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街巷背後的北京會館文化

多年來，袁家方的研究為認識北京會館歷史打下了最基本的框架，他提供的新視角和新思路得到廣泛認可。此行，袁家方先生與「青睞」一同追溯北京會館傳統士人文化的印記和脈絡，「青睞」會員對那些少為人知的歷史掌故、會館文化中濃縮的桑梓鄉情，讚嘆不已。

會館的分布為什麼在崇文門-宣武門-廣安門這條線上？

在前門大北照相館一隅集合完畢，袁家方先生打開侯仁之編著的《北京歷史地圖集》節選地圖，講述說，從崇文門到宣武門，南沿廣渠門、廣安門一線，分布著全國各地省府州縣的會館，密密麻麻蜿蜒不斷。北京會館的分布形成了「長巷-草廠」、「校場-琉璃廠」、「爛縵胡同-粉房琉璃街」三大會館群落，這三大群落中，宣南就占了兩個，而且會館密度明顯高於「長巷-草廠」群落，還和名人故居交錯在一起。

會館的分布為什麼在崇文門-宣武門-廣安門這條線上？袁先生解釋說：「舉子進京趕考，得先去禮部報到，禮部在今天紀念堂的東邊。報完到以後，有人會把舉子接到會館。崇文門-宣武門-廣安門這一條線，一是離禮部近，二是離貢院考場近，貢院在今天的中國社科院、長安大戲院一帶。明代的內城曾經有會館分布，到了清初，實行『滿漢分城』，除特許之外，漢族官員和百姓，一律遷居外城。會館的創建者基本是在京的各地官員，他們在選址上自然也傾向在京城士人聚居的宣南一帶，方便與學界名家學習。此外，緊緊依傍著琉璃廠，形成了相互切磋、相互砥礪的風氣。」

會館裡住的是趕考的試子，順天府的舉子，「他們要住四到六個月。」袁家方打開了話匣子：「『臭溝開，舉子來』是一句老北京民諺，什麼意思？明永樂年間修北京城，大道通衢都修了下水道，北京俗話叫陰溝。每年春季二三月，打開陰溝清積疏浚，以利排污、防汛。這種暗溝打開之後臭氣熏天，挖出的淤泥又一時不能運走，堆積路邊，又黑又臭，讓人步履艱難。『二月開溝』逢會試之年，又是全國各地舉子們進京的時候，正陽門外鮮魚口臭不可聞，有人曾碰觸淤泥病亡。到了夜晚，行路更加艱難，樂平泉先生執掌的同仁堂，在四面城門、街頭路口，懸掛印有『同仁堂』字號的紅燈籠，為人們照明指路。舉子們長途跋涉到了會館，又會得到同仁堂送來的『平安藥』，克服水土不服和小病小災。這『一燈一藥』，我理解為北京對外地來客的最早問候。」

當時的科舉考試帶動了東單一帶的市場經濟

袁家方表示，清代是會館發展的興盛時期，這是和進京趕考的舉子人數直接關聯的，從史料記載中貢院的號舍數量可見一斑：道光年間達到1.6萬。「進京趕考的舉子數，還並不是會試前後進京的總人數。進京舉子們隨行的，還有他們的家人、童僕等。這麼多人在同一時間進入京師，住宿就成了大問題。有錢的舉子住貢院胡同附近的狀元吉寓，因此每逢春秋二試之年，貢院附近的胡同，家家都騰空房屋，出租給舉子們，美其名為『狀元吉寓』。當時，由於住在貢院附近狀元吉寓的人數眾多，科考這三個月的『民宿』收入相當可觀，這可以說是老年間京城裡依託科舉考試而生的『瓦片經濟』了。」

甚至舉子們的日常消費，也促使東單牌樓一帶的百貨商店物價比平日要貴30%，有的店鋪這兩三個月的進項就相當於一年的收入。袁家方笑言：「用現在的話說，當時的科舉考試帶動了東單一帶的市場經濟。」

科舉時代的考試錄取通知書由禮部發，袁家方說：「朝廷按照路程的遠近還要給一定的路費，近的幾兩，遠的幾十兩，相當於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甚至到基層居委會，對於讀書趕考的舉子都有扶持。」舉子進京後，為了「恤寒畯而啟後進」，專門服務於科舉的會館便應運而生，且隨著清代科舉在內容上的豐富，制度上的規範、完備，「鄉貢額加廣」，參加科舉的人數不斷增加，會館進入了鼎盛發展時期。隨著各地來北京的考生多，為保證試子們參加考試，省郡州縣爭相設置會館。

