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已出的劇情來看，《清平樂》似乎不同於以往那些披著歷史外衣的言情劇，它為我們緩緩地講述了北宋乃至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仁君，宋仁宗的故事以及他那一段不為人知卻影響深遠的歷史。
在最初的幾集中，宋仁宗趙禎了解到自己的生母並非是太后劉娥，而是一位只見過寥寥數面，現如今正默默為先帝守陵的普通妃嬪李氏。正值年少叛逆期的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見到自己的生身之母，以致不斷的違反了一個個身為皇帝必須要遵守的「規矩」。
但是就在他抵達李氏門前時，卻迫於太后、群臣，以及江山社稷的壓力，無法再進一步，看一眼自己的生母。雖然沒能完成最大的心愿，可作為少年人，此時的趙禎還是選擇再任性一下，微服來到坊市尋找那位據說是教授了李氏如何做蜜餞的梁婆婆，希望再次嘗到兒時母親的味道。
在梁婆婆家門前，趙禎目睹了地痞無賴的恃強凌弱，也見到了勇敢獨面惡霸，此時還是一個憤青少年的韓琦。想不到一顆小小的蜜餞，竟促成了宋仁宗與這位未來北宋名相的第一次見面。不僅如此，在接下來劇情中這顆蜜餞還會不斷的出現，估計將會是引導整個故事發展的重要伏筆。甚至透過電視劇，翻看史書，我們其實還能看到，在這顆蜜餞背後是一段古代中國向城市化發展的重要歷史進程。
早期的人類，為了溝通與交易的需求，逐漸聚集在一起，從村落到鄉鎮，最後創造出了城市。《說文解字》稱：「城，所以盛民也」，「市，買賣之所也」，故而聚民買賣之所稱為城市。然而統治者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的考慮，使得具有統治性和防禦性的「城」出現的很早，但「市」的那部分功能卻始終受到忽視，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時間遠比我們想像的要晚的多。
在古代的歐洲，領主貴族們建造城堡，即作為保護自己的軍事設施，也作為區分自己和平民的屏障，在城堡內是紙醉金迷的天堂，而城堡外便是現實的人間。那些平民圍繞著城堡建立村落，又出於互通有無的目的，自發的形成了集市，這種最早期的城市雛形即沒有規劃更沒有管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於貴族們來說，除了按時交稅外，城堡外平民的世界與他們無關。這種「自由」，反而在未來促進了西方社會中市民這一特殊階級的出現。
在早些時期，這種形式的「城」在的區別並不是很大，所有的市場交易都是自發隨性的，且往往伴隨著宗教節日而進行（例如很多村鎮中現在依然存在的趕集活動）。中國和西方的不同，大概就是從周朝那段時間開始的，那種利用無處不在的禮法所建立的王制，似乎對任何的領域都有規劃一下的慾望。
《大戴禮記·千乘六十八》記載：
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
從商朝開始出現城中設「市」，到周朝正式成制度的在城市中開闢出專門的特殊區域作為「市」，坊市制度在中國出現了。在《周禮·冬官考工記》中，市的規劃是這樣的：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國，指的是國都，方圓九里大小的都城，每面城牆設置三個城門，以橫豎各九條九軌道路（一輛兩輪馬車輪間距為一軌，九軌就如今天九車道）方方正正的分隔開來。城市左邊（東）是祖先宗廟，右邊（西）是社（祭祀天地），面朝（南面）王宮，背靠（背面）便是集市了。
古時集市都會用牆圍起來，有一個專門進出的門口，甚至還有非常專業的名稱，「闤，市垣也；闠，市門也。」當然光光劃出一塊地方，起幾個高大上的名字，還不是真正的市場，更關鍵的還是在於管理，於是周王朝專門建立了一個市場管理部門，並配備成套的專業官員來進行管理。
在《周禮·地官》中記載：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
有胥吏拿著鞭子守在市門口以維持秩序，所銷售的商品經過陳列估價審查之後，市場管理人員會將旗子升上思次（市場管理所）屋頂，表示正式開市，大家可以入場交易了。
此時市場相關官員來到思次開始「上班」，維持市場秩序，調解買賣雙方的矛盾，他們有：
