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村振興戰略正以蓬勃之勢在國內廣泛推行，探索如何實現鄉村有效治理成為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議題。本研究從賦能理論切入，側重於鄉村技術賦能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和挖掘鄉村技術賦能背後的運作機理，從而助推鄉村實現有效治理目標。儘管現階段技術在對鄉村賦能時也面臨個人技術賦能層面的觀念困境與文化困境、組織技術賦能層面的參與困境與組織困境，以及社區技術賦能層面的制度困境與結構困境，但是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引導下，利用現代技術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已是大勢所趨。為促進鄉村技術賦能，實現鄉村有效治理，未來可以從個人技術賦能層面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組織技術賦能層面構建多元共治格局、社區技術賦能層面完善制度結構體系，以此促進鄉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政治宣示的形式成為新時期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風向標。針對該戰略，國家提出了二十字的總體要求，其中「治理有效」作為前提性保障，成為鄉村振興的關鍵突破口。那麼如何通過實現有效治理來推動鄉村振興是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對此，《關於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提出「要依託信息化的治理技術來提高農村社區治理水平」;《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也明確提出「要著力發揮信息技術創新的擴散效應、信息和知識的溢出效應、數位技術釋放的普惠效應，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由此可見，伴隨著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現代信息技術助力鄉村振興已然成為新興的時代潮流與發展趨勢。現代信息技術的嵌入為傳統鄉村治理注入了新鮮血液，在現實生活與生產中不斷賦予鄉村能力，對於提高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進而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當前學術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學界圍繞「如何實現鄉村有效治理」這一問題的研究已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研究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依靠資源下鄉實現有效治理，這一策略側重強調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鄉村的文化[1]、旅遊[2]、土地[3]、生態[4]等各種資源。二是依靠人才回歸實現有效治理，這一策略側重強調農民工返鄉創業集群的人才驅動作用[5]。三是依靠資本帶動實現有效治理，這一策略側重強調工商及產業資本流入鄉村，促進各類生產要素與本土元素融合[6]。四是依靠社會服務實現有效治理，這一策略側重強調通過政務微博、電子商務等線上平台提供社會服務[7]。上述研究展示了資源利用、人才回歸、資本帶動、社會服務這四個實現鄉村有效治理、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層面。但是，已有研究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一方面，這四個層面都是影響鄉村有效治理的外在因素，背後蘊含的是外在供給的動力機制，卻忽略了技術這一內在賦能的視角。其實促成鄉村有效治理的關鍵是要激發村莊的內生活力，為鄉村授權賦能，培養「軟實力」，而現代信息技術正是催生這一軟實力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上述四個層面策略的實現，從深層次來講都直接或間接涉及技術因素。城鄉資源利用需要藉助技術獲得優化配置，人才回歸創業需要接受相關技術技能培訓，資本下鄉流轉需要運用先進技術融合帶動，社會服務需要依託技術手段良性運作。但是，這些策略都忽視了從賦能的角度來關注現代信息技術在鄉村治理中的運作潛力。即使少有學者提及，也並未就此全面深入地展開討論。簡言之，在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研究中，相對缺乏富有深度的「鄉村技術賦能」理論闡述研究。
