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隨筆小品《圍爐夜話》與明代洪應明的《菜根譚》和陳繼儒的《小窗幽記》被譽為中國古代「處世三大奇書」。因其既具有凝鍊雋永的語言之美，又具有深刻的哲理性，教人養性修身，成德立業，近些年來尤為讀者熱捧。
不過這部書在清代翻刻的並不多，甚至到了民國，翻刻的版本也很少見。清刻本僅有孤本同治六年刻本，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這部「養在深閨無人識」的經典是如何廣為人知的呢？根據1975年台灣刊印的《圍爐夜話》的版本中，有一篇宋希尚先生作的《重刊<圍爐夜話>新序》，講述了他與本書結緣的經歷。宋希尚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水利專家，民國年間曾經擔任青島港工程局長，正是在青島任上，他遇到了這部《圍爐夜話》，從此改變了這部書的命運。他在這篇新序中說道：「民國三十六年春，余服務交通部青島港工程局，偶游湛山精舍，獲見咸豐年間枝邑王君宜山所著《圍爐夜話》一書。取而讀之，旨正理明，言簡意賅，皆立身處世體驗所得經驗之談，深受感動。因亟刊印千冊，分贈當日港工局內外共事同人，以資互勉。」
圍爐夜話
宋希尚先生從《圍爐夜話》中當受益匪淺，而《圍爐夜話》亦受宋希尚先生之益良多。之後，宋希尚先生去了台灣，他曾經數次印贈此書與人結緣，尤其是送給當時國民黨的高官、文人。國民黨元老陳果夫先生就曾經為此書的重刊作過序，稱讚此書「其內容雖非如其他格言集之分門別類、煌煌巨著，然其選材之精審，用意之深遠，實有過之。」後來台灣國學復興，漸漸傳到了大陸，這本書也回到了大陸的主流輿論圏。
與其他兩書不同的是，《圍爐夜話》雖讀者無數，但均只知其作者為王永彬，至於王氏生平行藏，考諸舊籍，卻多語焉不詳。閱讀了同治五年的《枝江縣誌》。該書的第2頁為「重修枝江縣誌姓氏」，筆者在其中看到了與《圍爐夜話》作者相同的姓名——「分修，恩貢生、候選教諭王永彬」。顯然，王永彬是這本縣誌的主要編修人員之一。（該書有分修三人，經驗告訴我們，很多時候「分修」實際上才是該書的真正執筆人）他是恩貢生出身。所謂「貢生」，是指科舉時代從府、州、縣生員（秀才）中挑選出來的升入京師的國子監讀書的成績或資格優異者。明、清定製，凡遇皇室慶典，據府、州、縣學歲貢常例，加貢一次作為「恩貢」。清特許「先賢」後裔入監者，亦稱「恩貢」。「教諭」是一個管教育的官員。「候選」就意味著他當時並沒有就任此職，只是擁有這個資格。
在該書卷十三《選舉（下）》中有相對詳細一點的信息——「（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王永彬，恩貢候選教諭」。該書卷九《學校·藝文·書目》部分收錄了他的《孝經襯解》（只列了書名），該書卷九《學校·藝文·古近體詩》部分收錄了他的《秋暮自城歸石門村途中偶成》《過劉凝之故宅》《花溪即景》三首詩歌，並在作者「王永彬」三字的下面再用小字寫著「宜山」二字，「宜山」顯然是他的字或號。該書卷十《學校·藝文·碑記》部分收錄了他的《重修文昌宮碑記》一文。
當筆者認真讀完縣誌中所收的他的作品之後，隱隱感覺到同治本《枝江縣誌》的編者與《圍爐夜話》的作者可能是同一個人。因為這些作品中表露出來的情趣情調與《圍爐夜話》十分相似。那麼，這兩個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人呢？筆者決定查個清楚。枝江自漢代設縣以來基本屬荊州府管轄。查閱光緒六年的《荊州府志》，除載有同治《枝江縣誌》上已有的部分信息外，還有這樣一段文字：「王永彬，字宜山，歲貢生，性孝友，隱居教授。邑令朱錫綬耳其名，虛心造訪，永彬鑿坯而遁。著有《帝統年表》《圍爐夜話》《格言集句》，兩次與修縣誌，年七十八卒。」（光緒六年《荊州府志》卷五十七「人物」）