司市，市場的主官，負責市場內攤位的規劃，商品的分類、陳列、定價，違禁商品的取締，對於欺詐、盜竊、各種買賣雙方交易糾紛的判決和處罰。
質人，掌管市場內所有商品價格的評定，授予交易憑證，統一度量衡（公平秤？），巡查市場，對違法違規的商家進行沒收商品和罰款的處罰。
廛（chán）人，稅務官，收取店鋪稅、貨物稅等各種稅收以及罰款。對於屠宰行業，收取皮角筋骨交入玉府。對於滯銷的珍異之物，進行收購併交入膳府。
胥師，輔助主官監督貨物價格，公布相關處罰和禁令。對市場內的欺詐、售假等行為進行監察處罰。受理小訴訟，並作出判決。
賈師，鑑定產品質量，制定價格。還有維持價格穩定，禁止商人在災年抬高物價以及平時哄抬珍異產品價格的行為。同時也負責國家物資的日常銷售和採購。
司虣（bào，同暴），維護市場治安，抓捕打架鬥毆，以暴力擾亂市場秩序等違法違規行為者，並對其進行處罰。
司稽，巡查市場，抓捕並處罰著裝行為古怪者，不買賣卻四處窺探可疑者，以及盜賊等。
在市場中進行的經濟商業活動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變得異常的活躍，像質人、胥師這一類的管理市場的官員甚至一度達到30多人。可見坊市制度，在當時已經非常的完備，後世所有的創新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礎上的改革和完善。與如今相比，這一套似乎依然也沒有完全的過時，所謂市場啊，經濟啊，看來也不是完全的什麼舶來品，「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這道理我們的祖先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很明白了。
到了秦漢時期，隨著大一統的真正出現，中國的歷史仿佛進入了快車道，一切都向著更快更大發展。西漢的都城長安，面積已經達到整整三十六平方公里，而這其中大部分還只是皇宮和府衙兵營，真正居民僅占三分之一不到的地方，皆是非富即貴的大戶。真正的百姓則大多居住在圍繞著長安城的7座大型皇帝陵邑和5座較小型的後陵陵邑。按照《漢書·地理志》中的記載：
京兆尹，……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縣十二：長安，……戶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
在漢平帝元始二年，整個京兆尹地區的人口是68萬2468，其中長安縣人口24萬6200，若加上當時普遍存在的隱報瞞報和無戶口者，光長安縣的人口應該能達到五十萬，如果擴大到整個京兆尹，則是一個人口百萬以上的龐大城市群。而當時類似長安這種人口數十萬的大城還有洛陽、臨淄、邯鄲、宛等，以及更多的十萬級規模城市。
那麼《周禮》中的這種小小集市自然無法滿足如此龐大人口的需求了。於是坊市在秦漢時期也迎來了迅猛的發展。在漢朝，對於居住在城內的百姓開始有了稱為「閭里」的區劃，類似於如今的小區，《三輔黃圖》中寫道：
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
而根據閭里的分布又規劃出九市，
《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
根據文獻記載，結合現代的考古，長安九市分別為：東市、西市、南市、北市、柳市、直市、交門市、孝里市、交道亭市。前四者在城內，後四者在市郊。頗有我們如今那種五公里商業圈，將商業區和居民區相結合的味道。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了滿足發展的需要，城市的規劃更加趨向於棋盤式的那種方正格局。如曹魏時的鄴城，就開始以東西大街將城市劃分為南北兩區，居民集中居住於南區，而北區則均勻的規划著宮殿官署。而作為經濟商業活動的坊市，也出於方便管理的目的被劃入到居民區中，統一由里正管理。
這種方式在早期商品經濟不太發達的時期非常便於統治者管理，可是隨著唐朝盛世的出現，中國有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座百萬級國際大都市，那麼傳統坊市的各種弊端開始逐漸凸顯了出來。因而坊市制度在唐朝看似越來越完善並達到顛覆，但實際是在為了彌補漏洞而不斷的升級補丁而已。
