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士元
來源：樂亭文化研究會《讀樂亭》會刊/樂亭圈/樂亭故鄉人網站
題圖來自網絡，僅為配圖，和本文無關
陳渡口村位居樂亭城南，自明朝建立以來，莊風純正，村民樸實，在城南一帶享有較好的名聲。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時期的政治、生產乃至村民生活也和其它村莊不同。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紅衛兵造反，搞大批判，破四舊、立四新，大字報處處可見，城市鄉村可謂轟轟烈烈。在這樣形勢下，陳渡口村的幹部社員群眾雖對運動不理解，持觀望態度，但他們始終堅持只求安居樂業，不願你爭我斗，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儘管縣裡、公社的造反派多次前來鼓動，但這裡的村民仍是對搞運動興趣不大。就是在「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批林批孔」，「評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階段，他們也不積極。鄰村的人們議論說：「陳渡口『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生產卻搞得熱火朝天。」
為什麼這裡的「文革」搞不起來？從根本上說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這裡的幹部對「文革」認識不上去；二是這裡的群眾對「文革」不「感冒」。
當時，陳渡口大隊（村）的幾位幹部都是樸實厚道的莊稼人，支部書記陳文蘭50來歲，文化不高，是個「鋤把式」，始終把種地當成第一要務。他常說：「農民就是種地，多打糧食比什麼都重要。」他心直性耿，脾氣倔強，辦事公道，認準了理兒，牛都拉不回。一年春季，剛下過透雨，公社革委會的兩個工作人員來到陳渡口，要召集全體社員開大會，說是傳達「中央文革小組」的文件，掀起批判孔老二的高潮，陳文蘭一聽就急著說：「剛下過透雨，不趕緊搶種，光批孔老二有啥用？地種不上，秋後不打糧食，讓社員們喝西北風？」說罷甩袖而去，鬧得那兩人很尷尬。在那特殊年代裡，像他這樣抗上的工作作風上級當然不喜歡，然而莊裡的群眾卻很擁護他。
又一年秋季，公社派人到陳渡口大隊下達縣裡的緊急指示，要他們三天之內把村北的晚玉米全部收割完，平整土地學大寨，迎接全縣在這裡召開種麥現場會。陳文蘭一聽就急了，他堅決不同意，說：「晚玉米根本就沒成熟，現在割了最少減產三成，眼看到手的糧食不能丟，現場會愛去哪兒開哪開，我們不割！」看著他這樣堅決的態度，公社派來的人也只得作罷。由於他多次抗上，公社領導決定撤銷他的大隊書記職務，可就是撤不成。原因有三：一是全大隊的社員一聽說要撤陳文蘭，就選出代表（大多是烈軍屬）去公社說情保他；二是陳渡口的全體幹部心齊，要撤陳文蘭，就全都撂挑子；三是公社委任別人干，誰也不幹。公社的領導們無可奈何，也只好別撤了。
陳渡口另一個好乾部叫陳德銀，他是大隊長（村長）。此人忠厚老實，工作任勞任怨，不爭功不諉過，是領導班子團結的典範。在那特殊年代裡，陳文蘭和陳德銀等大小隊幹部團結一心，「抓革命」不積極，冒著風險專搞生產，一心多打糧食，想法設法增加集體和社員的收入。在那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年代，還敢頂風開辦副業加工廠（彈棉花、漏粉、榨油等）。上邊幾次來人阻止，陳德銀就一面說好話應付，一面對加工廠的人員說：「咱們惹不起，躲得起，白日在家睡覺，夜裡幹活。」就這樣，陳渡口副業加工始終沒有停下，由於有了這些收入，陳渡口秋後決算分紅工值高，社員們從心裡樂。外村人都羨慕地說：「看人家陳渡口，家家戶戶日子好過，小伙子們都說上媳婦了，再看看咱們莊，天天搞運動，家家窮得要命，快成光棍村了。」
