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90年代，博物館明確成為清朝政治變革計劃的一個部分。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出了在中國建立博物館的理想。1895年，維新派建立的上海強學會提出四項「要務」，建設博物館即是其中一項。梁啟超在《論學會》一文中說，欲振中國，須興學會，而學會有十六件大事要辦，其第十二項是「開博物院」。1898年夏天，光緒帝批准康有為所上的《請勵工藝獎創新折》，內有建立博物館的建議。其後，由總理衙門頒布了獎勵民辦博物館的具體辦法。
1905年實業家張謇以一人之力創辦南通博物苑，「搜集物品，凡二千九百有奇，分天然、歷史、美術三部。分類陳列，頗合科學。」[1]此為國人自辦博物館之圭臬。張謇之後，北京、天津的一些收藏家也在個人藏品的基礎之上創辦了博物館，但是官辦博物館始終付之闕如。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規定以民主共和為教育宗旨，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中央教育部設社會教育司，籌辦各省的社會教育等內容。在社會教育中，單立一科專門負責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動植物園及搜集文物等工作。同年8月魯迅任該科科長。中央教育部決定首先在北京建立歷史博物館，選定安定門內成賢街清代國子監舊址成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收存國子監舊存的禮器、書版、石刻等及明清檔案，並開始向全社會徵集歷史文物，除接收社會捐獻和政府移交文物外，「各處遇有古物發現亦隨時設法採訪」。
北京國立歷史博物館舊址——國子監
1926年10月10日國慶日，北京國立歷史博物館正式對外展覽，開放金玉、刻石、明清檔案、國子監文物、針灸銅人、兵刑器、明器、考古發掘品、國際紀念品等10個陳列室供觀眾參觀。自開展之日至11月7日，參觀者達185，714人次，日均6,404人次。1929年8月，歷史博物館劃歸中央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北平歷史博物館。傅振倫後來總結：「今天看來，本館文物雜然並陳，漫無統緒，無異於古玩店、掛貨鋪，但在當時而論，還是琳琅滿目，洋洋大觀」[3]。
展覽涉及中華民族共同祖先政治文化生活的多個方面，足以激發觀眾懷古追思的慾望。民國文人徐風陶參觀展覽後賦詩曰：
「午門開博物，兩闕聳巍巍。中藏曆代寶，世人所見稀。帝王貌赫奕，將相骨嶔奇。詔諭文詰屈，奏疏字珠璣。玉璽托金綬，印紐綰銀龜。幣制啟秦漢，方孔以圓規。服制盛周禮，博帶而寬衣。戰伐持弓箭，交易抱貝皮。度量觀秤尺，禮器覘鼎彝。錯雜殷商簡，駢比晉魏碑。一一入吾目，遍覽靡孑遺。莫嘆文獻缺，應共史編垂。」[4]
某些文史知識未必深厚的觀眾也能夠聯繫古今，有所體悟。一位名叫杜俊東的學生記錄說：
「西北角的壁上懸有朝鮮、暹羅等藩屬的奏摺、貢表，字體非常之小——如蠅頭大小，一筆不苟，觀者沒有不驚佩的。字裡行間顯露著一種敬畏的神氣。現在我們看了作何感想呢？……器物有周時的衣服，系仿照《玄衣譜》制的，頗寬大，絕非今人所能挑起，可是當時的人一定比現在的人高大得多。日本人由小而漸大，而中國人則由大而漸小，這是何等危險的現象！」[5]
另一位名叫艾步霄的學生參觀後說：
「兵器陳列在第四室，內有重約二百斤之大砍刀一，集數人之力不能起，對此物議論把玩不忍釋手，蓋有景仰追念過去禦侮守土之干城，再生於今世也。室內東牆懸有清帝大狩圖一幅，北牆懸有元人馳馬試翦圖一幅，其英武之氣，活躍紙上，較之目前所謂之東亞病夫，不可同日而語。」[6]
除了常規展覽外，北平歷史博物館還曾舉辦一些臨時性的專題展覽。例如1932年3月舉辦的明清檔案展覽。時年「日人侵我東北繼擾津沽，嗣更炮轟南京，進逼京滬，國勢阽危，人心岌岌。」北平歷史博物館商同故宮博物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二年來整理所得明清兩代重要檔案及館藏史料，其重要者有明太祖神宗寶訓、太宗世宗熹宗實錄、清太祖太宗世祖實錄、聖祖起居注等件，又金國汗致崇禎皇帝書、致袁崇煥書、致孔友德等書、致明眾臣宰書，又與明邊關生軍民諭、清太宗致祖大壽書稿、袁崇煥致金國汗書、毛文龍致金國汗書、吳三桂降清攝政鄭王吉爾哈朗入關賀表、朝鮮國王李倧賀表奏本、蘇祿國蘇老丹奏疏對印居子國賀表、平定海寇方略、平定察哈爾方略以及康熙遺詔、昭聖太后遺誥等百餘件，闢室陳列。」[7]這些檔案所構建起的是幾百年前明清易代的慘痛歷史記憶，顯然意在警醒國人東北狼煙再起，不可讓中原浩劫重現。