首先因為居民區的里和坊已經逐漸混雜在一起難以區分，唐代時，城內已經統一成坊，如《舊唐書·官職》記載：
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
然後因為坊市和居民區靠的太近，對於坊的管理就變得異常的嚴格，甚至達到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程度。《唐律疏議》中寫道：
宮衛令：「五更三籌，順天門擊鼓，聽人行。晝漏盡，順天門擊鼓四百槌訖，閉門。後更擊六百槌，坊門皆閉，禁人行。」違者，笞二十。
五更三籌大概相當於現在三點將近四點的時候，也就是說凌晨四點左右的時候，順天門開始擊鼓，此時坊門開啟，人們可以自由的出行，做買賣。等到晝漏滴盡，就是白天過完該下班了，順天門再次鼓響，大家必須要趕緊收拾回去，等響完四百下順天門關閉，人們就不能再隨意進出順天門了。之後再響鼓六百下，坊門關閉，大家只能在自己的坊內活動（小區內活動不受任何限制），街上禁止行人走動。如果你運氣不好沒有趕回「小區」怎麼辦？不好意思，趕緊找個地方過夜，不然要是在大街上被抓住，可就要挨二十鞭子了，這種便是我們通常說的犯夜。
有朋友就要問，要是我加班晚了，或者家裡有紅白喜事，又或者半夜生病要看醫生怎麼辦？那就必須要找縣裡或者坊里開具文牒，即類似《西遊記》中唐僧的那種通關文牒，所過之處都要一一驗證後方能通行。
還有人說，我大學的時候晚上經常翻牆出去上網，唐人是不是也能翻牆？對不起，《唐律疏議》也規定了：
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籬者，杖七十。侵壞者，亦如是。從溝瀆內出入者，與越罪同。越而未過，減一等。
所以不管你是翻牆還是鑽下水道，統統七十杖，哪怕是翻牆沒有成功也要減一等處罰。而這七十杖打下來，就算是再強壯的人也會直接沒了大半條命，遇到體質較弱者甚至會直接斃命。
在《舊唐書》中就有官員因為醉酒犯夜而遭到杖殺的記錄：
夏四月癸丑，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殺之。
在這一系列嚴苛的法規之下，唐人尤其是長安人一面享受著經濟中心帶來的商業便利，另一方面又過得戰戰兢兢，時刻害怕著因為玩得太開心而晚歸以至於遭到「犯夜」的處罰。這時候現行的坊市制度開始成為了大唐商業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如何處理統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成為擺在大唐皇帝面前的難題。
我們知道商鋪違規擺攤侵占街道是今天也依然常見的城市管理問題，而這個問題在唐時便已經出現了，甚至更嚴重。早在唐中宗李顯時期，大量的商鋪開始向街道擴充店鋪，使得交通被完全阻塞，引得朝廷不得不出台法令禁止這種行為。《唐會典·卷六十八》：
景龍元年十一月敕。……自有正鋪者，不得於鋪前更造偏鋪。
這種現象的背後和唐時商業快速發展，使得坊區變得土地寸土寸金有關，在武周時期，坊市的土地租賃價格已經高達每畝（唐一畝相當於今0.81畝）二三十貫（《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五），如果按盛唐時期的購買力折算，一文錢就可以買約1.25公斤的大米，相當於光土地租金就可以達到每平米400元左右。
如此高額的利潤甚至引得無數的權貴官員紛紛參與到土地買賣，商鋪租賃的業務當中。而建設商鋪的土地哪裡來？這其中自然不乏大量的暴力強征強拆，奪取普通坊民的土地，於是「奪其近市之門閭，生其破家之怨仇」（《唐全文》卷二百四十五），其產生的各種亂象最終引得唐玄宗不得不專門下「禁賃店干利詔」：
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處，廣造店鋪，出賃與人，干利商賈，莫甚於此。自今已後，其所賃店鋪，每閒月估不得過五百文。其清資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賣。如有違犯，具名錄奏。 （《全唐文》卷三十二）