那時的陳渡口，不但幹部對「文革」中的一些活動不積極，一些群眾也對運動不理解，持觀望態度。有一次，公社召開批判大會，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上台發言者，有幾個油頭滑面的「積極分子」，其中有個「綽號」叫「饞貓」的，他原本是全公社出名的二流子懶蛋，運動一來搖身一變成了紅人，在台上批判劉少奇的「三自一包」，他說：「劉少奇鼓吹『三自一包』純粹是放驢屁、放狗屁、放鹽蓿籽屁……」台下群眾聽了，忍俊不禁，紛紛議論，有人幽默風趣地說：「放啥屁都說了，就是不說放貓屁。」因此，會開到半截兒，就有不少陳渡口人溜號回家了。
在那政治挂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年代，哪裡搞副業，哪裡就是搞資本主義。陳渡口第七生產隊在當時是個比較富裕的生產隊，社員們勤勞，會過日子，分紅工值高，就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家家都有糧食吃，外界懷疑他們「瞞產私分」，還有人向上級告了狀。秋後縣裡、公社派出工作組來這個隊調查解剖，先是清查帳目，沒有找出一點漏洞，接著又挨家挨戶審問，也沒問出一點問題，他們在這裡折騰了一個多月，沒抓住任何把柄，只得打道回府。
那時，上級要求，各大隊晚上必須開會學習，邊學習，邊批判，礙於工作隊的督促、檢查，各生產隊只得走過場應付。一天晚上，工作隊員趙某來到第六生產隊組織社員學習批判，他先念文件，社員們在一旁聽，有人聽著聽著就睡著了，甚至還有人打起鼾聲，氣得趙某直拍桌子、瞪眼睛，並發令讓生產隊長管一管，可隊長卻說：「大夥乾了一天活兒，累得夠嗆，明天還得栽白薯挑大水桶，既然困得夠嗆，那就早早散會吧！」大家一聽，立即起身往外走，趙某急忙站起阻攔，說：「才開了不到半個小時的會就散？誰也不許走！」可就是沒人聽他的，人們一轟而散各自回家。氣得趙某乾瞪眼。
當時的口號是「抓階級鬥爭」、「政治挂帥」、「農業學大寨」，別的什麼也不許干。一年秋季，第五生產隊的隊長陳貴元、會計陳士華和保管員陳金雲正在場裡給社員們分糧食，忽然來了幾個人，他們是縣裡和公社的幹部，對隊長會計說：「不搞大批判，不去地里學大寨，成天分糧食，馬上停止！」分糧食的社員，只好挾著口袋灰溜溜地往家走。事後，陳貴元對大家說：「白天讓學大寨，晚上讓開會大批判，這糧食什麼時候分呢？」還是會計陳士華機靈，她說：「我倒有一個好主意，先日給大家信兒，第二天起早再分。」
那時，上頭三令五申，社員要一心參加勞動，不許做買賣，誰要是私下做買賣，誰就是投機倒把搞資本主義，就要受限制、挨批判。三隊社員陳仲蘭當院裡有兩棵梨樹，每年結不少果，家裡吃不了就推著手推車下莊去賣，一次他來到東雙坨村，剛一進莊就大聲呼喊：「賣梨喲——又酸又甜的大頭梨！」他這一喊，正巧被下鄉的工作隊聽見了，立即把他帶到大隊部，對他進行批評，說：「你不去地里和社員們一起去學大寨，竟然下莊做買賣，搞資本主義，膽子不小。」陳仲蘭說：「這是我自家梨樹上長的，賣幾個錢給孩子們上學交學費。」工作隊說：「自個家產的也不行，趕快回隊里去學大寨，再敢賣，全部沒收，還要批鬥你！」他只得點頭哈腰連連稱是。出莊後，就急忙推起小車轉了個彎奔向海邊上的一些偏僻的小村莊去賣。
「文革」已過去了半個世紀，今日憶起，令人難忘那特殊的年代，更令人難忘那特殊年代裡陳渡口村的鄉親們。
（作者陳士元，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