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弼的背後總是能夠看到胡適的身影。胡適對於黃文弼的扶持，實際上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學人對於新疆考古的關注和支持。且看書信日記中那段塵封的記憶……
1924年9月北大國學門同仁在三院譯學館前合影，包括一排：董作賓（左一）、陳垣（左二）、朱希祖（左三）、蔣夢麟（左四）、黃文弼（右一）；二排：顧頡剛（左二）、馬衡（左三）；三排：胡適（左二）、徐炳昶（左三）等。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探險家掀起了在中國新疆考察的高潮，黃沙掩埋下的文物一一現世。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人在中國所獲的文物，被奉為珍寶，在西方社會引起了一個又一個的轟動。中亞歷史語言的研究，也由此得以蓬勃發展。而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國學者，不甘心落後於西方學者的步伐，他們克服了各種艱難險阻，勇敢地踏上了新疆考察的征程。黃文弼便是中國新疆考古的開拓者，他的四次新疆考察活動，開創了新疆考古與歷史研究的新局面。然而，黃文弼的成功並不完全是他一個人奮鬥的結果，在他的背後是當時中國學界對於西北考察事業的支持。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的胡適，與黃文弼以及西北科學考察團有著異常密切的聯繫。因著胡適與黃文弼兩個代表人物，我們可以找到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與方興未艾的中國新疆考古之間的契合點。藉助黃文弼與胡適的往來書信和胡適日記，我們得以開啟那一段塵封的記憶。
黃文弼與胡適的早年交往
黃文弼最初與胡適的相識便是在北京大學。1917年，胡適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歸國任北京大學教授。而此時黃文弼尚在北京大學哲學門讀書。於是黃文弼便成為了胡適的學生，雖然二人僅相差兩歲（胡適生於1891年，黃文弼則生於1893年）。胡適也確實是給黃文弼上過課，據1917年的《北京大學日刊》所載，胡適在北大哲學門研究所開設了名為「中國古代名學鉤沉」的研究科目，當時名字尚為「黃芬」的黃文弼選修了這一科目。二人可謂名正言順的師生。在我們現在看到的9封黃文弼致胡適書信中，全部是以「學生黃文弼」自稱，這一師生名分也一直保持了下去。1918年黃文弼畢業後，留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工作。胡適也一直在北大任教，直到1926年才出國遊歷。二人又有很長的一段共事經歷。他們在1924年便曾一起照過一張珍貴的北大國學門同仁合影。
1919年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使胡適名重一時。積極倡導白話文的胡適，實際上對中國古代哲學史也有很深的研究。或許是受了胡適的影響，在參加西北科學考察之前的這一段歲月里，黃文弼一度熱衷於研究宋明理學，1920年他就出版了《二程子哲學方法論》一書。胡適在1922年2月12日的日記中記道：「黃文弼君送我一部羅欽順的《困知記》，嘉慶四年補乾隆二十一年翻明板刻的。黃君有志搜羅陸、王一派的遺書，已收得《王心齋集》與莫晉刻的《王龍溪集》。他今天來借我的明版《王龍溪集》去校勘一次。」借胡適的話語，我們得以了解黃文弼當年注重搜集宋明理學著作、尤其是「陸、王一派的遺書」的志趣，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其對宋明理學的關注，亦能發現其對古籍版本的興趣。2012年，黃文弼後人將其珍藏之圖書文獻捐贈予新疆師範大學，世人得以一睹其藏書之面貌。想來黃先生的藏書正如這段文字所述，是當年有計劃地搜羅積累而來。實際上，在1922年2月9日，胡適剛剛買到了這本萬曆版的《王龍溪集》，12日即被黃文弼借去。黃文弼搜集陸、王遺書的事，可以說是正對了胡適的路數。
1922年3月，胡適出任新創立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主編。胡適對《國學季刊》非常重視，他在1923年1月《國學季刊》創刊號上發表了他撰寫的《發刊宣言》，闡述其對國學研究的認識，影響頗大。而黃文弼亦曾幫助胡適編輯過《國學季刊》。黃文弼在1923年3月14日寫信給胡適（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4頁），向其呈送了單不庵先生《跋補鈔文瀾閣書六種》、金梁《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兩篇文章。