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世紀初開始經由長崎而傳至日本的小說《三國志演義》，由於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譯本（日譯本）《通俗三國志》而非常迅速地廣為傳播，成為日本人所愛讀之書。到江戶時代後期，《三國志演義》也為日本的傳統藝能提供了題材，「帶圖本」之外又成為「凈瑠璃」、「灑落本」等等各種藝能的節目之一，一般庶民對之深感親切。在這過程中，《三國志演義》中上場的人物為合於日本人的愛好口味而被改變，逐漸失掉了原來的形態。從各種藝能里對《三國志演義》所採用的種種變化的過程里，可以明白江戶時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諦。
井上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著名專家。他從西班牙獲准攝製並經他整理出版（附影印）的《三國演義志傳》，原為嘉靖27年葉逢春刊本，也是現存的舉世無雙的孤本；此書的整理出版和他的有關研究是《三國演義》研究史上劃時代的事。本欄發表的他的這篇論文則對中國研究者了解江戶時代日本人的接受《三國演義》有很大的幫助，這不僅是比較文學的研究課題，同時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進一步思考和挖掘《三國演義》的義蘊也深具啟發作用。沈剛先生的一篇則是對魯迅文學作品的特色形成原因的新的探討，它同時也向我們提示了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值得重視的方面——作家的早年（包括童年）生活環境對其作品的影響。當然，在這方面如何準確地掌握分寸同樣是一個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一、江戶時代的漢籍流入
眾所周知，日本和中國的文化交流歷史源遠流長，說它有史以來幾乎一直沒有間斷過也不過分。從漢字開始，以致佛教、儒教等等，日本人從中國學到了很多的文化，以此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一般而言，在引進外國文化時，有人的交流和進口貨物等幾種具體的方法。引進中國文化時，不用說，起到特別重要作用的，就是文字資料的書籍。把中國出版的書籍運到日本，通過翻譯來學習，日本人從中國得到了大量的文化財產，並且經過應用建立起獨自的文化。進口漢籍的歷史很長，中國一出版能夠大體稱為書籍的圖書，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隔不了多長時間就傳到了日本。在此，我們就把焦點對在江戶時代，簡單地探索一下漢籍流入日本的情況。
很幸運，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還保留著曾經擔任關西大學綜合圖書館館長的大庭脩教授的重要的研究成果。我們都知道，大庭脩教授是世界有名的東洋史專家，對漢代木簡研究和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造詣很深。和我這次的主題攸關的是，1967年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出版的名為《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研究》的學術書籍。在這一著作中，大庭教授通過調查江戶時代從中國進口書籍的總數，試圖製作接受中國文化的基礎性資料。由於已經失去的資料很多，還沒有達到完善的狀態，即使是這樣，這個腳踏實地的研究，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江戶時代導入中國文化的具體形態。遺憾的是，大庭教授幾年前因病去世，生前為了紀念他的古稀，由志趣相同的朋友出版的論文集《象與法》中，收錄了以「流入日本的漢籍研究方法」、「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研究——其方法和界限」、「唐船持渡書」等為題的講演記錄，讓我們在這裡一邊參考這些講演記錄，一邊看一看江戶時代中國的書籍是通過什麼經緯流傳到日本國內，這些書籍流入日本後的命運又是怎樣的，就這些有關漢籍流入日本的幾個頗有意思的問題簡單地作一下介紹。
