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弗里德蘭德《華盛頓》，銀鹽印刷，20.6×13.8cm，1962年 2019 Lee Friedlander
為何去拍攝一張風景照片？是因為被其中轉瞬即逝的美麗吸引還是為留存記憶？提及「風景」，人們首先想到的也許是自然風景，但當「風景」與「社會」產生聯繫時，二者又會發生怎樣的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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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著社會的風景」 」
李·弗里德蘭德《Philadelphia，Pennsylvania》，銀鹽印刷，22×33.1cm，1961年 2019 Lee Friedlander
為什麼風景會與社會掛鉤？1966年，一場名為「當代攝影家——向著社會的風景」（Contemporary Photographers：Toward a social Landscape）的攝影展在美國喬治·伊士曼博物館（George Eastman Museum）舉辦。
布魯斯·戴維森《Los Angeles，California》，銀鹽印刷，27.9×35.6cm，1964年
蓋瑞·維諾格蘭德（Garry Winogrand）、李·弗里德蘭德（Lee Friedlander）、布魯斯·戴維森（Bruce Davidson）、丹尼·萊昂（Danny Lyon）、杜安·邁克斯（Duane Michals）五位藝術家參與了此次展覽。「社會的風景」（Social Landscape）也在此時提出，它究竟意味著什麼？
布魯斯·戴維森《Surfers along Pacific Coast，Los Angeles，California》，銀鹽印刷，27.9×35.6cm，1964年
布魯斯·戴維森《Wales》，1965年
在快照流行的年代，這種描述滿是汽車、廣告牌、塗鴉和店面等文化符號的風景照片，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照片中缺少的攝影技巧和客觀情感。不僅如此，攝影師們在極大程度上擴大了傳統定義的「風景」內涵。
丹尼·萊昂《Jackson，Mississippi，from the Civil Rights portfolio》
丹尼·萊昂《The Road to Yazoo City》，Gelatin silver enlargment print，50.8×40.6cm，1963年
攝影師們將鏡頭對準人與人自己所造的環境之間的關係。而面對人與人造都市疊加之後形成的風景，他們又持怎樣的態度？本次展覽使得「社會的風景」成為熱議話題，並迅速影響到日本和歐洲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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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藏豐富含義的風景 」
安塞爾·亞當斯《Manzanar War Relocation Center near Lone Pine，Calif》，1943年
安塞爾·亞當斯《Half Dome，Apple Orchard，Yosemite》，1933年
實際上，社會與風景的聯繫自風景攝影誕生之日起就早有端倪。即便看起來的確很美，但風景照片的背後卻藏著人類的目的與野心，絕非一個「美」字可以概括。即便是純粹的風光影像，例如攝影師安塞爾·亞當斯（Ansel Easton Adams）拍攝的美國西部風光如此宏偉壯麗，卻傳達著工業革命的氣勢，並多多少少地透露著關於國民身份建構的含義。
安塞爾·亞當斯《Mount Williamson—Clearing Storm》，1944年
早在19世紀，窺視異域文化、清點自然景象等諸多慾望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不斷擴張而逐漸增強，風景攝影恰好滿足了這些慾望。例如攝影師托馬斯·安南（Thomas Annan）及尤金·阿傑（Eugene Atget）拍下的城市景觀，就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於社會城市空間的清點。
托馬斯·安南《Gallowgate》，Photogravure，21.9×18cm，1868年
羅傑·芬頓《A Quiet Day in the Mortar Battery》，Salted paper print from a wet-collodion glass negative，24.6×33.7cm，1855年
這些慾望遍及方方面面，羅傑·芬頓（Roger Fenton）等戰地攝影師對於戰爭報道的背後，也關聯著征服與侵略。種種有關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目的在風景攝影中都可以找到，它早就蘊藏了豐富的含義。
羅傑·芬頓《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crimea ukraine》，1855年
在「社會的風景」提出十年之後，「新地形」（New Topographics）也被提出來。這種客觀反映工業文化產物及景觀的影像，在某種程度上也被認為是「社會的風景」的進一步延伸。隨著工業發展，「新地形」那些揭示因人類自私而對自然進行破壞的照片，平淡無奇卻觸目驚心。
羅伯特·亞當斯《Newly Occupied Tract Houses,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明膠銀鹽，14.6×15.2cm，1968年 2019 Robert Adams
就像攝影師羅伯特·亞當斯（Robert Adams）鏡頭中的風景：堅硬的現代建築呈現出直線輪廓，在大自然的曲線中顯得那麼突兀和尖銳，深深地刺痛觀者的眼睛。而攝影師們拍下這些風景，只是為了控訴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肆意踐踏嗎？其實他們也在風景中觀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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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景必須浪漫嗎？ 」
柴田敏雄《Gibson Dam，Lewis and Clark County，MT》，1996年
毫無浪漫氣息的風景照片有意義嗎？上世紀90年代，在後工業社會中存在著的風景攝影看起來一點也不浪漫，卻上升到了對於人類命運及前途思考的層面上。而其中蘊藏的含義也早已超越了簡單意義上的美的再現。
風景已經與自然影像完全脫離。攝影師們帶著自己的原則去面對風景，不僅是對世界和社會的評價與言說，也是對攝影的反思。
柴田敏雄《Tajima Town，Minamiaizu County，Fukushima Prefecture》，1989年
例如在日本攝影師柴田敏雄（Toshio Shibata）的作品《日本典型》中，自然風景的深刻變化就與日本高速增長的經濟掛鉤。藝術家在為文明的轉變留下黑白幾何影像的同時，也在這樣的風景中探索人工與自然之間的衝突和包容。
宮本隆司《Grosses Schauspielhaus Berlin》，Gelatin silver print，34×50.4cm，1985年
另一位日本攝影師宮本隆司（Ryuji Miyamoto）的風景更加荒蕪，但他拍攝的建築物拆遷現場卻廣受好評，後來他又陸續拍攝了有關貧民窟、再開發以及東京流浪者的紙箱窩棚的影像。這些看起來荒蕪的影像為何廣受好評？因為在記錄都市建築的浮沉與消亡的同時，也包含著攝影師對於資本主義偽善的諷刺......
蓋瑞·維諾格蘭德《New York from Women are Beautiful》，銀鹽印刷，22.2×33.1cm，1968年
蓋瑞·維諾格蘭德《Untitled from Women are Beautiful》，銀鹽印刷，22.1×33.2cm，1968年
拋開浪漫，風景攝影一直含有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東西。而記載空間的歷史也是記錄權力的歷史，不斷消亡更迭的社會的風景就承擔了這一責任。
[編輯、文/高淑啟][參考文獻/顧錚《向著社會的風景——有關風景攝影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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