然而這條詔令並沒有維繫多久，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唐朝經歷了盛極而衰的分水嶺，君權的影響力在此之後發生墜崖式的下跌。相反伴之而來的卻是民間資本的快速發展，很快坊區原有的空間限制便被輕易的打破。
原先處於街市上的商鋪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了坊區內，於是在長安城中，延壽坊有了造玉器和出售金銀珠寶的店鋪，永昌坊有了茶肆，靖恭坊有了氈曲，常樂坊有了釀酒店，而大多數坊內都有了客舍。另一方面買賣也不再限於固定的商鋪，開始有了推著小車，擔著擔子叫賣的流動小商販。
這無疑對坊市原有的圍牆邊界產生了致命的衝擊，《唐會要》：
大曆二年五月敕，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牆，接檐造舍等，先處分一切不不許，並令毀拆。
大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敕，京城內諸坊市宅舍，輒不得毀拆，有犯聞奏。
十四年六月一日敕，諸坊市邸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臨市人家，勒百日內毀拆。
街衢坊市，固須修築，城內不得穿掘為窯。
類似以上的記錄數不勝數，然而都是收效甚微，基本上皇帝在上面不管怎麼的嘮叨，下面的官員和百姓還是我行我素，依然你說你的我做我的。其所帶來的另一個結果就是最嚴苛的「夜禁」制度也開始變得形同虛設，入夜晚歸已經成為常態，如之前郭里旻酒醉犯夜被杖殺的事情不再發生。甚至京城的坊門開始出現了鼓未敲而開門，夜已深而未閉的情況。
不知道這種對於坊市的衝擊任由發展下去會產生怎麼樣的結果，但是隨著唐朝的滅亡，此事也因為五代十國這場持續70多年的大亂世的出現而告一段落，並將這個問題留給了下一個大一統王朝。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北宋，逐漸的結束亂世，統一中原。隨著太平盛世的到來，百姓又習慣性的從四面八方向當時的京師匯聚。那麼唐末的問題又交到了趙匡胤的手中，這時候的北宋選擇基本延續了唐朝的各項制度，包括已經遭到嚴重衝擊的坊市制度，而對於其中的問題趙匡胤最初採取的是開放的態度。
他首先解決的就是「夜禁」問題，根據社會實際情況，在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其下詔開封府取消了過去名存實亡的夜禁制度。《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載：
壬子，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
連唐時管理最嚴格的「夜禁」都能取消，可見宋初對坊市的管理是多麼的鬆懈，這種想法其實和《清平樂》中韓琦最初的想法是一樣的，然而現實很快打了趙匡胤的臉。商人以利益為本，在沒有了「城管」之後，臨街的商鋪不斷擴展自己的鋪面，甚至將攤位擺到了「大馬路」上，臨街百姓也不斷的私建違章侵占管道。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
乙巳，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
沿街商鋪侵占街道不僅嚴重的影響了道路交通，也造成了鄰里糾紛，打架鬥毆事件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違章建築導致了火災的頻發。於是朝廷開始屢屢下詔書整頓侵占街道的行為，如《清平樂》的主角，宋仁宗就也曾下過相關的詔書。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中就有記載：
京師民居侵占街衢者，令開封府榜示，限一歲依元立表木毀拆。
也就是說在電視劇中，類似梁婆婆這類的店鋪其實都是違章建築，這些店鋪有的是臨街百姓在自己原有房屋基礎上擴建的，有的是一些權貴暗中所建租賃給商家。這一則是京師上下全都參與，有著複雜關係的潛規則，另一則是的確為京師的居民帶來了便利更涉及了很大一部分底層百姓的生計。就如在過去，為什麼早餐地攤屢禁不止，因為市場有需要，又有哪個人沒有在那裡買過早餐呢？
