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這個名字，可能人們不是特別清楚，但是提到大寨，很多人可能不會陌生。作為60年代全國農業的一面旗幟，一度流傳有「農業學大寨」的口號。陳永貴，作為當時大寨村的黨支部書記，與大寨的發展牢牢綁定在一起。陳永貴的兒子陳明亮曾經回憶道：「父親去世的時候，留下了8365元遺產，這是老兩口一輩子的積蓄。」
大寨村位於山西省晉中市昔陽縣，是一個偏遠的小山村。這裡屬於太行山土石山區，自然環境惡劣，人窮地窮村子窮是這裡的最大特點，人們常常連飯都吃不飽。
解放之後大寨建立生產合作社，大約在1952年開始，在大寨村當時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以及其他領導人的帶領下，大寨村的村民憑著一雙手跟一把钁頭，不辭辛勞，治山治水，開墾梯田，引水澆地，力圖改變靠天吃飯的狀況。苦心人天不負，10年的時間，終於解決了村裡人的溫飽問題。
這在當時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肯定和讚揚，大寨在60年代的時候是全國農業的一面旗幟。當時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周總理，李先念等人都相繼視察過大寨。
陳永貴是山西昔陽人，1914年出生。他家境十分貧寒，吃不飽飯是常有的事情，一家人住在山坡上的土窯里。用石頭或者磚頭修蓋窯洞，那是有錢人才能考慮的事情。後來迫於生計，他的母親和姐姐被賣掉，一年之後，他的父親也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上弔死亡。
這是當時太行山深處的農村的普遍狀況，人窮、地窮、村子窮。成為了孤兒的陳永貴，失去了世間最重要的親人，然而，生活中的各種磨難並不會因為這些而優待他。陳永貴常常過著忍飢挨餓，被人欺負的生活。
1940年，昔陽被日本人占領。不過，受當時太行山區抗日武裝力量的影響，當地的老百姓經常受到抗日教育。所以能夠跟八路軍保持良好的關係，軍民魚水一家親。
情報工作是後方戰場的重頭戲，當時日本人四處找地痞流氓做他們的漢奸走狗，美其名曰「情報員」。孤身一人的陳永貴也被注意到了。1941年，日本人找上了陳永貴，讓陳永貴為他們傳遞八路軍的消息。
陳永貴雖然人窮，但是志不窮。他已經接受了一定的教育，能分得清善惡是非，讓他去當漢奸走狗，他是打死不幹的。所以，他表面答應日本人，暗地裡偷偷聯絡八路軍，為八路軍通風報信。但是後來日本人發現了，就逮捕了他。幸運的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日本軍隊投降。陳永貴也在這時重獲自由。
解放後，大寨村的貧苦農民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產農具，翻身做主，投身到建設小家，壯大國家力量的行列中。1946年，大寨村成立了互助組，1947年建立了黨組織，1953年創辦了合作社。陳永貴在互助組，合作社，總是最勤勞肯乾的。他所在的小組，產量總是能領先其他小組。
1948年，陳永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1952年，陳永貴擔任大寨村的黨支部書記，正是在這期間，他跟村民一起，制定了「十年造地規劃」。
憑著一雙手、兩個肩膀、一把钁頭、兩個籮筐，村裡的人們鼓足了幹勁，不分晝夜，河溝造良田，山坡造梯田，十年時間，改變了大寨的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貌，把山地溝壑修成了便於耕作的良田。
1963年的乾旱，洪澇，雪災，一下子讓大寨多年來的成果毀於一旦，但是憑藉陳永貴和村民的辛勤勞動，他們的生活水平不僅沒有降低，反而給國家上交了24萬斤糧食。這讓人不禁稱奇。
大寨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被主席看到了，「農業學大寨」，陳永貴也因為成為全國勞動模範。據傳，他在當大寨公社書記期間，堅持跟群眾一起下地勞動掙工分。這與他十幾年來的經歷是分不開的。陳永貴從小遭受磨難，所以一直保持著艱苦奮鬥的作風，基於這些，他才能帶領大寨的群眾們一步步建設大寨，才能用勞動改變村子裡落後的面貌，帶領大家過上不愁溫飽的生活。
此後，即使是升到了更高的平台，他也沒有出現所謂的「官僚習氣」，仍舊是一心一意為人民、為國家而奮鬥。到了1986年，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之後，全部遺產只留下8365元，讓許多人都難以置信。