科舉時代，從中央到地方扶持「讀書的種子」

家鄉在北京沒有會館的舉子怎麼辦？囊中羞澀的窮苦書生怎麼辦？袁先生坦言，看會館一定要回到從前，以歷史的眼光去看。他講述說，「考試取士延續一千三百餘年，科舉作為國家重要的政治制度，有從中央到地方官方的提倡、鼓勵、支持和保障，加上全社會的普遍響應，各方互激互勵，形成了全社會奮發讀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精忠為國的氛圍。科舉時代有句話叫做天下第一等好事是讀書，金榜題名、連中三元、父子狀元、五子登科，成為人們的嚮往和追求。」他舉例說，陳獨秀先生曾經參加過在南京舉行的江南鄉試，他在寫於1937年的《實庵自傳》中說：「我的母親雖然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當時傳統的『忠孝節義』之通俗教育標語，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謝她從來不曾拿這些標語教育我們，她對於我們之教育，是考科舉，起碼也要中個舉人，替父親爭氣。」

袁先生說：「我們現在經常說到一個詞，讀書的種子。過去一個村裡，大家看到某個孩子好學，但家裡窮上不起私塾，這村子就以公田來資助他讀書，這些孩子就相當於『讀書的種子』。因為一旦中舉，不但個人命運發生根本的變化，還給家庭、家族、鄉裡帶來榮耀。這榮耀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倘若高中進士，更是聲達天庭。由此，科舉不僅成了試子個人的人生奮鬥，還成了家族、地方共同的奮鬥目標。」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種稱為「賓興」的社會公益組織形式隨之出現。「賓興」出自《周禮》，就是隆重如待賓客一般地將賢能舉薦給周王。袁家方告訴大家，在科舉時代，「賓興」一詞有多種含義，如代指科舉，代指鄉試，特指歡送科舉生員的禮儀，以及地方財政中預算性科舉經費等等。其中，還有專指地方社會資助科考的教育公益基金，並將支持應試、入學、登科的機構也稱作賓興。「科舉時代的賓興名目繁多，比如賓興田、賓興會等等，以支持本地的『讀書種子』，現在有的地方還遺存有賓興館。」

商業行業會館與士人會館有本質不同

有人好奇，北京會館究竟有多少？袁家方表示北京士人會館的數量，多年來說法不一。一般而言，大都依據《都門紀略》說法「各省會館都不下三四百處」。2011年，《北京宣南會館拾遺》一書提出，北京僅宣南地區就相繼存廢過722家會館。「這個數字比之前的資料幾乎翻了一倍，是白繼增先生歷時30多年走街串巷，一個會館一個會館調查尋訪、一戶戶測量考辨而得出，包括老門牌號，建築格局，居住者、發生的故實，特別是對查找未果，無法確定的問題也一一列出，十分有說服力。2014年，白繼增與白傑合作研究撰寫《北京會館基礎信息研究》出版，這回，白家父子把研究範圍拓展到整個北京會館的普查，提出北京的會館數量是908家，其中士人會館847家，商業行業會館61家。

「北京的會館有908家，是個讓人信服的數據。」袁家方指出，「我研究老字號、商業街，努力找到每一個歷史依據，像都一處的匾是乾隆賜的這個說法，我至今查不到歷史記載。做文章我最怕的就是『據記載』，我盡力要找到據什麼史料記載。2019年我開始研究北京會館，發現現在對會館的研究依然薄弱。」

從長巷一路向北行走，胡同兩邊的門店建築古色古香，漸次錯落著銀號、染料行舊址，有的修葺一新，有的古樸滄桑。經過一棵姿態挺拔好看的白楊樹，不遠處的105號就是臨汾東館。向南走，拐進青雲胡同，就到了「前廟後館」建築格局的顏料會館，進入其間，一座戲台映入眼帘，池座四周裝飾著網絡打卡熱詞。

工作人員介紹說，這條胡同最早叫青雲巷8號，梅蘭芳在這住了6年，經常在這裡跟徐悲鴻、齊白石等名家探討繪畫藝術。「顏料會館最初叫平遙會館，後來山西的顏料、桐油商人共同集資把它買了下來，在會館裡集會，說家鄉話，吃家鄉飯，看家鄉戲，祭拜祖先。周邊的會館大多都有400年的歷史。」他指著不遠處的三里河說，「過去它北起前門外，南到老舍筆下龍鬚溝，後來河道上建了民宅，近幾年騰退完之後，重新還原了600年前水街穿巷的圖景。前面叫青雲橋的小橋，寓意著平步青雲。別看青雲胡同這短短的900米，它包含了會館文化、梨園文化、商賈文化、建築文化，以及民俗文化。」

有「青睞」會員驚喜地發現了北京胡同里著名的「拐彎抹角」建築形態。為什麼叫拐彎抹角？袁家方說：「兩面牆相交的直角處，上面的垛子是尖的，下面的斜面是磨圓了的。這個地方過去養牛馬，所以馬車在胡同里走，這樣的設計主要是為了過往行人和馬車的方便，減少直角拐彎導致的碰撞，同時保護房屋不被碰壞，體現了過去民居互利謙讓的風貌。」。