6月北平歷史博物館還舉辦過洪承疇遺物及史料展。展品包括順治初年承疇為詳察西南地勢情形，預計三路進取雲貴密揭，及劉澤清致承疇書札等件，清兵犯錦州杏山血戰情形各題奏，吳三桂報及兵部奏松錦失守，洪承疇被擄不屈死難情形，以及承疇領受五省經略新印揭帖，擒殺明瑞昌王朱誼泐及黃道周等揭報進兵楚粵及滇黔題奏等六十件文件，以及洪氏故宅冢墓等影片拓本、洪氏年譜宗譜。選擇這樣一個人物，策劃展覽者用心良苦，因為「國難日亟，東北傀儡登場，洪氏人格事跡頗有其相當刺激性」，可供國人鑑戒。
9-10月舉辦的明代倭寇史料展覽，除了陳列明代倭寇事跡檔案多通和倭書數件外，「更仿繪平倭偉人戚繼光肖像，翻印李宗成等影幀，連同萬曆年封平秀吉為日本國王詰命寫真等一併懸陳。此外復向北平圖書館借到《皇明馭倭錄》、《張水南文集》、《自知堂集》，參以《明史》本紀系統陳列，供人參觀。」[8]這樣的展覽主題不言而喻是在呼籲民眾奮起禦侮，挽救危局。
1927年以後，各地陸續成立了一批省市博物館。至1936年，全國已經成立美術博物館56處，歷史考古博物館98處，普通博物館75處。[9]
1928年5月，東三省博物館於瀋陽故宮正式開展，「開會六日，觀者達十萬人以上。」[10]但不久奉系軍閥在國民黨的二次北伐中戰敗，大批軍隊退回瀋陽，東三省博物館的部分館舍亦被部隊所占，只好暫時關閉。1929年4月恢復開放之後，定於每星期日及紀念日，開放一次。奉天故宮再次開放的消息被省內外大小報刊爭相報道，每屆開放日，參觀者極為踴躍，來自各地的參觀者絡繹不絕，年達數萬人，盛況非凡。隨時並有中外團體，請求特別參觀。根據《東北年鑑》提供的民國十八年四月到民國十九年六月參觀人數達到了69000人次，最高每月參觀人數為7499人，最少為929人，平均每月為4656人。
東三省博物館對外界開放的陳列室主要是崇政殿和鳳凰樓及台上五宮。展品分為六大類：儀仗鑾駕、祭祀器、武備、樂器、文具和雜品。崇政殿，系朝賀之處，原設屏風、寶座未動，兩側新置舊藏的鑾駕鹵簿儀仗；清寧宮，系祭祀處，陳列薩滿祭祀器具；永福宮，陳列朝賀、筵席所用的樂器；麟趾宮，陳列御用弓箭等武備；關雎宮，陳列文房四寶及翰墨書畫；衍慶宮，陳列宮內所用的門神、對聯、布緞等物；楊令茀女士摹繪的近百幅歷代帝王像，也分別懸於各展室宮牆上；後又增闢協中齋為陳列室，展出清代帝後聖容及御用瓷器。[11]
從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至1926年籌辦東三省博物館期間，瀋陽故宮大量宮廷藏品11萬餘件被外運至北京。在被外運的瀋陽故宮的諸多文物中，惟一得以僥倖復還的是文溯閣《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此書就是在奉天省教育會會長馮廣民，奉天省省長王永江及張學良、張作霖等的努力下運回瀋陽，此事當時被視為東三省文化界一大喜事。1930年，東三省博物館還出版了繪有經緯網的清代全國地圖——《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地秘圖》，全圖共41幅，非常珍貴。
1930年 十月，遼寧省政府再次對東三省博物館進行改組，館內設器物部、圖書部、總務處等，並制訂《東三省博物館簡章》和各部、處辦事規則。瀋陽市政公所將從瀋陽舊城城門及鐘鼓樓等處拆下的滿、漢文門額、金代古鐘、鼓樓石碑等移至東三省博物館內收藏。
歷代帝王像和清代全國地圖展示的是這個民族國家經歷過的時間和占有的空間，《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則代表了民族國家的輝煌文明成果。儀仗鑾駕、祭祀禮器、武器裝備、樂器、文具，以及各種生活用品在觀眾心中構建起一種共同的祖先生活。通過這些展覽，博物館成功地為國民構建起了對一個歷史悠久、文明恢宏、強盛一時，值得引以為豪和認同的民族國家形象。