他又在4月3日的信中（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5頁）向胡適呈送了容庚《甲骨文字之發現及其考釋》一文。兩封信中提到的論文，單不庵的文章發表於《國學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7月），容庚的文章發表於《國學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0月）。這三篇論文，應當便是投稿給《國學季刊》的稿件。第一封信中提到的「沈先生」，很可能就是當時任國學門主任、《國學季刊》編委的沈兼士。黃文弼當時雖然沒有名列編輯之中，但還是參與組織抄寫、收送《國學季刊》的投稿稿件，實際上是承擔了一部分編輯的工作，給胡適提供了不少幫助。
1926年中日考古學界結成東方考古協會，於6月30日在北大召開第一次總會暨成立大會，胡適在會上講演。當日的講演稿便是由黃文弼負責請學生錄出。黃文弼7月9日寫信給胡適（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6頁），呈送他請陳仲益錄出的講演稿，請胡適修改。胡適在發表完這次講演後不久，就起程赴英國訪問去了。可以說，在北大共事的這一段歲月里，黃文弼就已經與胡適有了很多的交往經歷。
黃文弼在北大任教時寫給胡適的信。
胡適1922年日記中的黃文弼。
黃文弼第一、二次西北考察時期與胡適的交往
1927年，隨著西北科學考察團活動的開展，黃文弼的人生也發生了轉折。這一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來到中國準備開始他的第四次中亞探險。但是此時已經覺醒的中國學界，不會再容忍西方探險家在中國隨意地進行考察活動。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劉復，作為談判代表與赫定積極交涉，迫使赫定同意與中國學者聯合開展考察活動。1927年4月26日，在劉復的協調下，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考察團同時設立理事會，以「監察並指揮」考察團事務。赫定為外方團長，北大教授徐旭生為中方團長。黃文弼自告奮勇參加考察團，負責考古工作。1927年5月考察團出發。黃文弼最初隨赫定在內蒙古考察，此後又獨自率隊前往新疆進行考古工作，並於1930年秋返回北平。這是黃文弼的第一次西北考察。
在劉復等人積極促成此次西北科學考察之時，作為新文化運動另一位重要人物的胡適並沒有參與其中。前面已經提到，胡適在1926年7月便啟程赴英國等處遊歷。這次出國胡適收穫頗豐。在英國參加會議期間，胡適到倫敦大英博物館翻閱了英藏敦煌文書寫本目錄。在法國，胡適更是受到了伯希和的熱情接待，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看到了大量的法藏敦煌文書。這次閱覽英、法所藏敦煌文書的經歷，使胡適獲得了研究禪宗史及白話文學史的最為重要的材料。尤其是敦煌文書中所見的俗文學，構成了胡適撰寫《白話文學史》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可以說，斯坦因、伯希和從中國帶走的這些文書，也是胡適開拓新文化運動新境界的一種動力。有過這樣一種經歷，胡適理應會對西北最新的考古成果抱有濃厚的興趣。
同樣是滿載而歸的胡適與西北科學考察團，會有怎樣一種邂逅呢？胡適1927年5月底從國外返回到達上海。他此後便留在上海，1930年底才搬家回北平居住，1931年1月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而黃文弼也在1930年8月結束新疆的考察後啟程返回北平。黃文弼在到達北平後不久，就激動地向胡適報告了其考察途中的見聞，他在1930年10月4日寫信給胡適（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19頁），奉上《荒漠中的迷道》一則，又提到計劃寫「穿大沙漠及攀登天山最高峰的故事」。在蒙古荒漠中迷途、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攀登天山，這一連串的探險經歷，無疑給黃文弼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胡適1930年10月剛好在北平，黃文弼應是趁此機會向胡適呈送了《荒漠中的迷道》。可惜我們今日暫且沒有找到這則文學作品，不知道黃文弼當日到底是怎樣一種不平靜的心境。