穿過青雲橋，沿途兩岸種著許多國槐，又高又細，不屈不撓地伸向天空。波光里的蘆葦盪、大錦鯉、黑天鵝交織出一派田園風光。

漫步其間，袁家方講述了商業會館與士人會館有著本質的不同：「隨著士人會館的出現，後來出現了商業行業會館。剛才我們參觀的顏料會館，屬於商業行業會館。都叫會館，兩者有何不同？從創建來說，商業會館是由同鄉或同行商人根據營業額所得集資創建；士人會館的創建，或為官員捐宅，或為官員集資。官員所捐資金來自他們的俸祿，也就是今天的工資；此外，二者所定規矩也可見他們的截然不同。行業會館規定，會館是私人會議之所，無論何人不能寄居或暫時借寓。士人會館，供來京舉子住，不考試的時候，進京辦公務的官員也可以住。而且，士人會館不允許商人入住；商業會館不准官員及文武鄉會試公車居住。你不許我，我不許你，涇渭分明。從文化上說，士人會館所承載的是士人文化；商業會館所承載的則屬於平民文化，或是城市商業文化。所以我們要明白，都叫會館，但此會館真的不是彼會館。」

「車笠之交」與「方觀承報德」濃縮友誼與桑梓之情

經過一片熱火朝天的工地，走進南蘆草園胡同的蔭涼下，袁家方駐足分享濃縮的會館文化。會館肇始於明永樂年，興起於嘉隆間。「剛才我們看到正在重新修建的蕪湖會館，是永樂年間，蕪湖人俞謨在京為官時，從路姓人處買得前門外長巷上三條，就是今天的長巷五條7號的一所院落。退休歸里時，他把房子交給同鄉的京官晉儉等人創建了蕪湖會館。據此可知，蕪湖會館已經存世近500年了。士人會館承載著人們對家鄉和情感的紐帶，蘊涵著濃濃的桑梓之情。」

當時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對舉子真誠、信任，甚至結下的友誼超越了身份、地位。「車笠之交」的故事就講述了方觀承與沈廷芳、陳鑣之間的友誼：「清代舉子沈廷芳、陳鑣雇了一輛馬車到北京趕考，出發後看到一個小男孩跟在後邊，停車詢問，這個13歲的小男孩叫方觀承，因為父親被流放到齊齊哈爾，每年步行從桐城到齊齊哈爾看望父親。兩個舉子決定帶上他一起走，到北京分手時還把過冬保暖的衣服給了方觀承。20年後，沈廷芳、陳鑣分別從雲南和廣東到北京述職，到了河北省直隸境內，有人專程來迎住他倆，原來，當年的小男孩方觀承已經成了直隸布政司。」

在《清代名人軼事》中還記述了「方敏恪軼事」，講述說安徽桐城方觀承上京趕考，到揚州時盤纏用盡，雖有親戚，但豪門難進，還受了僕役的譏諷奚落。他沿街走到一個賣肉的店鋪，餓得頭暈眼花，遇到屠戶胡老先生的接濟，不但酒肴款待，第二天醒來一看，床頭還放著給他修補、漿洗得乾乾淨淨的衣服。臨別時，胡老先生給方觀承準備好被褥鋪蓋，還給了他錢。後來，方觀承官至直隸布政司，立刻派人去揚州找胡屠戶報德，沒想到老夫妻已經去世，方觀承聞後潸然淚下。

袁家方補充說，過去北京有著名的飯館匯賢居、廣和居，一南一北舉子會試來此吃家鄉菜，那些菜品也蘊含著濃濃的鄉情。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二，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撫端方等六大臣會奏廢科舉折，請立停科舉。兩天後的1905年9月2日，清廷發布上諭「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考亦即停止」，中國歷史上歷1300年之久的科舉考試戛然而止。為士人服務的會館，也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民國初，定都北京，政府官員和各界人士雲集。一時間，會館成了來京同鄉政、學界人士聚集的「同鄉會」。「當時西單形成了『淮揚菜十二春』，就是12家經營淮揚菜風味的飯館名字中都帶一個『春』字，比如最有名的淮揚春和同春園。國民政府南遷之後，加上接踵而來的戰亂，北京的會館就慢慢衰落了。」袁家方說。「上世紀80年代初，有關會館的歷史資料和會館歷史文化的專著不斷問世。北京會館得到修復、活化利用，近年來，北京會館文化更成了一個熱門的北京歷史文化保護話題，吸引大家不斷發掘。」

幽靜的胡同深處，聽袁家方繪聲繪色的講述，彷佛穿越時空，感受到會館蘊涵的獨特歷史韻味。

文/本報記者李喆供圖/青睞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