上海市博物館的籌建始於1933年上海市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籌備委員會的成立，1935年建築完成，坐落於城市中心區域。施工期間，該館籌備處便積極徵集陳列品，1937年試行開放。「計共三室，並利用走廊，闢為陳列廊。第一陳列室陳列的，主要為銅鏡、銅容器和古錢三項。銅鏡共八櫃，陳列漢隋以迄清代製品一百二十餘件。銅容器有各式鼎、壺、卣、爵、等數十件，最古的在千年以上。古錢六百餘件，自周代的銅貝，戰國的時的明刀，以迄清代的宣統通寶，無不搜羅完備。此外，陳列的石器、壽州銅器、武器與工具等，亦頗為人注意。第二陳列室完全陳列陶器瓷器，史前及商周陶器和漢唐瓦當，以及漢代至六朝陶器，唐、宋、元、明、清各朝瓷器都有，唐宋瓷約百餘件。第三陳列室完全陳列明器，漢代的，元明的，都有蒐羅。就形態論，包括人物、房屋、用具、俑、牲畜、牲舍等，就製造品質論，包括石、木、陶、瓷等種。全部陳列品四百餘件，俑占絕大多數，其種類有立俑、坐俑、侍俑、文官俑、武俑、胡俑、騎俑等，實屬洋洋大觀。陳列廊陳列歷史文件四十七件，最古的是明崇禎年間兵部職方清吏司咨文二件，余如清順治年間的揭帖，康熙間的進士金榜，乾隆間的奏摺，道光間的題本，以及光緒間致古巴國書，達賴喇嘛致法國公使藏文函，清末民初官紳名片等。」[12]
這些展品對於增進參觀者的民族認同不無裨益，有觀眾曾記錄說：「中有清廷給古巴國的國書一通，語氣十分自尊，尤其為一般人所注意。撫今思昔，未嘗不足以激發民眾的愛國心呢。」[13]
除了展示歷史文物的博物館之外，展覽民族國家出產實物的商品展示會對構建民族國家形象也非常有效。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政府開始在國內組織工業展覽會和小一些的勸工廠。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對這種做法頗為推崇，主張中國應該追隨日本的榜樣，舉辦商學比較場。在清王朝的最後幾年裡，作為新政的一部分，政府開始舉辦小規模的展覽會，並且建立永久性的展覽大廳。
1906年，農工商部在北京建立了「京師勸工陳列所」，在前門外廊房頭條的會元堂舊址建新樓，由各省選送特產來京陳列。辛亥革命以後，1912年5月，京師勸工陳列所更名為商品陳列所，同年9月舉行國貨展覽會，在京城引起轟動。
相似的機構在各地都出現了，比如1902年天津考工廠陳列館，1906年改名為勸工陳列所，展品分本省、外省及國外參考三部分。1904年河南省城的勸工陳列所，凡舊有生產，新造各貨均羅列其間。1905年直隸省的國貨陳列館和山東省立圖書館的金石保存所。1906年湖南省商品陳列館，南京的江南商品陳列所。1907年至1909年，奉天、江西、江蘇、貴州等地均設置了類似的陳列所。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工商業部馬上頒布了《國貨陳列館條例》，要求每個省和城市都建一座「國貨陳列館」，這個提議被各地方廣泛接受，1928年一年之中就有12個城市和省份建立了國貨陳列館，包括寧夏和貴州這樣的當時相當邊鄙的城市。地方性的、地區性的、全國性的國貨展覽會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激增，臨時的流動性展覽更是不計其數，到20世紀30年代，各種形式的國貨展覽會已經變得普通平常，包括國貨汽車遊行、國貨遊艇大會、婦女國貨服裝表演等等，直至出動飛機散發提倡國貨的傳單，盛況空前。更有一些國貨團體將國貨展覽會辦到農村。
這些活動雖然說主要是為了宣傳、推銷國貨產品，但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產品琳琅滿目地集於一堂，展示給人們的是整個民族國家的生產地圖，在界定何為國貨的同時，也界定了何為中國。1948年的《新運導報》上曾經刊登了一名觀眾參觀國貨展覽會的所見所感：
「一進門便為常州黃楊木梳展列處，對面陳礦冶品，觀者如堵，……至於所謂四川貴重藥材，竟不為人注意。甘肅石油分布圖、畜牧分布圖，感覺興趣觀看者以學生為多數，農業推廣委員會農作場展覽品，圍看者特別擁擠，其中新式農具如戽水機及中式力耕器，與雙輪除草具等等，最為觀眾所欽羨者。