這部評價甚高的官方誌書清楚地記載，王永彬就是《圍爐夜話》的作者。當我讀到這幾行字時，其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從這段不長的文字中我知道了「宜山」是他的字不是他的號；他有孝心，對朋友友善；過著隱居生活，以教書為業。著有包括《圍爐夜話》在內的三部書稿，兩次參與縣誌的修撰；七十八歲去世。
但是，這段文字給筆者又留下了一個疑問：其「兩次與修縣誌」，他參與修撰的另一縣誌是仍為枝江縣誌，還是別地的縣誌呢？筆者在枝江市方誌辦找到了答案——他是道光本《枝江縣誌》的編修人員。年輕的時候即參與縣誌的編修，足見其學識和影響。
當我讀了十多本荊州宜昌範圍內的地方志後，我終於有了新的收穫——在同治五年的《遠安縣誌》上我查到了他的另一首詩——《同友人游青溪》，在作者名字下面另有「枝江」「貢生」字樣。官方誌書，鐵板釘釘，毫無疑問，王永彬是枝江人。我為即將完全破解困擾中國學界的一大公案而一夜無眠。
我又產生了新的好奇——王永彬是枝江哪裡人？我只得回頭再讀他的作品。當我再次閱讀他的《秋暮自城歸石門村途中偶成》時，我感覺他極有可能就是枝江縣「石門村」的人。
《秋暮自城歸石門村途中偶成》
江城西去畫橋通，緩著吟鞭興不窮。
一水回流煙樹外，群山亂插夕陽中。
人輸國課皆閒日，俗入鄉村見古風。
寂寞石門歸獨晚，疏窗燈火隔林紅。
第一、詩題中的「歸」是最有力的證據。大家知道，不是家鄉，不是自己住的地方，一般情況下是不會說「歸」的。此「歸」與「賓至如歸」之「歸」毫無二致。
第二、王永彬既然是「隱居」（光緒《荊州府志》卷五十七），就不可能住在城中，而應住在鄉下。從詩歌所描述的內容來看，石門村山清水秀，民風古樸，人們悠閒自在，這正是隱居者理想的家園。並且這幽美寧靜的「桃花源」並不全是詩人的想像虛構，而是有著許多客觀的依據。同治《枝江縣誌》「地理志」 中，與「石門村」相關的信息就有三條：「獨柱山，在縣西十五里石門村，孤聳雲際，直立若柱」；「魏家橋在石門村」；「龍王洞在縣西十六里，檀木園，林岩幽邃，泉出石窟，漣漪清潔，北流，過石門村，入芭芒河，居人建龍王祠於洞口，禱雨輒驗。」這幾條信息足以佐證此地適宜隱居。
第三、王永彬在《圍爐夜話》自序中講，該書「書於橋西館」的「一經堂」。他把自己的住所或者說「書房」稱為「橋西館」，那就說明他的住所周圍一定有橋。這正與同治《枝江縣誌》對石門村的相關記載相吻合。
他的籍貫終於完全破解，他是湖北宜都市枝城鎮余家橋村石門坎人。
王永彬橋西館舊址（兩樓房處）。
宜都近代著名文史大家楊守敬的叔祖楊梅坡是王永彬的學生，楊守敬比王永彬小47歲，是否直接受教於王永彬不得而知。兩家距離很近，只有13公里。
查閱《宜都教育志》，該書有一個王永彬小傳。全文如下：「王宜山，字潤芳，學名王永彬，宜都黎坪公社人。道光二十三貢生，候補教諭職。以教書為業，授修職郎。王宜山著有《孝經襯解》《帝統年表》《格言集句》《朱子治家格言》《講學錄》《髒腹病藥夫》等著作，主張以耕讀為本，樂於助人，人稱善士 。」可以說，王永彬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場中，並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他的一生，大多是在耕讀治家、教授生徒、研習經典的時光中度過的，而橋西館應該就是他教授生徒的地方。在這種耕讀治家、私塾教學的生活中，王永彬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中國傳統鄉間讀書人的人生縮影。
因為沒有考中科舉，他遠離了官場，他也沒有成為商賈而奔走江湖。由此，名利不再與他有關。清代的貢生，只是能夠從朝廷領到一些米糧，沒有什麼俸祿的。王永彬過的，應該是一種耕讀治家、傳授生徒、吟讀經史、撰寫著述的田園式耕讀生活。這也是中國古代大量鄉間讀書人所過的生活。畢竟，在那個時代，能夠考取功名為官的讀書人是少數。由於古代鄉村教育基本以私塾為主，幾乎沒有官辦教育，設館教徒就成為這些讀書人謀生的一種方式，他們也因此成為傳統文化薪火的鄉村傳播者。在世俗禮教的古代社會，這些人也往往是一個地方風化的主導者，尤其是那些有德行有學問的鄉紳，更是為一方人所尊重。王永彬大概就屬於這樣的人吧。
王永彬橋西館舊物
