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西蒙•庫柏
可以說，出差的主要意義在於逃避家庭生活。我剛花了5周時間在外報道世界盃，雖然我常奔走於俄羅斯各城市之間，希望可以向妻子和孩子展示我的所見所聞，雖然FaceTime通話意猶未盡，雖然我每天要工作14個小時，但殘酷的事實是，我很慶幸能從家庭生活中獲得短暫喘息。從家長生活中偶爾放個假才能讓做父母的保持理智。
家庭生活不易。愛並不難。我對孩子的牽掛遠勝過對自己的關心。自他們出生後，我就開始把自己的生死視為一個需要妥善對待的問題。但問題出在朝夕相處上。兒童和成人真沒有太多共同之處。他們覺得大人的談話大多很無聊，反之亦然。
家庭生活就是日復一日的循環。周一晚上，大家都回來了，聚在一起吃晚飯，在吵吵嚷嚷的間隙了解一點彼此今天過得怎麼樣。你把他們塞進被窩，機械地告訴他們你愛他們，然後拖著疲憊的身軀，用晚上剩餘的那點時間上網付掉他們在學校的午餐費。周二一早，一切又周而復始。
我們這樣一個某種程度上隨機組成的家庭（基因是唯一標準）在一起共度的大量時光總讓我不知所措。我平均每周末跟孩子們待在一起的時間超過了數年裡與一些老朋友見面的時間。我小的時候，周一早上去上學感覺像自由的終結。現在我已為人父，周一反而像自由的開始。由於孩子們如此經常地見到我，所以在他們面前呈現一個最完美（或最稱職）的自我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已經開始害怕讀到他們的處女作了。
我承認，我特別不適合家庭生活。我如此喜歡獨處，已經在獨自一人的辦公室愉快地工作了20年，而我也當夠了工作狂，所以花大量時間和孩子們在一起，把工作之外該做的所有事都列在腦子裡。
我試著把當全日制家長當作只是一個階段——就像新聞記者尼古拉斯•萊曼(Nicholas Lemann)所稱的「生命中的一段（漫長）時光」。如果我能活到80歲，做全日制家長只需要我生命中四分之一的時間。我希望中年之後是自由的，也希望那時自己別已經老到無福消受。但當我處於這一家長階段時，我需要偶爾掙脫一下家庭生活。獨居或全家一起生活都有不盡人意之處，所以訣竅就是把兩者結合起來。
在巴黎帶孩子的時候，我看到周圍的父母們總是在休假。法國人一般60歲左右退休，平均壽命83歲，所以這個國家多的是身體健康又有閒的祖父母願意在法國數不清的假期幫忙照看孩子。他們很多人還在風景如畫、但沒什麼工作機會的鄉下擁有大房子。這種模式已成為慣例，以至於每年9月，法國的酒店都擠滿了照顧了一夏天孩子後來放鬆的祖父母們。法國父母還可以把孩子送去夏令營基地(colonies de vacances)待上蠻長一陣子，這些假日野營通常由家長的僱主組織和資助（一種法式蘇維埃傳統）。
許多和我年紀相仿的法國父母在學校每次放假的第一天就會把孩子送出去，然後好好睡一覺。他們似乎對此毫無負罪感。我從沒聽哪位法國家長說：「利盧(Lilou)的童年如此短暫，我無法原諒自己錯過其中的任何一天，所以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們要在某處簡陋的度假營地形影不離地度過。」一位朋友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連續幾周獨自待在公寓，甚至妻子也經常不在。我想給他一記耳光。我不是法國人，我已經有10年沒在自家公寓單獨待上5天了。
英國上層階級通過把子女送到寄宿學校來解決家庭的這一大難題。我們這些普通人則需要從家長生活中放個假。遺憾的是，得到這種機會的最好方式是聲稱你的僱主正逼迫你出一趟長差。然而這種策略也因性別而異。我的妻子出差時，別人總對她說：「噢，你肯定想死孩子們了。」她於是很奇怪地變得不願出差了。
對爸爸們來說就不一樣了。世界盃是男人的海洋，那一個月，我和同行的記者們聚在媒體中心嚼著花生，或是相互推搡著去參加新聞發布會，只有一個人問我離開孩子是不是很難。那位老兄提前離開了世界盃，因為他擔心在Skype上和自己蹣跚學步的孩子互動質量下降。
世界盃結束後不久，我有了一個意外收穫：我的孩子們第一次同意去參加為一個期兩周的住宿營。這是我跟妻子12年來頭一回能單獨待上兩周。這簡直太棒了。
但這也有點讓人緊張——像從頭開始一段關係。
當9月到來時，這段不用看孩子的閒暇時光將讓我以新的熱情來迎接家庭生活。但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一位朋友說時，他說：「不，這只會讓你更難以回到地牢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