其實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作為「網際網路+」時代的高頻熱詞，其含義既包括能夠承載、運輸及處理信息[8]的各類人工製品、科學程序及方式[9]的物質技術總和，又可以延伸至應用於社會治理領域的實現包容性的開放治理、智能治理[10]的方法與工具。國外學者Fountain[11]提出信息技術是政府進行改革及治理的有力工具。Norris[12]則指出信息技術促進公民更好地參與社會治理。基於國外學者的研究及信息技術在現代國家的治理實踐，本研究主要採用後者的含義，並且聚焦於信息技術中以物聯網、網際網路、雲計算、大數據技術為核心的互聯互通、便捷共享、高速多元等抽象要素。「賦能」的核心在於「幫助別人成功」。而自2016年以來，「賦能」已成為現象級的熱詞，在網際網路和企業管理領域頻繁出現。可以說，「賦能」是這個時代最重要和最受歡迎的管理概念。由此可見，將現代信息技術與賦能的有機融合形成的鄉村技術賦能理念蘊涵著豐富的資源要素，能夠激發無限的潛力，賦予鄉村強大的內生髮展能力。鄉村技術賦能的作用層面需要從兩方面進行分析:第一，現代信息技術作為一種工具性的客體，能夠通過無線網絡、掃碼支付、線上平台等工具程序為村民所利用，為村民的生活與生產帶來更大的便利性與高效性。第二，現代信息技術作為一種自主性的主體，更能夠發揮自身快速、精準、包容的價值與優勢，在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助力鄉村振興。簡言之，現代信息技術扮演著具有工具理性的客體與具有價值理性的主體的雙重賦能角色。基於上述認知，本研究嘗試圍繞現代信息技術如何賦能鄉村社會，從而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議題。從賦能理論切入，側重於鄉村技術賦能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和挖掘鄉村技術賦能背後的運作機理，從而助推鄉村實現有效治理目標。
賦能理論(Empowerment Theory)，也被譯為賦權理論、激發權能理論，最早是由美國學者Solomon在《黑人賦權:社會工作與被壓迫的社區》中提出，她認為賦權是社會工作者與案主共同參與的活動，其目的在於降低弱勢群體的「無權感」[13]。對於賦能理論，國外有諸多學者對此展開研究，但由於各自學科背景差異導致研究角度不同，各種解釋處於叢林狀態，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例如，Rogers和Singhal[14]認為賦能是一種傳播交流過程;Malcolm[15]認為賦能的目的在於幫助無權者獲得對自己生活的決定權與行動權;Swift和Levin[16]認為賦能意味著一種精神狀態，一種對權力的再分配，一個過程以及一個目標;Zimmerman[17]認為賦能涉及個人、組織和社群等多個層面，其目的在於提高被賦能對象的社會參與能力，提升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在綜合各位學者觀點的基礎上，我們重點關注賦能理論的三個方面:一是從賦能的對象看，賦能主要針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二是從賦能的方式看，賦能主要藉助傳播交流、對話合作、學習參與、管理決策等過程或機制。三是從賦能的目標看，賦能旨在激發被賦能對象的自我效能感。基於此，本文認為賦能理論的內涵是通過各種手段與方式賦予弱勢群體參與活動、處理事務、獲取資源、控制生活和融入社會的能力、權力與權利，以此激發他們內在的自我效能感，增強他們對外界與他人的影響力，從而使之達到更好的生活狀態。
在賦能理論的維度劃分上，目前學術界遵循著從個人賦能、組織賦能與社區賦能三個維度來理解賦能的含義。從上述三個維度切入展開分析，將賦能理論引入鄉村有效治理議題，則鄉村技術賦能也可以從個人賦能、組織賦能與社區賦能三個維度來理解。
首先，個人技術賦能主要指村民群眾藉助現代技術，通過知識學習、意識覺醒和技能掌握從而使得自身發展能力得以提高。這種能力可以分為內在的、交互的與外在的三個方面。內在的能力是個人藉助技術載體拓寬獲取知識的渠道，提高個人素質的能力。交互的能力是個體藉助技術平台更好地行使權利並融入社會、自主能動與自我價值意識從中覺醒的能力。外在的能力是個體通過技術應用獲取並掌控充足的社會資源，得到良好生存與發展的能力。
