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早些時候，美國聯邦政府的十幾位官員日夜聚集在白宮戰情室，商討如何撤回被困於中國武漢、鑽石公主號以及其他郵輪上的美國僑民。
據幾位與會人員回憶，白宮新冠特別工作組的成員們通常只在會議即將結束時，才會商討病毒檢測的問題。工作組的領導在會議上保證，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已經研發出了一種診斷方法，準備快速推廣。
可現實是，從1月底到3月初，新型冠狀病毒迅速席捲美國大陸，由於技術缺陷、法規限制、像往常一樣的官僚做派以及在各個層面缺乏領導，致使大量可能已經感染的美國人無法進行檢測。
作為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美國擁有最好的醫療專家，卻錯過了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時間，讓美國人對即將到來的公共衛生災難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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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CDC主任費和平（Thomas Frieden）認為，缺乏強有力的篩查表明美國政府工作的失敗。參與抗擊該病毒的高級政府科學家安東尼·福西（Anthony S. Fauci）也在國會議員面前闡述了同樣的觀點。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教授珍妮弗·納佐（Jennifer Nuzzo）看來，特朗普政府對病原體潛在危害的認識非常有限。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局長瑪格麗特·漢堡（Margaret Hamburg）則指出，正是這種失誤導致「確診人數呈指數級增長」。
CDC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 Redfield）相信自己的團隊能夠研製出最精確的測試方案，並且能夠與州實驗室共享成果。但是自二月份以來，試劑盒的缺陷逐漸暴露，他承諾將迅速進行修復，結果花費了數周才給出解決方案。
除此之外，CDC還嚴格限制了檢測資格，並且推遲了「社區監測」方案。如果美國政府能夠儘早應對，並且檢測到潛在傳染源，那麼社區隔離就能夠有效限制疾病的傳播。
FDA局長史蒂芬·哈恩（Stephen Hahn）推行的法規自相矛盾，致使醫院、私人診所和公司在危急情況下更加難以進行檢測。在其他國家每天能在進行數萬次檢測的時候，美國平均每天只能提供不到100次的檢測，這讓絕望的美國人民更加失望。
衛生和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二世（Alex M. Azar II）負責對CDC和FDA進行監督，同時做好政府應對流行疾病的協調工作。隨著公眾對於檢測問題的批評愈發尖銳，他也表示自己無能為力。
在整個政府層面，三個負責檢測和應對疾病威脅的機構——CDC、FDA和HHS，都沒能迅速做好準備，甚至在看到疫情在中國暴發且得到提醒之後，依然未能有所作為。在政府高層無意推行檢測，或者認為沒有檢測需求的時候，問題就變得更加嚴重。
整個2月，特朗普都被彈劾問題轉移了注意力，導致忽視了疫情威脅與國計民生。在2月底，特朗普甚至聲稱疾病即將在美國消失。
直到3月初，政府官員終於宣布將擴大檢測範圍，但為時已晚。因為初期的耽誤，遏制疫情已失去可能。如今想要減輕危害，防控措施將變為更為嚴格的封鎖、社區隔離及強化醫療。
美國已有超過20萬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是世界上確診最多的國家。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城市開始封鎖，經濟增速放緩，人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響。儘管如此，還是有很多美國人無法得到檢測。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在2月份曾率領專家組前往中國。他表示，想要戰勝疾病，檢測病毒至關重要。「你可以確定自己和他人是否感染，然後就可以採取措施進行制止。」如果沒有檢測，遏制病毒又從何談起？
巨大的挫折
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是在元旦前後從中國同行那裡得知了這種病毒的，那時他還在陪家人度假，但病毒的威猛已經讓他不安。在幾天後一次通話中，談及新冠肺炎，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還在電話那頭落了淚。
