事更迭相互糾結、頻繁變化的情況。
因此高宗在推動和議的同時，只能用盡一切高壓管控手段大力壓制輿論。
高宗與秦檜推動與金和議時，面對文臣與武將激烈的反對，延續元祐以來的政策，以激烈手段壓制異議；如以訕謗朝政及禁私史為名，貶抑李光、趙鼎、胡銓等反和高層文臣；製造兵變，對付岳飛、韓世忠，進而接收擁兵大將的兵權。
這些舉措固有利於穩固南宋江山，確保高宗皇位、鞏固秦檜相位。但在高宗強烈主導下，眾多文臣武將受到牽連，使得臣僚對時政採取畏避的心態，以持盈保秦、透凶趨吉。
秦檜死後，高宗對輿論雖有調整，但用人行政及對金政策，仍以維持現狀為前提，即使金海陵帝揮兵南侵，亦心存退避。幸因宰相陳康伯堅持親征及海陵帝被殺，才扭轉時局。
之後孝宗一朝，臣僚避忌時政的心態，仍然延續。孝宗繼位之初，雖熱切恢復，但囿於宋金實力相當，戰況膠著，情勢難以突破，加上太上皇帝高宗對和議的堅持，使孝宗開創新局的企圖心難以發揮，只得以不斷更替宰相，謀遂行己志。
而夾在高宗、孝宗父子和戰異議下的主政大臣，許多人在孝宗一朝，甚至連死後的碑銘，都刻意避免觸及與二帝之間和戰的矛盾議題。一直到光宗繼位後，才能擺脫對當年政治避忌的束縛，重寫碑銘，建立新的論述。
孝宗朝是南宋政局較穩定、皇帝意志尚能主導朝政之時，其所以出現諸多進退大臣、政治忌避的現象，當是朝臣受高宗與秦檜主政壓制異議的陰影，
及刻意迴避高、孝父子異見的遺緒所致。
之後的光宗以後，雖未顯見皇帝父子因政見歧異而影響執政進退，但內外政局的變動、道學與政治的糾葛，卻愈演愈烈，愈趨複雜，政策轉變與人事鬥爭更為頻繁。紹熙年間，光宗與孝宗之間的官廷紛爭不僅牽動政局、人事，甚至及於寧宗繼位後十三年間所衍生的慶元黨禁與開禧北伐等重大政策的變動。
權臣史彌遠執政之後，前期招攬被韓侂胄罷黜的異議臣僚，倡言更化，著力於整肅韓侂胄的餘黨。但及蒙古崛起，敲起金亡喪鐘後，宋廷臣針對宋金蒙三國之間的和戰及處置山東忠義軍的問題，意見益見分歧。
而當意見分歧之時，就又要回到輿論和思想的高壓管控之下。
理宗繼位後，朝野紛擾加劇。理宗初期，由於濟王案的紛爭，史彌遠壓制、整肅異議分子，開啟對立之勢。理宗親政後，朝臣對宋蒙和戰、濟王案與史嵩之執政等，均有強烈批判，甚至爆發激烈的對立，執政頻繁更替。
最後到賈似道專權後的整肅與對立，較之前代更為加劇，政策轉換益加鮮明。可以說，自南宋建政以來，面對強敵是和是戰，道學與政治的糾葛及皇位繼承所衍生的爭議，與國運相始終。
南宋政局中開放與高壓有一條清晰的脈絡：一旦新君登基，喊出的口號都是肅清前代高壓弊政，但最終隨著政治發展中的出現的不可調和的政治矛盾，在自身政治利益面前，最終又都會在朝堂上颳起高壓政治整肅之風。
君臣在追求生存與發展的現實與理想之間，立場與意見差異極大，而且隨局勢的轉變，迅速改變政策，使得用人行政與路線之爭，緊密相系；朝臣立場鮮明，政局變化迅速；
而且受開國政局影響時間長久，南宋政局始終處在思想和輿論管控的高壓態勢下，這一方面是南宋皇權加強的手段體現，另一方面也是南宋政局從誕生到渴望生存的無奈之舉。南宋政治發展的一些現象和問題，具有很強的研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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