日本的江戶幕府採取了禁止與外國自由交流的「鎖國」政策。但並不是全面地禁止和外國的貿易。江戶幕府例外地批准了對荷蘭和中國的交流，以九州的長崎為窗口，在政府嚴格的監視下可以進行物資往來。所以在江戶時代，荷蘭和中國的各種各樣的物資流入日本，當然中國出版的書籍也不例外。江戶時代是從1600年開始的，用中國的年號來說，相當於明代的萬曆28年、神宗時代。爾後，從明代到清代的大約270年間，大量的漢籍被載入船運到日本國內。但並不是所有的漢籍都能無條件地進入日本，江戶幕府嚴禁基督教在日本國內傳教，所以對漢籍中有沒有關於基督教教義的內容，有必要進行嚴密地檢查。為此，幕府派遣了號稱「書籍審查官」的官員常駐長崎，並讓他們代代世襲地從事書籍審查的工作，採取了一種禁書政策。從中國來的貿易船隻一抵長崎港口，要事先提交保證沒有關於基督教書籍的誓約書「齎來書目」，然後製作「書籍總帳」等，經過規定的一套手續，中國書籍才可以登陸，把它們納入日本國內銷售的渠道。也就是說，「書籍審查官」這個官職，就是執行政府禁書政策最前線的官僚；「書籍審查官」製作的簡單的漢籍內容說明，即「大意書」就是了解書籍內容的「漢籍簡介」。
這個「漢籍簡介」被送到行政中心的江戶（現在的東京）這個階段，奉行人就馬上可以得知從中國運來了什麼樣的書籍。就這樣，可以說是政府書庫的「紅葉山文庫」里不斷蓄積大量的漢籍。這個「紅葉山文庫」現在改稱為「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其中大部分的藏書都是江戶時代經由長崎從中國進口的貴重的書籍。
從中國流入的漢籍不僅僅是運到了江戶，還流入地方行政單位和私人書庫。可以稱為尾張德川家書庫的「蓬左文庫」、加賀前田家的「尊經閣文庫」等日本各地的圖書館，現在也還保管著許多江戶時代從中國傳來的貴重的漢籍。其中包括許多貴重的白話文學資料。因為有些資料，中國也已經不存在了，所以，以前孫楷第、王古魯先生等中國著名的學者為了調查曾經特意來訪日本。
二、《三國志演義》傳到日本
可以想像，小說《三國志演義》也和其他眾多的書籍一樣，是在江戶時代經由長崎傳到日本的。《三國志演義》首次傳入日本的時期雖然很難判定，不過可以根據現在留下來的私人讀書記錄或者藏書目錄之類，精心地進行調查，對傳入日本的時期大致做一個推測還是可能的。像這樣的研究，在日本不是由中國文學研究者而是由書志學者（文獻學者），或者是國文學者（日本文學研究者）來進行的，這是一個事實。根據長澤規矩也、中村幸彥先生或者德田武先生等著名的文獻學者和國文學者的調查，使有關傳來《三國志演義》的過去的記錄漸漸地明朗起來。
首先，根據中村幸彥先生的論文「唐話的流行與白話文學書籍的進口」（《中村幸彥著述集》7、1984年）的記載，現存記錄中，《三國志演義》的書名出現最早的是江戶時期的知識分子林羅山的著作集。《林羅山先生集》附錄卷一的慶長九年的信件，也就是公元1604年的信件里，附載著羅山本人的讀書目錄，裡面記錄著《通俗三國志演義》的書名。另外，估計是羅山的隨筆《梅村載筆》中，也包含著漢籍目錄，裡面與《西遊記》、《列國傳》、《全相漢書》等書名一起排列著《三國志演義》的名字。這個是不是羅山的讀書目錄，就不大清楚了。總之，根據這樣的記錄，可以窺測江戶時代的初期，日本知識分子的身邊已有小說《三國志演義》了。
其次，根據長澤規矩也先生《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書解題》（日光山輪王寺、1966年）的記載，寬永20年，也就是公曆1643年去世的天海僧正的藏書中，記錄著《新鋟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喬山堂刊本），還有《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明刊本）等書名。很顯然，天海僧正在生前目睹了複數的《三國志演義》的明代刊本。
再有，根據遵照八代將軍吉宗命令編制的江戶幕府藏書目錄《御文庫目錄》的記載，可以得知正保三年也就是公元1646年，《英雄譜》納入「紅葉山文庫」。這個《英雄譜》是《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合刻在一起的書籍，由此我們可以確認，那時江戶幕府的書庫也已經有了《三國志演義》的刊本。
把以上這樣的私人讀書記錄以及藏書目錄，或者是幕府的藏書目錄等綜合一下，我們可以知道，在江戶幕府誕生百年之後的1700年這個時候，《三國志演義》的版本就有《通俗三國志演義》、《新鋟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劉龍傳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二刻英雄譜》、《三國英雄志傳》（楊美生本）等等，至少也有五種版本傳到了日本。現存《三國志演義》的大部分是16世紀中期以後出版的，在其後的不足150年間，被陸續運到了日本。這說明，在江戶時代的很早的階段，就已經基本具備了日本人欣賞《三國志演義》的物質條件。像下面講的那樣，在17世紀末出版了第一部翻譯成日語的《三國志演義》，但在此之前，日本國內已經存在幾種《三國志演義》，可以窺見那時日本已經基本打好了接受翻譯版的基礎。