2011年我趕到了了石門村，受到了王朝旺、王朝榮等王家後人的熱情接待。他們不僅款待我們吃午飯，給我們詳細介紹他們的家史，而且還把家中僅有的幾本古書拿出來我們看。在王家的所見所聞不僅驗證了我當初的推斷，而且還給了我更多新的信息。
一、王永彬不僅有後人，而且人丁興旺。傳到現在已有了第八代，整個家族有幾百人，大多住在石門村（今余家村）附近。
二、其家譜保存完好，一直由王永彬第六代孫王朝旺老師保存。兩年前他將此書轉交給了他在華中師大讀歷史博士的侄子王洪強。此書王洪強帶到了武漢，我們當時沒看到。據說譜中保存有不少王永彬的作品和與王永彬相關聯的其他史料。王洪強應邀將參加《王永彬集》的整理。王洪強與他的導師周國林也正在研究王永彬的生平和作品，並已有部分研究成果。當我們欣悉這些之後，我分明地看到了兩股分別來自政府層面來自專家學者層面和來自地方來自民間愛好者層面的追慕前賢的力量正漸漸匯攏，即將形成滔滔向前的江流。
在宜都枝城鎮王永彬後人家裡發現的王永彬手稿
三、王家原有大量藏書。據第六世孫王朝旺老師介紹，原來可以堆一間房的。家裡隨處是書，老房子的牆縫中都是塞的老書的書頁。文革破四舊時，王家後人將書用稻草遮蓋，得以保存部分書籍。家裡現有圖書還有上十本，其中包括王永彬當年圈點過的《十三經註疏》《說文解字》等。還看到了不少當年王永彬的友人和學生送給他的詩詞壽帖，那些壽帖都是用彩色的信箋用毛筆書寫，表面都灑有金粉，並且作了裝裱，十分精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王永彬的後人家裡發現了王永彬的書法真跡，作品的名稱為《己巳初秋橋西館主人自題小照》並且有篆體的「宜山」「？」「橋西山館」三枚印章，中間一枚印章待辨認。一直困擾我的「橋西山館」在哪裡的問題的答案居然在這裡靜靜地等待我們來尋找它，等待我們來拂去蒙在它身上的歷史塵埃。我們居然能意外發現這麼珍貴的手跡，這大概是王永彬先賢對我們這番苦苦求索的獎賞。
王永彬的墳墓和墓碑保存完好。得知這一信息後，我決定下午上山拜祭，並查看墳墓和墓碑。筆架山地山勢陡峭，樹木叢生，人跡罕至。筆者一行，揮舞鐮刀，「披荊斬棘」，用了一個多小時才登上山頂，看到墓地。碑身完好。墓碑正面上方是「垂裕後昆」，意思是為後世子孫留下功業或財產，語出《尚書》。正中是「敕授修職郎王公宜山之墓」十一個大字。修職郎、是正八品和從八品文官的散階，散階是授予官職時同時授予的虛銜，類似今天的軍銜。兩邊是一幅對聯：「著述高風青山含笑；俯仰陳跡絳雲在霄。」碑的背面正中是《敕授修職郎宜山王公傳》，其字跡已較模糊，但能看出來，與我們在王朝旺老師家中的抄本中所看到的是同一篇文章（碑上是節選），作者是王永彬的生前好友監利進士王柏心。碑的兩旁也是一幅對聯：「獨柱有靈山兼水報；石門無恙地以人傳。」獨柱山是墳墓所對的山，他和墳墓所在的筆架山都是名山，同治五年的《枝江縣誌》上都有專門介紹。墓碑後面的小字還註明此碑為同治11年立。詢問王家後人得知現在的墓是改葬墓，看來改葬的時間是在他去世三年後。
通過這些史料，我們對王永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他生於乾隆壬子年（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廿三日亥時；卒於同治己巳年（公元1869年，同治八年）。他一生經歷了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五個王朝。原籍武昌咸寧，其父卓蓭公始遷居枝江縣。開始家境不好，為了生計，他差點從私塾退學。後更加發奮努力，但屢困鄉試。他不專攻科舉之學，經史諸子甚至醫學都有涉獵。愛書法，終日揮灑不倦。著述之餘，尤好吟詩。與當時地方名流周柳溪、羅夢生等結詩社，號「吟壇三友」。每酒醉高論，說到古忠孝義烈之事，則沾襟涕泗不能止。不愛榮華富貴，生性純茂沖遠。窮居深山環堵中，收徒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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