在描述自己考察經歷的同時，黃文弼更是專門向胡適介紹了自己在新疆的重要發現。他在1931年7月19日給胡適寫了一封長信（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10-14頁）。信中，黃文弼非常詳細地向胡適講述了他在出土文書中發現的一種新的西域語言文字，信後還特意附上了文書的照片。黃文弼稱這幾件文書是在托和沙賴（即今圖木楚克市脫庫孜薩來遺址）掘得。根據《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記載，黃文弼1929年9月6日在托和沙賴的「拱拜」（即墓穴）中掘得「經紙數塊，長尺許」。這應當便是信中提到的文書。黃文弼認為這幾件文書出土於古疏勒國地域，故根據玄奘《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將其推測為佉沙文（即疏勒文）。同時，受西方學界流行的「吐火羅語」說的影響，黃文弼又曾一度將此種所謂佉沙文稱作吐火羅C。但他自己又否定了這種看法，認為不應當將西域語言稱為「吐火羅語」，而應該使用焉耆語、龜茲語、于闐語、佉沙語的稱呼。信中提到，黃文弼專門請教了曾長期在北大任教的俄國梵文學者鋼和泰（Baron A. von Stael-Holstein）。鋼和泰明確指出，黃文弼發現的這種語言文字，與當時歐洲人所發現的中亞語言都不相同。鋼和泰是當時中國在這一領域最權威的語言學家。經過鋼和泰的鑑定，黃文弼也興奮地認為這是他在中亞考古方面的新發現，是他此次考察的重要成果。黃文弼也是及時地將這一新發現呈現在了胡適的面前。
關於在托和沙賴發現之新語言，黃文弼亦曾向赫定請教。他在1931年10月10日給赫定寫了一封信（楊鐮《親臨秘境：新疆探險史圖說》，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170頁），其中寫道，托和沙賴出土文書「中國無人能識其字」，「特寄來請教先生」。由此看來，黃文弼在請教了鋼和泰、胡適之後，依然不能解讀這種語言文字。黃文弼曾委託鋼和泰研究他發現的這幾件文書，但從現在的情況看，鋼和泰沒有發表過相關的研究成果，或是當時未能立即解讀。胡適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得已之下，黃文弼去信向赫定請求幫助，大概是想通過赫定找到歐洲的語言學家，來解讀這種語言文字。
有趣的是，圍繞這幾件文書，又生髮出了一個新的疑案。解放後，黃文弼重新整理了他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周邊的考古收穫，於1958年出版《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在這本考古報告里，黃文弼刊布了四件龜茲語文書，並明確稱這四件文書就是在托和沙賴古墳中掘得的。黃文弼認為文書出土地點是唐代的史德城，在龜茲西境，故推翻了之前佉沙文的觀點，認定此文書所載語言為龜茲語。慶昭蓉先生注意到，這四件文書與法國、英國探險隊在庫車所獲龜茲語寺院文書在內容和書寫方式上都頗為相似，進一步推斷這四件文書是黃文弼在庫車買到的，所謂托和沙賴出土是黃文弼的誤記（慶昭蓉《略論黃文弼所發現之四件龜茲語世俗文書》，載榮新江編《黃文弼所獲西域文獻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290-312頁）。黃文弼究竟是否記錯了文書出土地點了呢？筆者有幸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檔案館看到了黃文弼7月19日信所附的兩張照片，照片中所見文書，與《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所刊載之文書完全不同。顯然，黃文弼在編寫《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時，將幾件龜茲文書誤記為托和沙賴出土。真正的出土文書沒有收錄到《考古記》中。慶昭蓉的推斷是正確的。只是可惜當日苦心求索的黃文弼，最終沒能尋找到正確的答案。
1931年8月2日，胡適與黃文弼又有過一次見面。胡適在當日的日記中記載：「下午小睡。黃文弼來談。」之後在1931年9月16日，黃文弼又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9頁），提到他從胡適處借到《宋高僧傳》，並抄送鋼和泰一份。這冊《宋高僧傳》，很可能就是黃文弼在上次見面時借來的。黃文弼還在信中提到《高昌專集》已經正式出書，同時印出的還有《贅言》。這些都是黃文弼在第一次考察結束後，經過一年時間整理出來的成果。黃文弼也在第一時間把這些成果呈送給了胡適。
1933年，黃文弼踏上了第二次赴西北考察的行程。只不過這次他是以政府教育部考察新疆教育文化專員的身份參加考察團，同時肩負起了監督考察團工作的使命。在這次考察過程中，黃文弼向教育部彙報了赫定在羅布泊及塔里木河一帶挖掘古墓的情況。中國鐵道部部長顧孟余電報責令赫定將其發掘所得文物交給黃文弼。此後，新疆督辦盛世才亦曾禁止赫定攜帶文物出新疆。但最終赫定還是想方設法將這些文物帶回了北京。黃文弼也與赫定就此交惡。而兩個人的當面交鋒卻恰恰是在胡適主持的宴會上。1935年3月11日，赫定抵達北京。3月14日，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和中國地質調查所舉辦了盛大的宴會。作為考察團的重要成員，黃文弼自然也被邀請參會，但令黃文弼始料未及的是，赫定用了一種非常極端的方法來表達他對黃文弼的憤慨。據赫定記載，當天赫定找到了宴會的主人胡適，告訴胡適要麼黃文弼離開，要麼赫定離開。赫定將這個難題拋給了胡適。赫定是考察團的團長，亦是當日宴會的主賓，赫定離場宴會也就辦不下去了；而黃文弼則是胡適的晚輩。胡適倉促之間恐怕未必了解赫定與黃文弼不睦的來龍去脈，無奈只得向黃文弼提出，要麼在全部賓客面前公開向赫定以最充分的方式道歉，要麼就退場。黃文弼選擇了離開。幸好從日後的交往看，這次的事件並沒有影響黃文弼與胡適之間的關係。