從1967年起，陳永貴先後任山西省的重要幹部。而根據當時的國家發展，在1975年，黨中央決定讓陳永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的農業生產。得知這一消息，陳永貴首先是推辭，他覺得自己已經年紀大了，而且是一個農民，只會種地，沒辦法擔當如此大任。後來還是周總理鼓勵他，「既然組織覺得你可以，你就一定能做好。」
陳永貴聽了周總理的話之後，就在想，既然黨中央這樣安排，說明人民需要我，於是他接受了這一職務。當了副總理之後，常常要在辦公室處理文件，這跟陳永貴一貫地堅持實地勞動的觀念不符。他還是想像以前一樣，一有時間就下地。所以他向主席申請，他希望自己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大寨、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基層，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才留在北京。
農民起家，農村出身，陳永貴經常教育孩子們不要浪費糧食。當村支部書記到離開國務院副總理的領導位置，一直沒有改變他冬天黑馬褂，夏天白布衫，頭扎白毛巾的農民大叔形象。毛主席為此大為感嘆，「陳永貴啊，你的官做得不小了，還是那個裝束，本色沒變吶。」
無論一路以來的經歷如何輝煌，陳永貴始終是中央高層領導人中的窮人，他的生活用品簡單得無法想像。一枚印章，一個煙斗，一條皮帶，一把剃鬚刀，這些東西一直陪伴著他，度過了他生命的全過程。
平民總理陳永貴的兒子陳明亮回憶，「父親去世的時候，留下了8365元遺產，這是老兩口一輩子的積蓄。從參加合作社以來攢下的錢，加上家裡老房子的折價款，到後來每個月一兩百元的收入，幾十年下來，只留下不足萬元。」
細想下來，這其實也不奇怪。陳永貴的工資要負擔家裡五個人的生活費用，還有家裡三個學生上學的費用。再加上平時接濟一些來探親的老鄉，支援一些生活困難的群眾。
所以基本上攢不下什麼錢。當時全國人民都在支援國家建設，陳永貴帶頭髮揚艱苦奮鬥的精神，保持樸素的作風，不要一點特殊待遇與照顧。
所以從1973年到1980年底，陳永貴一家一直依靠在大寨的糧食生活。生產隊分下的玉米，不可能運往北京，所以陳永貴只好每年秋天託人把部分糧食拉到縣城糧食局，換成全國糧票，一斤換九兩，然後再到北京捎給陳永貴。
這樣的生活方式，直到1980年底，陳永貴開始領取每月200元的退休金為止。
陳永貴的一生都在保持著艱苦樸素，一心為公的作風。他一直堅持不拿國家一針一線，不占國家一點便宜。他常常對身邊人說：「損害國家的利益，來讓自己好過，在我這裡行不通。」作為高級幹部，他身邊有警衛、秘書、廚師等人照顧他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他還是不習慣，經常說「讓你們照顧我還不如一起去勞動」。這就是簡單樸實的陳永貴。
改革開放之後，陳永貴越來越感覺自己的年紀和身份都不再適合擔任副總理一職了，所以向中央遞交了辭職申請。
1980年，中央批准了陳永貴的申請，允許他辭職卸任，但仍為他保留了副總理待遇。
1985年，陳永貴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家人勸他接受治療，但是他非常堅決地拒絕，他說「不要再浪費國家的錢了，我活了這麼多年，夠了。」
陳明亮回憶，關於8365元的遺產，父母還有爭議。父親本來是要全部交黨費的。但是母親聽了之後想了想，說，「你把這錢全部交黨費，我支持，因為你是黨員，我也是黨員，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把錢全部交了黨費？一點錢也不給我留，你又最希望看到小兒子上大學，小兒子上大學以後拿什麼錢去交學費，拿什麼錢去買書本？」
後來商量之後，還是決定，把這些錢一半交了黨費，一半留作學費。
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我們現在人想想似乎覺得很不可思議。但是老一輩革命家似乎都這樣做，周總理去世後身無長物，主席也是多年穿著打滿補丁的中山裝，親人朋友們想憑藉職位謀些便利，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勤儉節約、艱苦樸素、清正廉潔、踏實肯干、一心為公、奉獻自我，這些前輩們的精神似乎永遠都是純粹的。他們一生都在堅持自己的信念，為了國家和人民努力，對於個人，他們能保證最簡單的生活需求就可以了。
有的人還常常因為別人對自己的特殊待遇而生氣，這種為祖國和人民奉獻一生的事跡永遠值得我們銘記，這種精神在這個飛速發展，人心浮躁的時代更加值得我們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