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敘話」之「九江文史」系列發布本地文史研究文章。除修訂個別標點，適當調整排版並補充圖片外，編者不對文章做更多修改。本系列在「潯陽敘話」「馮曉暉」兩個公眾號，以及國內主流自媒體網站上（今日頭條、百度、搜狐、新浪、網易、微博、豆瓣等）同步播發。
九江位於江西省北部，萬里長江中下游南岸，是一塊富庶之地，在歷史長河中，九江在為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形成了自己歷史悠久而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
九江文化，顧名思義就是從文化的角度來認識九江。九江文化內涵豐富，既有本地、母體、傳統的文化基因，又有來自外地的文化因素。
就物質文化來說，九江地區屬於長江文化，而歷史上長江文化的實質是一種農業文化。賴以長江、鄱陽湖優勢而興起的九江文化，最大的特點是在農業文化之中融進了商業文化，這主要表現在棉花、林果生產的商品化，以及築建於農業商品化生產之上的棉紡織業和其他農副產品加工業生產的商品化等方面。農業、手工業生產商品化發展的結果，使商品經濟不斷增長，而商品經濟的發達，則是導致自然經濟瓦解、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條件。因此商業文化與農業文化的融合，在當時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九江文化先進性的本質所在。
就精神文化而言，九江處於吳楚、徽州文化包圍圈之中，這些文化融入九江文化基因之中。隨著便捷的水陸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京津、齊魯、金陵等文化的傳入，使得九江文化具有多樣性、兼容性的特點。九江文化的先進性，是以其開放的姿態、虛心的態度，學習吸納各地文化精華的結果。正是在其影響下，社會生產力才得到解放；傳統封閉的農業自然經濟被打破；商品經濟大發展，孕育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昭示著社會生產關係勢必發生變革。「本業拋農務，群情逐貿遷「的詩句，形象地描述了在商品經濟推動下，九江地區經濟奇蹟般的發展，也透視出了萌芽中的資本主義幼芽。
但是，歷史上由於封建的生產關係仍占重要地位，在資本主義萌芽所出現的生產單位里，封建勢力大量存在，使得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業生產場，具有濃厚的封建主義色彩。又由於封建王朝對資本主義萌芽進行無情的摧殘和打擊，致使其發展異常緩慢。儘管如此，資本主義萌芽畢竟是九江區域社會經濟中的新因素，它的出現，標誌著九江區域封建經濟逐步走上緩慢解體的道路。
就社會形態而言，封建制度較奴隸制度是當時最先進的制度，而集中代表封建階級利益的儒家文化，則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只是到了資本主義萌芽即將破土之時，儒家文化才顯得不那麼適應了。特別是對推動經濟發展，建設物質文明所起的作用遠不如長江等水文化大，當然長江等水文化也不是孤立的，而是融匯了包括吳楚、徽州、金陵等多種文化成分在內的兼容性文化。但九江長江等水文化的形成，絕不是多種文化成分的等量相加，而是既有滲透融匯，又有衝擊、排斥。明顯的事實是，在多種文化滲透、融匯中，「利」占了「義」的上風，商業文化占了禮儀文化的上風。融匯而成的長江等水文化，其顯著特徵是發展商品經濟、建設物質文明。
在長江等水文化的推動和影響下，九江地區的工商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經濟大振，明清時九江成為全國著名的茶市、米市，「百貨雲集，其民務為生殖，仰機利百姓，不事耕桑」。九江工商經濟的發展，既為當時政府增加了財政收入，也富裕了當地百姓。
大中路上的九江米市雕塑 編者配圖
如何探究九江文化的特質？我認為九江文化的特質，是在幾千年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地區之一，不僅歷史上對江西、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作出過積極的貢獻，而且現實中也為我們認識和發揚光大祖國的傳統文化有著積極意義。九江文化有著豐富的內容，從歷史發展的宏觀方面來考量，運用文化形態學的物質、制度、行為、心態文化層的「四層說」，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提煉九江文化的特質:
第一，水文化形成的智慧特質。九江北有長江環繞而過，中有浩闊的鄱陽湖，境內河流、湖泊密布，水的靈動使智慧在九江文化發展中發揮突出作用，使九江人形成了勤思、善思和巧思的優良傳統。首先是勤思，九江人凡事愛動腦筋而不使蠻勁，如俗話「三個湖北佬，抵不上一個九江佬」，九江人辦事，處處體現著多想辦法，多動腦筋的指導思想，有著強烈的思考慾望，與周邊地區人們有著明顯的不同風格。
其次是善思。九江人眼界開闊，思維敏捷，不僅善於抓住機遇，而且在時機的等待上也善於從大處做好工作，準備之細，忍耐之堅，都是有口皆碑的。再次是巧思。歷史上九江出了許多富於巧思妙想的人物，他們的創新精神留下了豐富的人文財富，比如建昌(今永修)人雷發達由於技藝高超，擔任工部樣式房負責人，先後主持設計重建故宮三大殿，解決諸多難題，聲名傳揚京城內外，留下「上有魯班，下有長班，紫微題命，金殿封官「的佳話。
1898年的九江城門 編者配圖
第二，南北文化交流形成的寬容特質。中國歷史上文化有南北之分的說法，當代學者有海洋文化圈和大陸文化圈之說。這兩大文化從地理上看均以長江為交匯點，九江也就是界於這兩大文化的交匯之處，促使九江文化形成了價值多元化、富於交融性和社會和諧的寬容特質。首先，價值多元化。九江人在價值取向上不偏執，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最突出表現是歷史上九江雖重儒學但並不輕商，工商同道，在儒學之外的商業等領域裡獲得成就的人同樣可以獲得社會的尊重。