黃文弼1931年7月19日向胡適彙報發現佉沙文的信。
黃文弼抗戰前後與胡適的交往
黃文弼的第二次西北考察結束之後，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考察工作實際上已經結束，但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依然存在，黃文弼也得以繼續整理其考古發現，開始編纂《羅布淖爾考古記》。自1935年冬起，黃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託駐西安整理碑林。直至1938年春碑林工程完工，黃文弼一直在西安處理碑林相關事務。雖然事務繁忙，但黃文弼沒有放下對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獲材料的整理，堅持抽時間撰寫考古報告。西北科學考察團也在西安設研究分所，以保證黃文弼的工作。不過此時，黃文弼的經費又出了問題。先前已有中美庚款會贊助出版《高昌陶集》，但這筆贊助很快就用完了。為此，黃文弼專門赴北平向胡適告急。
1937年2月28日，黃文弼在北平見到了胡適。胡適在當天的日記里記有「黃文弼等來談」。很快，胡適在1937年3月2日與時任考察團常務理事的徐森玉見面。接下來胡適又邀集在北平的考察團理事會重要人物聚會，胡適在1937年3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與徐森玉先生同邀袁復禮、徐旭生、黃文弼、沈仲章、沈兼士吃飯，談談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事務。」徐森玉、袁復禮、徐旭升、沈兼士皆是考察團常務理事，沈仲章為考察團幹事。而作為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此時儼然是考察團的主事者。據邢義田先生所見，台灣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中有1940年袁復禮致傅斯年信函，明確註明胡適為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長（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載《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402頁）。或許這裡提到的1937年3月6日胡適召集諸位常務理事吃飯時，胡適可能就已經是考察團的理事長了。而這次吃飯的主要議題之一，顯然就是想辦法幫助黃文弼解決經費問題。就在這次吃飯前不久的3月1日，胡適曾向教育部長王雪艇寫了一封長函，談增加北大預算事，其中或許就包含資助考察團工作的款項。遺憾的是，因為抗戰的到來，黃文弼被迫將文物分別轉移至南京、武漢，整理工作也一度中斷。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黃文弼輾轉於西北聯合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下，他於1940年順利完成了《羅布淖爾考古記》的撰寫。可惜在抗戰的艱苦時期，考古報告難以付印。1943年至1944年間，他又完成了第三次新疆考察。抗戰勝利後，黃文弼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出版已經藏於笸中多載的《羅布淖爾考古記》，並籌錢繼續開展研究工作。抗戰期間赴美任駐美大使的胡適，也於1946年7月回國，並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黃文弼及考察團的工作，也在胡適歸國後有了新的進展。
我們有幸看到了一件胡適在1946年底至1947年初寫下的殘稿（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3冊，359-361頁）。胡適手書了關於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八點意見，其中提到保留考察團名義、在北平恢復整理工作、確定負責人、整理分散的文物、籌集經費、處理存美漢簡等一系列事務，看起來，抗戰後考察團恢復活動的所有亟待解決的問題都囊括其中了。可惜我們很難確定胡適是在什麼場合下寫下了這一文稿，從內容上推測，這些意見更像是集體討論的結果，或許是胡適參加考察團理事會會議時做的記錄。當時作為北大校長的胡適，自然是要參與到考察團恢復工作的事務中來的。信中第點提到「仲良個人問題：現在西北大學」。「仲良」，就是指黃文弼。當時黃文弼承擔了考察團全部考古文物的整理工作，因此黃文弼的去向也是關涉考察團前途的一大問題。胡適自然也會關注到這一點。