中蠶公司新式繅絲機及煮繭鍋，尤為觀眾所欣賞。時有兩位女子，逼真繅絲工作，觀眾凝神注目，大有依依不捨之勢。棉花改進會，陳列棉花標本，……可以播種於黃河及長江流域。中紡公司機織汗衫機織衛生衣之大機器，高大如巨人，吾人佇看稍時，此機已織成一件衣服。在資源館看見鞍山鋼鐵公司之鋼鐵機械展覽及瀋陽機車車輛製造公司之機車模型，乃知由於資源委員會之慘澹經營與整理修配，乃有如是之成就。
台灣造船廠之船模型陳列最令人發生興趣。台灣造紙廠、台灣鹼業公司、台灣肥料公司均各有陳列，使吾人對此初回到祖國懷抱之一小島發生莫大之敬佩與希望。」[14]
這種展覽實際上是將民眾的消費行為變成為一種民族主義的表達活動，將民族認同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葛凱在《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一書中說，「來自以『中國』這個名稱為人所知的地理實體的不同地區的所有產品，以某種方式構成了優於任何或所有其他分類標準的完整商品系統。國貨運動通過推廣和自然化這個觀念，參與了民族國家意識的產生。……它們既是中國製造，同時又在幫助製造『中國』。通過收集、分類以及陳列這些物品，民族商品展覽會自然化了這種觀念：這些物品有真實的聯繫，它們創建了一個有邊界的和自然的整體。」[15]
民國時期的博物館、陳列館以及許多展覽有效地將民族認同意識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博物館其實是一種供人們構想民族國家群體身份的文化設施，是一個構建民族歷史、民族範圍和民族身份的空間和場所。它將一個民族國家中一切具有代表意義的物品盡收於其中，以此來展示這個民族在時間和空間的存在，為民族國家的成立提供文化和歷史的合法性依據，向世人宣告，在今天的多民族世界上，我們這個民族有自己特殊的品質和傳統，必須與其它民族區分開來。[16]
[1]傅振倫：《中國博物館史略》，《東方雜誌》1945年第15期。
[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3輯文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278頁。
[3]北京燕山出版社編：《古都藝海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頁。
[4]雷夢水輯：《北京風俗雜詠續編》，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頁。
[5]杜俊東：《參觀歷史博物館記（附圖、照片）》，《學生雜誌》1926年第12期。
[6]艾步霄：《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觀記並抒所感》，《北平青年》1935年第36期。
[7]《傅斯年全集》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頁。
[8]同上，第408頁。
[9]傅振倫：《中國博物館史略》，《東方雜誌》1945年第15期。
[10]東北文化社：《東北年鑑》，東北印刷局1931年版，第732~733頁。
[11]瀋陽故宮博物院：《瀋陽故宮博物院八十年》，萬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5頁。
[12]李純康：《上海的博物館》，《旅行雜誌》1948年第7期。
[13]仁濬：《上海市博物館印象(附照片)》，《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1937年第1801期。
[14]建中：《參觀國貨展覽會》，《新運導報》1948年第1期。
[15]葛凱：《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黃振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頁。
[16]徐賁：《全球化、博物館和民族國家》，《文藝研究》2005年第5期。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k/dP3C0HcBMMueE88vaPW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