九江自古學校教育、書院發達，唐代德安義門東佳書院，是我國設立最早的書院；宋代白鹿洞書院名列中國四大書院之首，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學府，朱熹制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後世書院遵行的準繩和法規。九江人好讀書、會讀書，學風濃郁。這一點影響到九江經濟的發展上就是九江商人中讀書人多，知書達理者多，不以巧取豪奪圖暴發，而以勤勞智慧求發展。儒家中庸的思想也給商人們提供了和氣生財的理念，和諧共進的追求。可以說，書院文化、才子文化使九江商人表現出更多的儒商氣質。
九江各地老字號就充分體現出儒商特點，儒商氣質使九江老字號更加看重傳統道德，自覺地以傳統道德創業，以傳統道德興業，以傳統道德守業。許多老字號能夠百年不衰，就是因為九江商人的才子底蘊使他們在價值追求上將經商的智慧與守德畫上等號。在九江老字號中，很少見有欺詐顧客的事件發生，在各地的商業活動中，各代九江商人在外的口碑都很好，他們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來獲得經濟收益。
民國時期的大中路 編者配圖
概言之，九江的商人亦儒亦商，重利也重義。其次，富於交融性。歷史上西晉之末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和兩宋之交靖康之變等社會動盪使北方文化大規模進入江南的九江，但九江文化並沒有受到衝擊，相反是迅速吸收新的文化因素，在文化大交流中形成新的文化中心，文化交融使九江文化充滿了活力。
再次，社會和諧。九江的地理位置使九江文化有主動接受外來文化的條件，也有被動接受外來文化衝擊的可能，這就使九江文化始終處於一種開放的發展形態，不封閉，不排外，和諧之風自古有之。人們對待矛盾少有激烈的行為，而是柔性化解，求同存異。和氣生財」不僅是一種廣泛遵守的商業法則，而且也是九江地區民風的一種表現，和睦相處成為九江居民的自覺追求。
第三，富庶安定形成的盡善特質。一般而言，富庶安定最易形成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思想，然而九江人則不這樣，九江人追求盡善，地盡其利，事盡其心和人盡其才，富庶安定的地域條件為之提供了可以實現這個追求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環境。地盡其利：九江少有閒人，少有閒地。比如古城潯陽就是利用長江、鄱陽湖水道而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隋唐之際，潯陽城不僅是江南數州物資集散地，且已成為「世稱雄鎮，且曰天府」的江南一大商埠。
再如明清時期，九江始有人工栽培的雙季稻，充分利用了江南的氣候條件，明代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言：「歲多一歲兩栽兩獲者」。《清實錄》曾載：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始聞聽「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事盡其心：九江人做事唯精而棄粗，小心謹慎，事事推敲，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精明，而是務求認真的求善之道。
人盡其才：九江向稱「真儒過化之地」，九江精神是以儒家價值觀為主體的傳統文化孕育發展的結果。人們認識九江在全省、全國的地位都是要與人才相聯繫的，人才的培養、人才的吸引、人才的發揮，這些都是九江文化發展最直接和最重要因素。自古以來，九江名人輩出，英才薈萃。據市政協編撰的《九江歷史名人》統計，收錄自晉至當代九江籍名人120個，其中宰相9個，狀元6個，進士1319個，九江人才之盛可見一斑。
民國時期的白鹿洞書院 編者配圖
客觀地講，作為儒學發展的一個更高階段的理學具有多層次的非常豐富的內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為兩點，一是吸收佛、道的思想內容而建立起的精細龐大的思辨哲學體系，一是將儒家傳統的社會責任感推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儒家的社會責任感集中表現在「教化」的思想與實踐上，在將普通人的日常行為完全納入儒家規範方面的效果非常明顯，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有些學者已注意到了將知識分子口中討論的「儒學」和普通百姓中踐履的「儒教」區分開來的必要性，也有人指出「儒家文化在長期的社會傳播中，實際上形成了三種既一脈相承又有明顯區別的價值層面……分別稱之為士林儒學、官方儒學和世俗儒學」。九江文化中的儒學影響印證了這一點。
我個人傾向認為，無論哪一個「區域文化」特質，其成分基本都是中國文化所共有的，地方文化特質的體現，是由於各種成分配置比重的差異，或者說何種成分占有突出地位。由這種觀點看去，九江的廬山文化、長江(鄱陽湖)水文化的確比其他地方強大一些，這兩種相互影響的因素的發展，促進了其他方面的文化的繁榮。
崔若林（作者像）
【讀後記】本地文化的特質是什麼？這是每一位地方文史研究者都會向自己提出的一個深刻的問題，尤其是在弘揚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今天。崔老師在這篇文章提出，九江的文化特質有三：智慧、寬容和盡善。您是否同意崔老師的觀點，您覺得九江最突出的文化特質是什麼？歡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