其次，組織技術賦能是指在組織力量的協助下，綜合運用各種技術手段，幫助村民群眾通過組織資源的汲取和能力拓展等方式進行賦能。目前在鄉村社會中，能夠發揮實效且較為活躍的組織主要有政府組織、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政府組織主要藉助物聯網、雲計算等大數據技術實行智能化管理與服務，市場組織主要通過技術途徑實現資源有效配置與合理解決就業問題，社會組織則主要利用技術的強大優勢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凝聚社會資本。
最後，社區技術賦能主要是在技術的影響下，通過改進政策制度、完善管理體制與重塑治理結構，使村莊擁有更健全完善的現代治理能力。其一，技術的快速發展推動原先繁瑣固化的政策制度逐漸朝著簡便靈活的方向變革轉型。其二，技術的廣泛普及促進鄉村組織管理體系從原先的鬆散壟斷逐漸走向有序健全。其三，技術的全面聯通打破原先封閉斷裂的治理結構轉向構建開放多元的新型治理結構。
第一，技術促進村民內在素質提升的賦能。在技術還未應用於鄉村時，村民長期處於信息閉塞與知識匱乏的狀態，極度缺乏有效的途徑來獲取所需知識，提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信息技術的傳播與應用，能夠將龐大的知識與信息彙集整合，成為村民提升鄉村治理能力的助推器。現代信息技術為村民群眾提供了快速獲取知識信息的廣闊渠道，藉助各類搜尋引擎以及微博、貼吧、微信公眾號等蘊含豐富知識的快捷平台獲取海量信息，及時掌握鄉村治理最新情報，從「一無所知」跨越到「無所不知」。有了方便快捷的渠道獲取知識，不僅可以開闊視野、開放思路，從而逐漸提高個人素質，而且可以提升個人內在的鄉村治理能力，最終促進鄉村有效治理目標實現。
第二，技術鞏固村民交互權利發展的賦能。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村民足不出戶便可洞悉世事，融入社會的交互意識逐漸被喚醒。首先，從知情權保障方面看，現代信息技術打破了時空界限，村民可以及時掌握最新信息，了解最新情況，知情權的保障使得村民認識到自身也是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主人。其次，從參與權行使方面看，現代信息技術突破了話語瓶頸，村民可以廣泛參與鄉村治理過程，發表意見觀點，村民群眾的參與權得到保障。最後，從監督權鞏固方面看，現代信息技術消除了監督盲區，村民可以便捷地登錄電子網站，監督村內事務，從而提升鄉村治理績效。簡言之，現代信息技術提供的廣泛平台使村民權利得到更好的貫徹，從而使村民更加肯定自身存在的價值，相信自身能力，自主能動與自我價值意識從中覺醒，個人交互的能力得以提升，最終推進鄉村有效治理達成。
第三，技術保障村民外在資源獲取的賦能。網際網路技術的應用使得村民原本無路可銷的產品通過「淘寶」「天貓」等電子商務平台暢銷至世界各地，從而發家致富。物聯網技術的推廣使得村民能夠通過傳感器實時監控農業生產的動態變化，及時發現問題並有效解決。還有無人機技術、GIS技術、遙感技術、滴灌噴灌技術等各項技術正在不斷融入村民日常的生產生活。村民在熟練應用這些技術後，能夠掌握原本不能得到的社會資源，從而擁有更強勁的實力參與市場競爭，獲得更好的生存與發展機會。例如，河南柘城縣的農戶，在2017年通過網絡平台銷售各類生鮮滯銷產品累計100萬單，直接增收3000萬元。可以說，現代技術蘊涵著無限的治理價值，能為村民提供充足的社會資源，進而提升鄉村有效治理績效。
第一，技術提升政府組織管理服務的賦能。政府組織管理與服務效能的提升主要包括更高效的決策與更優質的服務兩方面。其一，政府組織藉助技術手段能夠做出科學民主的鄉村治理決策。當前政府組織運用大數據技術建立各種電子政務網站，為村民提供了網絡問政的便捷平台，使得村民表達意願與傳遞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時，村民也能夠參與政府的決策過程，逐漸改變了村民與政府獲取信息不對稱的現狀，推動鄉村治理決策更加科學合理，也更能反映民意。其二，政府組織藉助技術手段能夠提供精準到位的鄉村公共服務。例如，政府利用雲計算高效統計數據的優勢，對村莊的道路交通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使得現實路況與居民需求無縫對接，從而為村民提供精準服務並營造順暢的交通環境。貴州省交通運輸廳的技術應用平台「通村村」，便是通過對相關交通運輸數據的整合，利用雲計算技術進行人車聯網，為村民提供精準出行服務。
