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天文課題中，一類是以古文獻為研究對象，另一類是以甲骨文和金文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古文獻為研究對象的課題包括：「夏商周三代更迭與五星聚合研究」「夏商周三代大火（心宿二）星象和年代研究」「《尚書》仲康日食再研究」「《夏小正》星象和年代」「武王伐紂時天象的研究」「『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考」「西周曆法與春秋曆法——附論東周年表問題」等。這些課題或是運用現代天文學方法對古文獻中的天象記錄進行推算以確定其觀測年代，或是根據文獻中的曆日資料重建古代曆法。這類課題前人對相關文獻中記載的天象的含義及其可能的年代都進行過一些研究，在斷代工程中，天文學家主要是根據各種解釋進行新的計算，因此基本上是由天文學家獨立完成。得出的絕對年代範圍可大可小，如對於三代大火星象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大火星在夏商周三代都可用來紀時；而對「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這一天象發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日出時。以甲骨文和金文材料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課題包括：「甲骨文天象記錄和商代曆法」「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西周金文歷譜的再研究」等幾個課題，這類課題需要天文學家與甲骨學家、青銅器專家和古文獻學家密切合作完成。我本人有幸參加了西周金文歷譜和商末金甲文歷譜（即商末周祭祀譜）的部分工作。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金文歷譜是建立完整的西周王年的最終手段，商末周祭祀譜是確立商末兩個王在位年的方法。這兩個課題具有一些共同特點：西周金文歷譜是將西周金文中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銅器按照既符合青銅器分期又符合曆法規則的原則排到具體歷譜中，從而建立起西周王年表；商末周祭祀譜是將年、月、周祭、干支俱全的金文和甲骨文排入合理的歷譜中，得到商末兩個王的在位年代。西周金文歷譜和商末周祭祀譜的建立都是由天文學家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共同參與、多學科合作完成的。由於西周金文歷譜包含西周武王至宣王11個王的幾十件銅器銘文和若干文獻材料，而商末周祭祀譜只包含商末三王的材料，因此西周金文歷譜工作遠較商末周祭祀譜複雜。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之前，金文歷譜的工作基本上是由青銅器專家單獨做的。在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立項的過程中，1996年4月下旬天文學家和天文史家第一次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召開會議，討論天文課題的立項和分配。來自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席澤宗院士、陳美東研究員、陳久金研究員、薄樹人研究員，來自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張培瑜研究員、徐振韜研究員，來自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的吳守賢研究員、劉次沅研究員，來自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台的江曉原研究員等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當時只有張培瑜先生對金文歷譜比較熟悉，他介紹了金文歷譜的基本情況，並說，上海博物館新收藏了一套青銅器，銘文中有全部月相術語，如果銘文公布了，金文月相術語的含義就清楚了，金文歷譜的問題也就隨之解決。與會者聽了張培瑜先生的介紹，對依靠金文歷譜建立西周王年的工作充滿信心。
金文歷譜課題由陳久金先生負責，張長壽先生、王世民先生為課題組成員，課題組成員還有陳久金先生的博士生景冰。這樣，天文史家與青銅器專家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關係，青銅器專家對青銅器進行分期，天文史家根據青銅器分期將四要素俱全的每件銅器排在合適的王年中。
斷代工程正式開展之後，金文歷譜的工作進行得遠不像天文課題立項會上天文學家想像的那麼輕鬆。張培瑜先生提到的那套銅器就是晉侯蘇鍾。1996年底馬承源先生公布了晉侯蘇鍾銘文，結果眾所周知，晉侯蘇鍾銘文本身雖然包含6個月相術語，但因其曆日本身存在矛盾，並沒有解決月相術語含義的問題。金文歷譜的工作在天文史家和青銅器專家、古文獻學家的合作之下非常艱難又堅實地進行著。隨著研究的進行及新材料的出現，金文歷譜研究的論著不斷發表，對問題的討論更加深入。
多學科結合最明顯的體現是頻繁召開的討論會。在斷代工程進行過程中，召開了多次專門的金文歷譜討論會，綜合性的會議一般也都設立專門討論金文歷譜問題的時間單元。每次參加會議者除了課題組成員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先生，有時也邀請未參加斷代工程的專家。李學勤先生、羅琨先生、張培瑜先生幾乎參加了所有金文歷譜的會議，經常參加會議的還有席澤宗院士、陳美東先生、劉次沅先生、劉啟益先生、劉雨先生、王占奎先生、彭林先生、吳振武先生等。會議討論的問題都非常具體，如月相是定點的還是分段的，王國維提出四分月相的根據及他自己的理解，從訓詁學上既生霸、既死霸如何解釋，初吉是不是月相，某件銅器應該放在什麼位置，等等，與會者都會舉出非常具體的證據論述自己的觀點。陳久金先生排出的金文歷譜隨著大家的意見而不斷修改。有時也會發生激烈爭論。記得有一次因為一個具體問題，平時私人關係一向很好的陳久金先生和張培瑜先生在會場上爭論起來，陳久金先生賭氣離開會場，我追出去也未能攔住，後來是張長壽先生追出來才將陳久金先生勸回會場。