三、江戶時代《三國志演義》的翻譯與改編
那麼，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譯成日文的《三國志演義》是什麼時候呢？根據現階段的信息，我們可以推測，最早完成的翻譯版時間是元祿5年，也就是1692年。書名是《通俗三國志》，出版地點是京都，翻譯人是自稱「湖南文山」的隱士。對這位叫文山的人物掌握的情況並不多，依據石崎又造先生或者中村幸彥先生的研究，翻譯人不是一位，先是天龍寺叫義轍的和尚翻譯到中途，義轍去世後，義轍的弟弟月堂接過來完成了全部的翻譯。在這種見解之上，國文學者、明治大學的德田武先生，又指出了元祿5年出版的《漢楚軍談》的翻譯態度和《通俗三國志》的相似點，並提出歷來所知的《漢楚軍談》譯者章峰、微庵兄弟倆很可能與義轍、月堂是同一個人物這樣的假設。不管怎樣，在談論江戶時代初期知識分子和白話小說的關係時，禪宗和尚很可能參與了把中國白話小說翻譯成日語的工作這件事，叫人頗感興趣。
《三國志演義》日文版是經過什麼樣的過程出版的呢？對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也不太清楚。按照中村幸彥先生的研究，是京都製作金屬首飾的工匠叫西川嘉長的人物在對馬藩逗留時，偶然聽說京都五山的和尚在講談《三國志演義》，這成了一個機緣。由於西川嘉長的資助，在京都的書肆，栗山伊右衛門的手下實現了翻譯本的出版。據說這是對馬人古藤文庵寫的《閒窗獨言》中的記載，所以被公認是可信的。在這裡又涉及到京都五山和尚的參與，使我們聯想到宗教與書籍的密切關係，和剛才一樣，令人興味盎然。
大家都知道，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自古以來書籍的誕生與宗教有著割不斷的密切關係。《三國志演義》翻譯版的誕生，其背景可以想像有著宗教界的大力參與。被視為五山的和尚輪流講談《三國志演義》的地點——對馬，是九州近海的日本海上的一個小島，因為這個小島離朝鮮半島很近，在和朝鮮進行外交談判的時候，它就成了最前線。正因為與海外直接接觸的機會甚多，幕府就不得不關心當地的狀況，有必要派遣有教養的人士到對馬，把對馬和中央連接起來。所以，就設置了一個叫「以酊庵」的衙門，京都寺院的和尚被輪流地派到這裡，對當地的官員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講話。在這個所謂定期召開的面向官員的教養培育講座中，《三國志演義》大概就作為教材的一部分包括在裡面了。想到京都五山的和尚輪流擔任了這項工作這個事實，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在京都佛教界中已經存在欣賞包括《三國志演義》在內的近世白話文學的人物了。就是作為翻譯人被列出名字的「湖南文山」這個人物，在江戶初期也已經大致能理解中國白話小說的原文，所以如果不是精通白話小說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話，是絕對不能勝任那樣的工作的。像剛才講到的，有人指出文山這個人物有可能是禪宗的和尚，想必是順理成章的。
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譯成日文的《三國志演義》的經過就談到這裡。下面，讓我來談一下湖南文山翻譯的《通俗三國志》用的是哪一個版本這個問題。
剛才已經提到，截至17世紀末傳到日本的《三國志演義》一共有五種版本。文山到底是按照哪個版本翻譯的呢？對這個問題，以前小川環樹先生在出版現代日語版的《三國志演義》的時候，詳細地調查了幾個版本，結果搞清楚了是李卓吾批評本（吳觀明本）。不過，據長尾直茂先生最近的研究，湖南文山翻譯的底本雖然基本上用的是李卓吾批評本，但是發現裡面插入了一部分獨自的譯文，所以也許考慮到日本讀者的情況，增添了底本里沒有的獨自的文章。不管怎麼說，《三國志演義》在日本第一次被完整地翻譯成日文這項工作，是由叫湖南文山的人物所完成，以此為開端，以後才陸續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改編本。