羅伯特·雷德菲爾德長期從事愛滋病研究，在2018年擔任CDC主任以前，從未領導過任何政府機構。這位此前致力於防治愛滋病的醫生突然面臨一場新流行病的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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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CDC反應迅速。1月7日，CDC就創立了「新冠病歷管理系統」，並建議前往武漢的旅行者採取預防措施。1月20日，在中國科學家公布病毒基因序列兩周後，CDC開始研發自己的試劑盒，並投入到最初的檢測中。
研究這種傳染病是一項巨大的挑戰。這種病毒此前從未出現，信息很少。一開始也不知道無症狀患者具有傳染性，這讓科學家們對病毒更加費解。
為了測試新冠病毒，CDC在試劑盒中採用了三個小的病毒基因序列與拭子採集的樣本進行匹配。很快有人發現了試劑盒的問題。第三個序列，或者叫「探針」，結果並不穩定。CDC發現了問題可能出在污染或設計上，於是要求各州停止檢測。這致使CDC在最關鍵的時候失去追蹤病毒的能力。
根據CDC官網，直到2月中旬，美國每天只能檢測100份樣本。因為檢測能力有限，CDC只得限制檢測人數，只有去過中國或者與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才能進行檢測。
這也使得各地健康部門無法進行監控監測，這是流行病學診斷中的重要一環。為了了解潛在病毒，用於測試普通流感的鼻咽拭子也用來檢查新冠病毒。
2月14日，CDC才宣布將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舊金山和西雅圖進行篩查。納佐認為，如果可以早些進行檢測，美國現在會處於不同的境況。
危害開始逐一顯現。2月29日，西雅圖地區第一次出現無疾病接觸史及旅行史的確診病例，而西雅圖的第一例確診病例出現在1月20日。研究者後來表示，這說明疾病可能已經在這裡傳播數周，因為沒有更多的確診數據，地方衛生機構無法進行進一步追蹤，也無法對潛在病例進行隔離。
CDC幾乎沒有考慮採用WHO提供的試劑，因為CDC的試劑都在自有實驗室中研發，這讓官員們更有信心。同時WHO提供的試劑也需要一些時間完成審批。
面對國會質詢，雷德菲爾德在2月24日給49名國會議員回信時還堅稱：「CDC的反應積極，能夠更早發現潛在的病例，並確保病人能夠得到妥善處理。」
幾天之後，CDC終於提出了新的方案，讓各州和地區不需要等待替代檢測方案，而是直接使用CDC提供的試劑盒，忽略掉第三個有問題的基因探針。
與此同時，韓國和義大利疫情在快速傳播。2月25日，CDC專家梅索尼耶（Messonnier）發出了更嚴重的警告稱，疫情可能嚴重影響日常生活。這讓剛從義大利回國的特朗普非常憤怒。當天晚些時候，阿扎爾似乎試圖平息事態，在新聞發布會上他表示，梅索尼耶博士的意思是說，大家的生活「可能」會受到的一些影響，只是「可能」而已。
無法進行的檢測
2019年12月，史蒂芬·哈恩被任命為FDA局長，在疫情之前，他負責監督一個涉及眾多行業的聯邦機構。但是一夜之間，他的工作變成了抗擊一個「看不見的敵人」。哈恩博士需要動用科研及私人實驗室來幫助這個國家建立一個龐大的疾病檢測系統。
然而在哈恩的帶領下，FDA變成了一個攔路虎。私營企業理應是CDC能夠快速響應動員的第二層級。在其他疫情嚴重的國家，政府迅速採取行動加快檢測速度。比如在韓國，2月上旬就召集了20家醫療企業負責人，放寬了管制以加快檢測速度。但是哈恩遵循了FDA一貫繁瑣的審批手續，沒有聯繫他們。
甚至是國家公共衛生實驗室也在尋求FDA的幫助，然而諷刺的是，正是HHS的緊急聲明讓哈恩堅持當前的規則。緊急聲明本意是讓醫藥企業更容易通過審批，卻為著手研究試劑盒的醫院和實驗室設置了更多障礙。本來他們只需要面臨聯邦法規的少量約束，但是現在卻不得不進入FDA的審批流程。
儘管很多機構迅速進入研究，但是很多機構都認為他們受到FDA審批流程的阻礙。史丹福大學就是其中之一，他們根據世衛組織的標準，已經為全球70個實驗室提供了25萬份試劑，但是面對FDA「相對嚴格」的審批規則，他們決定放棄爭取許可。
法國醫療公司生物梅里埃（bioMérieux）也有過著同樣的問題，他們認為FDA的審批時間過長。他們的生物火試劑（BioFir）能夠在45分鐘內檢測出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在法國的1700個醫院投入使用。
FDA官員試圖對此做出回應，但是並沒有放棄規則，僅僅是進行一些修改，並聲稱需要數周討論與協商。2月中旬起，生物梅里埃就開始與FDA進行數輪溝通，終於在3月24日收到了緊急批准。
雖然得到通過，生物梅里埃公司首席醫療官馬克·米勒（Mark Miller）還是表示：「美國的檢測進展緩慢，缺乏組織。目前美國仍然沒有足夠的試劑盒讓所有需要檢測的人都進行檢測。」
在隨後的聲明中，哈恩表示FDA已儘快完成審批，但是要保證試劑的安全與準確。「自疫情暴發以來，FDA的大門一直向試劑開發者打開。」
信任缺失
亞歷克斯·阿扎爾在1月底曾非常自信，在HHS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中，他說新型冠狀病毒盡在政府掌控之中。他還指出，2003年的SARS暴發時自己就在相關部門工作，「我非常了解這種疫情」。