隨著研究的深入，課題組逐漸明確初吉應該在一個月的前十天或者略微向後延伸一二天，既生霸、既死霸不會是四分月相中的一部分，而是範圍更寬，既望應該在望之後幾日。陳久金先生指導的博士生景冰通過對幾組銅器各曆日的排比對金文月相詞語的含義進行研究，完成了博士論文，並發表了《西周金文中紀時術語——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的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對金文月相詞語的含義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
經過各個學科專家的反覆討論，逐漸確立了排金文歷譜的7個支點，如吳虎鼎確定了宣王十八年是公元前810年，「懿王元年天再旦」確定了懿王元年在公元前899年，這7個支點在《簡本》和《繁本》（後改稱總報告）中都有明確體現。金文歷譜也在多學科的合作研究中不斷走向完善。
有必要說一下與金文歷譜關係密切的「西周曆法與春秋曆法——附論東周年表問題」這個課題對中國天文學史研究的意義。要排金文歷譜，必須對西周曆法的基本面貌有所認識，包括曆法的建正，月首是朔還是朏，大小月的安排，閏月如何設置，這決定了排金文歷譜的基本原則。「西周曆法與春秋曆法——附論東周年表問題」課題旨在從春秋曆法的研究上推西周曆法的基本面貌，由陳美東先生承擔。直到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之時，中國天文學史研究的重點都是以歷代天文志、律曆志及其他專門的天文學著作為研究對象，解讀天文曆法問題。陳美東先生接受這個課題時就表示，他對自漢代以來的中國古代曆法都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只是缺乏對春秋曆法的研究，這個課題正好讓他可以補上這一段。他通過對《春秋》《左傳》中的交食、朔、曆日等進行研究，得出了魯國曆法編排的基本規則，明確了19年7閏這一置閏規則的建立過程；對各國曆法的建正也得出結論。這樣，既為排定西周金文歷譜確立了應該遵循的基本曆法原則，也補充了中國天文學史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
我並不是金文歷譜課題組的成員，我參加金文歷譜的具體工作始於李學勤先生的一個託付。《簡本》發表之後，李先生在做《繁本》的統稿工作，有一天李先生給我打電話，說二十七年伊簋與二十八年寰盤不相容，之前所有人排的歷譜都無法調和，希望我能想辦法調和此二器。因為此二器都是高王年器，當時排的歷譜中在位年超過二十七年的王只有穆王、厲王、宣王，所以高王年銅器成為排金文歷譜的重要限制。接李先生電話之後，我仔細觀察此二器曆日，初步結果是我也無法找到合適的年代將二者調和起來。這促使我進一步思考，如果此二器的曆日真的無法調和，那麼從理論上說應該能夠找到證明它們不可調和的方法。沿著這個基本思路思考，伊簋是二十七年正月既望丁亥，寰盤是二十八年五月既望庚寅，二者的月相都是既望。只要某一年符合正月既望丁亥，那麼其後一年一定不符合五月既望庚寅，因而它們必不屬於同一王。如果分別屬於厲王和宣王，看起來似乎應該能找到合適的結果，但是實際上厲王在位37年，這樣無論是厲王二十七年到宣王二十八年還是厲王二十八年到宣王二十七年，兩個年代之間相差的年數都是確定的，期間的曆法可能容納的閏月數有限。也就是說，儘管二者之間可能相距數十年，但其曆日之間相距的日數是基本固定的，這決定了其中一件器的既望在望後幾日，另一件的既望必定不在望後幾日。實際上這就找到了證明此二器不可調和的思路。李先生十分贊同這一思路。過了一段時間，李先生又建議我按照這個思路對其他高王年的金文曆日之間的相容關係進行更多的研究，後來我寫成了《西周晚期四要素俱全的高王年金文曆日的相容性研究》（《華學》第八輯，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一文，論定了西周晚期12件高王年銅器曆日之間的相容和限制關係。後來李先生又建議我對金文月相術語的含義進行研究，並提出了具體的幾組互相關聯的重要銅器，我完成了文章《以相對曆日關係探討金文月相詞語的範圍》（《中國科技史雜誌》2009年第1期）。這兩篇文章都被夏商周斷代工程總報告採用。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立項的時候，「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並不屬於天文課題，因此在1996年4月下旬天文課題立項和分配會議上並沒有討論這個課題。這個課題是由常玉芝先生獨自承擔的。1999年初，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一個會議上我第一次聽常先生講周祭祀譜問題，常先生展示了她排定的周祭祀譜表，但是這個表並沒有放在具體年代中。後來我認識到常先生的表有違反曆法基本原則之處，所以不可能放入具體年代中。在那次會後周祭祀譜如何與年代聯繫起來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張培瑜先生隨之建議我研究周祭祀譜與年代的關係，李學勤先生非常贊同，建議我從材料密集的帝辛元祀至十一祀這一段入手，並將他文章《帝辛元至十一祀祀譜的補充與檢驗》（後收入《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0—239頁）的手稿複印件提供給我。由此我正式開始做周祭祀譜研究，很快按照李先生文章中的材料確定了帝辛元至十一祀祀譜的曆法特徵，進一步確定其可能的年代。常玉芝先生很支持我的工作，將她掌握的全部周祭材料都手抄下來交給我，並帶領我讀了其中的一些內容。我根據常玉芝先生的著作和她給我的材料對帝乙祀譜的可能年代和商末歲首移動的問題進行研究，得出了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張培瑜先生一直關注著我的工作，因為涉及一些繁瑣的計算，我擔心會發生錯誤，在一次與張先生的通話中我知道，他對我的每個結果都進行了復算，這樣我就對自己得出的結果完全放心了。我對帝辛和帝乙在位年代的研究結果都被斷代工程所採用，並最終完成了《商末周祭祀譜合曆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一書。
原文刊於《中國史研究動態》2020年第4期
來源：社科期刊網公眾號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k/KHjKoHgB9EJ7ZLmJ2au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