這件事在下面我會詳細地介紹，在這之前，我想補充一點。那還是關於《三國志演義》的日語版的問題。第一個完成完整的翻譯說是湖南文山這不假，不過在湖南文山之前已經有人把《三國志演義》的一部分翻譯成日文出版了。這個人是江戶初期的儒者中江藤樹。根據德田武先生的研究，那是被推斷為中江藤樹的著作《為人鈔》，裡面編入了有關《三國志演義》「連環計」與「孔明南征」的故事，估計這也是基於李卓吾批評本翻譯的。把《三國志演義》的原文與《為人鈔》中的譯文仔細比較一下，雖然不是直譯，但是從有些部分可以看出，的確是沿著《三國志演義》翻譯出來的。《為人鈔》是1662年出版的書籍，如果前面的指摘是正確的話，在湖南文山完整的翻譯版出版的27年以前，儘管是一部分，可以說《三國志演義》的翻譯版就已經問世了。
四、學習唐話和《三國志演義》
元祿年間出版的《三國志演義》的日文版《通俗三國志》，好像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所以，從那以後被改編成日本式的《三國志演義》不斷出版。目前正在詳細地追溯日本鑑賞《三國志演義》本來狀態的研究者中，有金澤大學的上田望先生。根據《金澤大學中國語學中國文學教室紀要》第9輯（2006年3月刊）登載的他最近的研究論文《日本的〈三國志演義〉鑑賞（前篇）——以翻譯與插圖為中心》，說是江戶時代的正德（1711年）至享保（1716年）期間，興起一個空前的學習唐話（漢語）的熱潮，出現了以《三國志演義》等白話小說為教材的學習唐話的知識分子的團體。其結果是湧現出非常愛好《水滸傳》、《西遊記》等白話小說的讀者。可以想像，日本人通過閱讀源源不斷地進口到長崎的中國書籍，逐漸地對鄰國的文化感興趣，所以早早出版的完整的日文翻譯版《三國志演義》，當然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心。在如此高漲的對中國關注的背景下，上田先生把當時與《三國志演義》有關的人們的類型，設想有以下四種（上田望先生前述論文第9、10頁）：
(1)學習唐話，在學習過程中閱讀《三國志演義》的原文。
(2)雖然不學唐話，但是閱讀《三國志演義》的原文。
(3)被唐話學習熱、白話小說熱、中國熱所觸發，閱讀翻譯成日文的《通俗三國志》和《通俗三國志》的摘要版。
(4)不讀原文也不讀譯文，通過歌舞伎、人形劇、講談等來欣賞三國的故事。
其中，屬於(1)和(2)類型的人們，兩者都具備理解《三國志演義》原文的能力，只要有小說的原文就能達到目的。儘管不清楚這種人在江戶時代前期有多少，但是有被稱為從事口頭翻譯工作的「唐通事」的人們、有儒學者、有曾經到過中國的禪宗和尚們，還有在私塾經過輔導和自學能夠解讀漢語的知識分子等等，可以想像有一定數量的人是屬於這兩種類型的。另外，(3)類型的人們也是在湖南文山的翻譯版出售後的元祿年間以後，把《通俗三國志》或者其摘要本放在手頭，讀得入了迷，對日本故事中所沒有的，以雄壯、宏大規模展開的《三國志演義》的世界心滿意足。但是，屬於(4)類型的人們，無論是《三國志演義》的原本進口也好，《三國志演義》的翻譯版出版也罷，「三國故事」在哪一個階段對他們來說，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依然是遙遠異國的虛無縹緲之談吧。
五、《三國志演義》對江戶民間文藝的影響
（一）帶圖本
像這樣的，對不善於接觸以文字作媒介的跨國文化的人們來說，帶有插圖的《三國志演義》的出現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下面，我們仍舊按照剛才介紹的上田先生的調查結果，來確認一下江戶時代摘要版出版的數量。上田先生仔細調查了日本各地圖書館所藏的《三國志演義》的帶圖本，徹底查明當時出版了以下的種種書籍：
（紅本） 《三國志》：羽川珍重(1685-1754)畫，享保6年(1721)，所藏機關不明。
（黑本） 《通俗三國志》（別名《畫解三國志》）：鳥居清滿畫，寶曆10年刊(1760)，東京都立圖書館中央館加賀文庫，東洋文庫所藏。
（黃封面） 《通俗三國志》：刊年未詳（安永元年刊？），東京都立圖書館中央館加賀文庫、大東急紀年文庫、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狩野文庫等藏。
關羽五關破：安永元年(1772)，3卷，鳥居清滿畫，關西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孔明赤壁謀：安永元年(1772)，2卷、鳥居清滿畫，關西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黃封面） 《通俗三國志》（別名《畫解》）：天明2年(1782)，桂宗信（源吾）畫，學習院大學日本語日本文學研究室、上田望等藏。
（黃封面） 《繪本三鼎倭孔明》：5卷3冊，睦酒亭老人作，北尾重政畫，享和3年(1803)刊，國會圖書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