第二，技術優化市場組織配置供給的賦能。市場組織配置與供給能力的增強主要體現在配置資源能力與供給就業機會兩方面。一方面，市場組織通過網際網路等信息技術將前端生產、中端運輸、後端銷售緊密連接形成有序鏈條，通過該鏈條實現跨區域、全方位、多路徑營銷，促進農產品產銷對接、適銷對路、供需平衡，從而實現對鄉村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集中利用。例如，河南省中牟縣引進「拼多多」平台，通過搭建農貨中央處理系統，將「消費者—客服—生產者」鏈條打通，拓寬了大蒜銷路，緩解了結構性過剩問題。另一方面，市場組織通過網際網路等信息技術推動新興領域產業形成，從而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在解決就業問題的同時帶領他們脫貧致富。例如，山東省菏澤市致力於通過與阿里巴巴軟體有限公司合作，通過發展農村電子商務來解決扶貧問題，成功開創了就地就近解決貧困戶就業問題的「菏澤路徑」。
第三，技術推進社會組織公共服務的賦能。社會組織為鄉村提供了政府與市場所不能及的更具體化、個性化和集聚化的公共服務。首先，運用大數據技術精準量化的特點，社會組織能夠為村內不同群體提供針對性及個性化的服務，推進更多造福村民的民生工程項目落地。例如，杭州臨安區將社會組織引入鄉村智慧養老體系，並依託「96345」「一鍵呼叫」等平台和渠道，為老年人提供個性化養老服務。其次，運用大數據技術關聯互動的優勢，社會組織能夠通過各種線上平台打開與外界交流的窗口，外界也能夠藉此機會尋找創造經濟效益的合作夥伴，從而帶動更多資本流入鄉村，集聚更多社會資源，為鄉村發展注入活力。例如，洛陽市農副產品行業協會通過在開發的網站上創設招商引資欄目，發布相關農產品資訊，吸引外界各類企事業單位投資入駐，為村內農副產品行業發展拓寬路徑。
第一，技術實現鄉村政策制度改進的賦能。社會政策制度在技術影響下的轉變主要聚焦於簡化傳統繁瑣供給制度與建立新型管理決策制度兩個部分。就前者而言，傳統的鄉村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如行政審批制度、醫療報銷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程序複雜、手續繁多、進展緩慢，導致村民需要多處諮詢、多番提交資料方能辦理日常事務，費時費力且效率低下。而現代信息技術能夠以最快速度整合各公共部門數據資源，搭建起系統關聯的信息體系，分類有序地處理各項事務，提高了村民辦事效率。就後者而言，傳統的鄉村管理決策制度封閉固化、脫離實踐、缺乏反饋，導致政策在村莊執行不暢或中途夭折。而現代信息技術致力於構建新型的鄉村管理決策制度，村民可通過網絡平台隨時掌握鄉村幹部管理行為並為鄉村治理決策建言獻策，從而促進鄉村治理績效提升。
第二，技術推動鄉村管理體系完善的賦能。管理力度的加強與管理格局的轉變是技術為管理體系運作帶來的新變化。一方面，舊有的鄉村組織內部分工混亂、人員渙散，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體系來重新整合集體利益，從而發揮組織的內生力量。現代信息技術的普及使得組織能夠打破鄉村地域限制，通過各種智能聊天軟體與成員進行線上互動，實時把握組織人員動態，加強鄉村組織內部的管理力度。另一方面，舊有的鄉村管理體系多呈金字塔結構，頂端主要由村幹部或者村內精英管理把控，位於中端及末端的管理部門與人員只能被動地進行「上傳下達」。而技術的應用使得所需處理的數據量迅速擴散，位於頂端的少數管理者難以承擔如此巨量的信息，需要不斷增設下屬部門來優化管理體系，從而促進現有鄉村管理體系越來越朝向扁平化發展。鄉村管理體系的扁平化不僅能夠打破原先少數人主導的管理格局，而且還能增加信息傳遞的真實度與準確性。
第三，技術引發鄉村治理結構重塑的賦能。官僚科層向平權分散，供需脫節向精準匹配的多元合作治理結構的重塑是技術作用下的兩大重要表現。其一，在現代技術的引導下，傳統鄉村基於官僚科層制的封閉治理結構逐漸向平權分散與多元化轉型。傳統鄉村治理中信息傳遞主要依靠政府內部縱向的科層等級，但技術的互動聯通形成了數據共享的客觀現實需要，從而使得信息能夠在政府內部橫向層面以及外部社會自由流動，給予各個主體平等對話的機會。原本獨斷的權力也被分散，形成平衡分權的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的合理性治理結構[18]。其二，當下鄉村的「國家—社會」二元治理結構既包含自上而下的政府滲透，又包含自下而上的村民參與，但是兩者並未得到良好的銜接，造成上層供給與下層需求的斷裂與錯位。大數據技術的精準分析彌補了這一缺陷，它能夠通過數據精確匹配，將供需進行有效對接，促進上下雙向流動，優化鄉村治理結構，形成良性共治局面。
隨著現代技術性能的持續發展與信息技術效能的不斷提高，現代技術賦能鄉村領域已然拓展到鄉村產業領域，尤其是以鄉村農業為代表的第一產業與以鄉村旅遊為代表的第三產業，正依託技術蓬勃發展，潛力無限。因此，我們重點關注現代技術賦能效果顯著的鄉村農業、鄉村旅遊、鄉村電商以及鄉村政務這四大領域，它們彼此獨立但又相互聯繫，共同反映了技術賦能鄉村發展的時空進程。