阿扎爾畢業於耶魯大學，曾任衛生部高級律師。曾在全球最大的製藥公司之一禮來公司（Eli Lilly）出任高管。不過他之所以受到特朗普青睞，是因為他曾擔任幾位保守派律師的書記員。阿扎爾在2018年初出任特朗普的第二任衛生部長，迅速取得了總統的信任。2月6日，當WHO宣布全球已有超過28000例確診病例時，阿扎爾還在白宮為彈劾特朗普進行辯護。
多位政府官員認為阿扎爾是一位事多的長官，他與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部門（Medicare and Medicaid）主任塞瑪·沃瑪（Seema Verma）長期存在分歧，而塞瑪·沃瑪最近頻頻在特朗普的疫情簡報會中露面。阿扎爾領導的新冠特別工作組也沒有將哈恩博士納入其中。
阿扎爾與雷德菲爾德關於檢測問題的矛盾也逐漸加劇，因為CDC在檢測方面進度緩慢，阿扎爾認為CDC提供了錯誤信息。
有幾個例子可以反映兩人的關係。阿扎爾曾在一檔周日早間的新聞節目中表示，當時美國已有3600人接受檢測。但事實上受檢測的人數要少得多，因為很多患者需要多次檢測確認，後來CDC在國會聽證會上也糾正了這個錯誤。一位衛生部官員透露，阿扎爾曾反覆保證CDC能在一周或10天內進行大範圍檢測，然而一周之後CDC才給出同樣的承諾。
面對各方批評，雷德菲爾德表示：「我沒在關注那些數字。我們現在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工作，確保我們儘快度過疫情，也保證美國人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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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所抱怨，但阿扎爾還是選擇繼續聽從CDC與FDA的建議。雷德菲爾德曾向阿扎爾表示，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存在人傳人，只需要為滿足標準的人提供檢測。因此，即使面臨全國各地醫護人員的巨大壓力，阿扎爾還是堅持不予擴大檢測。
事後來看，阿扎爾的「聽話」讓他徹底被坑了。2月26日晚上，特朗普突然任命彭斯為白宮新冠特別工作組組長，阿扎爾不再擔任領導。事發突然，以至於很多政府官員都是看到公告才知道。
2月27日中午，哈恩和雷德菲爾德召開了一次電話會議，要求檢測問題必須解決。也正是在那天，新冠特別工作組認為FDA應該放寬管制，讓醫院和獨立實驗室也參與進行非官方檢測。
政府默認試劑盒短缺
2014年伊波拉病毒爆發期間，歐巴馬總統聘請了副總統的前任參謀長羅恩·克萊恩（Ron Klain）指導西翼行動。隨後歐巴馬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內部設立了全球健康安全辦公室，以應對未來的危機。
「回顧歷史，此前遇到這種挑戰的時候，不管是愛滋病、流行病或其他疾病，美國政府都會動用一切力量應對。」世衛組織顧問、流行病學家艾爾沃德（Aylward）說道。
然而在新冠疫情面前，直到疫情發生兩個月後特朗普才讓白宮直接領導工作。歐巴馬時代遺留下來的全球健康安全辦公室已於2019年解散。在彭斯接管之前，特別工作組內沒有任何一位官員擁有採取行動的權力。
在彭斯接管工作後，檢測進程才迅速加快，近100個醫院的實驗室共同加入了檢測行列。3月27日，醫療巨頭雅培獲准生產一種便攜試劑，能夠在5分鐘內檢測出新冠病毒。
3月31日，特朗普吹噓說，美國建立了全新的系統，進行了難以想像的大量檢測。美國在過去八天的檢測數量比韓國過去八周檢測的數量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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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國的醫院和診所仍然拒絕對輕症患者進行檢查，只能儘量挽救危重患者。即便如此，也要等待一周的時間才能確定檢測結果。特朗普也默認了試劑短缺的事實，他在3月30日向韓國總統文在寅提出，儘可能多地給美國發送試劑盒。現在韓國每天能生產10萬份試劑盒，已經超出韓國所需。
衛生專家對檢測能力增加給出了積極評價。但是，距中國第一次檢出病毒已經過去了三個月，此時才具備大規模診斷能力，並不能證明美國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
對此，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特殊病原體科醫學主任納希德·巴德麗亞（Nahid Bhadelia）評價道：「檢測問題就像一個裂縫，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所有人都產生影響。檢測的延遲影響到了整個國家對疾病的應對。」
原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原文標題：The Lost Month: How a Failure to Test Blinded the U.S. to Cov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