所以這對宋廷來說這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基本上是這邊在拆另一邊立刻就在建，一直到了南宋時期，針對這個問題還頒布了不少的詔書。甚至見強制措施達不到效果，宋廷還想出了利用經濟手段來控制，如元豐二年（1079年），出台過「侵街錢」，宋徽宗時又有「侵街房廊錢」，但也是效果有限，反而落下了橫徵暴斂的口實。
因此大家也不用期待電視劇中宋仁宗和韓琦能夠像一般古裝劇或穿越劇中的主角一樣靈光一閃，大筆一揮，就三下五除二的輕鬆解決了這個問題。像電視劇中的地痞惡霸，宋仁宗以其他藉口處理了一個，很快就會有另一個取代他的位置。正如《水滸傳》第十二回楊志賣刀一樣，牛二隻是一個潑皮破落戶，為什麼街市上的商人怕他，就連開封府也拿他沒有辦法？因為他和《清平樂》中的地痞一樣，是一條下至普通百姓，上至功勳權貴都參與的灰色產業鏈所露出來的冰山一角，而這整座冰山多少任的宋朝皇帝都拿他沒辦法，是資本階級將要產生的前奏。
但是大家也不必失望，雖然坊市制度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醫，但是另一種新的模式卻早已悄然興起，只是未在劇中提及而已。在宋朝建立之前，後周顯德三年（956年），朝廷首次允許百姓在都城七里外興建草市。
草市，其實誕生的非常早，在兩晉時期其實就有關於草市的記載，不過那時的草市只是鄉村的定期集市，以致現在北方還有叫做集的草市存在。但是從周宋時期開始，草市作為坊市的替代品被納入了城市管理之中。
宋太宗年間，京城外已經有坊八十多個，並被納入廂的管理之下。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京城外居民區被劃分為八個，並新置廂吏管轄。再到天禧五年（1021年），隨著城外百姓數量增加，增為九廂，超過了城內的八廂。
到了宋仁宗中期，城外九廂被簡化為里外左右四廂，並始設受事判官各一人處理廂內政事，不過估計是各種雞毛蒜皮的瑣事太多了，「士人恥為之」而不得不罷廢。不過到了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由於汴京城的人口增長過多，僅僅依靠開封府已經無力處理，於是又重新設置了受事判官一職，從此以後汴京草市雖然還在京城市區的編制中，卻已經獲得了政治上的相對獨立。
這個過程看似平淡而普通，但是卻有著特殊的意義。前文我們便說過，古代的城市主要擁有兩個功能，一是政治統治，二是軍事防禦，而其商業經濟方面的作用只是城市功能中的一個附庸而受到忽略和限制。然而草市制度的完善，同時意味著大宋都城汴京城的牆垣邊界開始模糊，城市的軍事功能逐漸向商業功能轉變，這正是現代城市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如我們現在又有哪座城市是被城牆包圍起來的呢？沒有。
從後周顯德三年，到劇中的時間點，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光汴京城門口便已經被十二個草市所包圍。近郊和京畿附近更是錯落著四十餘個草市鎮，與林苑、果園、蔬圃、交通運輸網絡犬牙交錯。即為汴京城內提供了日常休閒娛樂的場所，也源源不斷的輸入各種生活必須品，如南門的瓜、谷林的朱櫻、楊夏的柿、襄陵的桃、陽鄉的梨、扶樂的栗、尉池的杏、汴河的菱芡蓮藕，以及各種的禽畜水產，手工製品，以及全國各地的特產都通過這張巨大的汴京城市服務網進入京師。
這種城市模式無疑是非常先進的，甚至於對今天也是有著很多可以借鑑的地方，尤其是在最近的這段時間，顯然西方的城市模式讓我們看到，在疫情面前過去功能單一的城市瞬間變成了一座座絕望的孤島。因此我們是否應該考慮改變這種通過一味模仿西方而產生的單功能城市，而建設更多有我國特色的城鄉網絡呢？
在《清平樂》所展現的時間節點內，市郊及京畿草市的規模和居住人口其實早已經超過了汴京城內，汴京更多的已經是作為一個全國的政治中心而存在。而在城市外，擁有獨立管理體系，不再受到過多政治的干預，於自由的市場環境下，其生產力和科技發展已經擁有了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足夠物質基礎，所缺少的只是生產關係的改變。而這正是《清平樂》或者宋王朝未來的歲月中，最重要的主題——慶曆新政，以及由此引發的王安石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