技術在鄉村農業領域的賦能主要指將物聯網、大數據、網際網路等現代化技術應用於有關農業的種植、輸出和銷售等各個環節，推動實現農業種植智能化、農業產品數據化和農業銷售網絡化的過程。首先，農業種植環節實現智能化。在作物種植方面，結合物聯網、人工智慧等現代化技術，通過各種傳感器、監測系統與自動感應設備的應用，實時監控並根據情況自動調整農作物生長環境，為農作物增產與品質提升提供支持。例如，天津市的MAP智慧農業結合遙感技術、氣象預測、智能傳感等現代化信息技術，實時跟蹤天氣變化與病蟲災害，主動干預作物種植狀況，實現了「種地不靠天」的新型農業模式。其次，農業輸出環節實現數據化。在產品輸出方面，將大數據技術應用於「生產—加工—流轉」的全過程，精準記錄每一環節的運作數據，確保農產品質量合格過關，打造安全可靠的農產品現代化產業鏈。最後，農業銷售環節實現網絡化。在銷售流通方面，通過網際網路技術搭建各類網絡平台並匯聚形成銷售節點，跨越時空限制進行線上銷售，既擺脫了區位限制，又優化了資源配置。
現代技術在鄉村旅遊領域的賦能主要指依託雲計算、大數據、網際網路等信息化技術，對旅遊宣傳、規劃到實施等發展階段進行數據化、智能化和信息化處理，從而實現鄉村「智慧旅遊」的目標。首先，在旅遊宣傳階段，鄉村旅遊企業藉助網際網路技術在自媒體平台上發布關於鄉村景點的精彩視頻或照片，能夠以最低廉的成本達到最快速、最廣泛、最具影響力的宣傳效果。例如，杭州富陽的「龍鱗壩」便是靠抖音和微信走紅的鄉村網紅景點。其次，在旅遊規劃階段，政府旅遊部門通過雲計算技術有效統計出前往鄉村旅遊景點的人車流量，在此基礎上進行智能化管理，為遊客量身定製最佳出行路線。最後，在旅遊實施階段，大數據技術的普及使遊客既能感受鄉村性，又能體驗現代性，在欣賞鄉村美麗風光的同時享受到「吃、住、行、游、購、娛」等全要素、全過程、全網、一站式的個性化服務[19]。文旅部發布的《全國鄉村旅遊發展監測報告(2019年上半年)》顯示，2019年上半年全國鄉村旅遊總人次達15.1億次，同比增加10.2%;總收入8600億元，同比增加11.7%1。鄉村旅遊能有如此迅速的發展，現代技術手段的運用發揮了重要作用。
技術在鄉村電商領域的賦能主要指藉助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通過創建「淘寶村」等帶動電商下鄉，為村民提供新型創業就業機會並推進鄉村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許多村民自主創業能力不強，只能借鑑其他創業模式，而電子商務技術易於通過農村地緣與血緣關係進行傳播普及，為草根農民創業賦能。當前一大批淘寶村通過藉助網際網路技術成立了網店，搭建了電子商務平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低風險的創業就業機會。據《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2018)》顯示，截至2018年，淘寶村網店年銷售額超過2200億元，帶動就業機會數量超過180萬個2。在電子商務的驅動下，村民有了就業創業並快速發家致富的新途徑，這大大提高了村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另外，電子商務也為鄉村產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村民可以依託本村的特色資源，在原有傳統產業的基礎上進行轉型升級，拓展新興產業領域。例如，浙江的「遂昌模式」注重「電子商務綜合服務商+網商+傳統產業」的相互作用，將地方傳統產業與電子商務很好地結合起來。近年來，電商不斷湧入鄉村，電子商務技術賦能鄉村勢必成為鄉村發展大趨勢。
技術在鄉村政務領域的賦能主要指藉助信息技術的優勢價值，搭建各類電子政務平台與網絡系統，為村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提供便利，從而實施更精準的政務管理並提高政府績效。隨著技術的發展，村民表達自身訴求，參與公共決策的渠道越來越廣泛。正如約翰·布洛克曼所言:「網際網路讓個人更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20]現實中政府打造諸如「陽光政府」「政務一點通」等政務公開平台，既可以及時有效地向村民告知村內各類政務，又可以藉助平台收集民情民意，同時還有利於民主監督、預防腐敗。鄭永年就曾表示「網際網路能夠對民眾進行技術賦權，擴大他們的政治參與，使政治過程能夠直接或有效地回應公眾意見和大眾需求」[21]。政府部門通過收集海量數據信息實施數字管理，在大數據的應用過程中貫徹「精、准、細、全、嚴」的原則，最終促進鄉村治理效率提升[22]。例如，上海市寶山區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能夠有效收集村情問題並予以反饋處理的「社區通」線上系統，高質量對接村民需求，高效率解決村民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Parsons在《組織理論的社會學研究》中提出組織是由各子系統構成的，為實現特定目的而組織化的一種社會系統。其中的組織本體包含著各個子系統，而各子系統又由微觀個體構成[23]。在此基礎上，斯科特與戴維斯[24]將組織定義為個體創造的，被用來追求特定目標的協作結構。依據上述組織學角度來審視鄉村技術賦能的困境，本研究對於個人、組織和社區三個技術賦能層面的問題剖析，分別對應於社會組織系統的微觀、中觀和宏觀三方面。在技術賦能鄉村的過程中，這些困境與問題由內向外、由微觀向宏觀逐步體現，首先以村民個人為中心，再依次外推到組織及社區。據筆者考察發現，現階段技術在對鄉村進行賦能時面臨著六大困境，具體包括:個人技術賦能層面的觀念困境與文化困境，組織技術賦能層面的參與困境與組織困境，以及社區技術賦能層面的制度困境與結構困境。