很快，黃文弼的個人問題就有了著落。黃文弼在1947年2月5日寫給胡適的信中提到（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17-18頁），黃文弼也終於等到了機會，1947年1月徐旭生正式邀請他赴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工作。黃文弼可以安心地在北平繼續他的整理工作了。更令黃文弼驚喜的是，胡適準備向政府申請一筆經費作為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工作費。黃文弼立即撰寫了工作計劃和經費預算，呈送給胡適。
黃文弼給胡適寄去這封信後，一直沒有等到回復。赴北平的時間又臨近了，於是黃文弼在4月28日又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15-16頁），詢問之前寄去的工作計劃胡適是否收到。在這封信中，黃文弼專門提到了《羅布淖爾考古記》，講到該書已經完成但付印困難、照片逐漸變色等等問題，計劃來北平後設法付印。想來當是求胡適幫忙解決出版社及經費問題。
當時中國社會動盪，通貨膨脹嚴重，經費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在這種局面下，胡適依然設法為黃文弼籌措資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適檔案中有1948年3月18日《西北科學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呈請撥發三十七年度補助費文稿》，其中提到「物價、人工、紙張漲價」的情形，請教育部「補助卅七年度工作費及印刷費十億元」以資助《羅布淖爾考古記》出版。
1948年8月，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依然沒能阻止惡性通貨膨脹。《羅布淖爾考古記》眼看就要出版，卻因工費一漲再漲而陷在經費緊張的泥潭裡。要想順利出版，還是少不了胡適的幫助。黃文弼在1948年10月1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講到（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20-21頁），徐旭生等西北科學考察團常務理事計劃聯名向教育部申請經費，並請胡適領銜。黃文弼在信中還特別提出，懇請胡適向教育部朱家驊部長說明情況，爭取經費。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適檔案中，我們也有幸找到了黃文弼在信中提到的給教育部的呈文。呈文後還附有詳細的工作計劃書與預算表。呈文的署名為「常務理事胡適、馬衡、徐炳昶、袁復禮、徐鴻寶」，果然是胡適領銜。呈文文首注有「此是副本，正本已於十月一日直寄教部」，落款為「文弼」。看來這份副本就是隨黃文弼10月1日這封信寄給胡適的。從信文內容看，《羅布淖爾考古記》也確定在北大出版部付印，作為校長的胡適自然是首肯了的。
經歷了種種磨難，《羅布淖爾考古記》最終在1948年出版，胡適也是幫助黃文弼從教育部籌到了這最後一筆資金。另據《羅布淖爾考古記·自敘》所載，除了教育部的撥款外，此書出版同時得到了中美基金會的資助。胡適在抗戰期間曾任駐美大使，想來中美基金會的錢也應當是胡適幫忙找來的。在該書的自敘中，黃文弼也特意對「北大胡校長」表示了特別謝忱。
黃文弼1948年返回北平繼續科學考察團工作時給胡適的信。
黃文弼波瀾壯闊的一生，即是中國早年西域考察與研究史之縮影，其中的艱難困苦自不必說。而在黃文弼的背後，我們還看到了胡適與黃文弼及西北科學考察團之間一段不能被忘記的故事。從早年間亦師亦友的交往，到黃文弼第一次參與西北科學考察後與胡適的交流，再到黃文弼與赫定在胡適面前的反目，直至抗戰前後在胡適支持下黃文弼整理資料工作的艱難開展，我們總是能在黃文弼的背後看到胡適的身影。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對於黃文弼工作的扶持，實際上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學人對於新疆考古的關注和支持。
本文系節選，詳文見榮新江、朱玉麒主編《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新視野——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