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鄉村治理提供了更為先進前沿的途徑和手段，但是保守落後的鄉土意識卻阻礙了村民群眾技術賦能的進步。首先，中國傳統社會以小農經濟為主要生產方式，小農經濟儘管促進了特定時期的社會生產力，但同時也衍生出安於現狀、守舊求穩的思想觀念。這種保守觀念根植於村民內心深處，成了推進鄉村技術賦能的思想阻礙。現實中村民們的行為習慣和思維方式趨於保守，面對新技術手段，缺乏敏銳性與洞察力，甚至對其產生抗拒心理。其次，村民們大多由於經濟條件受限，無心改善生產生活的環境，認為技術的引入並不能帶來實質性影響，產生嚴重的「搭便車」心理[25]。由於部分村民沒有意識到技術背後蘊藏的巨大潛力，因此在鄉村技術賦能的進程中表現得十分被動。最後，長期以來習慣在生產生活中憑藉直觀經驗處事的村民形成了單方面注重因果性分析思維，這與駕馭現代技術所需要的相關性分析的數據思維完全相悖。村民遇到問題總會簡單地歸結於因果關係，卻沒有意識到藉助技術的力量，依靠科學的數據進行量化分析，從而找出事物間的相互關係。
信息技術強大功效的發揮取決於村民群眾對其合理運用，但是現實中村民的低知識素質與信息技能的高要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因此，鄉村技術賦能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受當地村民消化吸收和運用技術能力的約束[26]。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村民的低知識素質使得他們難以掌握操作技術的相應技能。目前大部分村民由於家庭條件差、交通閉塞等原因，未接受良好的素質教育，大多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知識文化素質不高直接導致他們理解、接受、運用技術水平的低下。但是現代技術畢竟需要人去掌控，正如愛因斯坦所說:「關心人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27]其二，村民的低文化素質造成他們對信息技能的不當使用。技術的發展為村民提供了各種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渠道，但是在自由寬鬆的環境下也出現了新問題，那就是村民的無序參與。現實中部分別有用心、素質低下的村民在網絡上發布不良信息，發泄個人情緒，甚至集體密謀一些違法活動，這些都是未合理運用信息技能的表現，應當加以打擊和制止。
長期以來，政府在鄉村治理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村民自治組織、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科研院校等主體通常被排斥在外，各方面決策基本都由政府制定推行。但在鄉村公共事務領域，需要依賴各個主體的相互作用，達成多元參與的共治格局，才能促進鄉村社會實現有效治理目標。如果僅靠政府單主體的資源與能力去獨自展開治理並解決公共問題，終究是片面而理想化的。更何況是在鄉村技術賦能這一專業性極強的領域，在鄉村中引進什麼技術，如何運用現代技術，面對各種技術難題又如何克服，這些問題都不是政府單一力量能夠解決的。另外，在現代社會，政府行政主導也容易滋生諸如由於權力過分集中而造成的腐敗問題等，對鄉村技術賦能產生負面影響，多元協同、合作共贏才是大勢所趨。實踐中技術存在著創造利益的巨大潛力，而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鄉村中已經出現了不法分子獨自把控關鍵技術，為謀取暴利泄露村民隱私信息，間接威脅村民利益等各種問題。上述問題從側面提醒我們，為提升鄉村技術賦能績效，需要引入企業組織、社會組織、村民自治組織等多元參與主體。
現代技術最先廣泛應用於發達城市，但是鄉村擁有著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因此要想現代技術順利落地，就需要相應的組織作為承接載體。對此，有學者提出，在鄉村社會中，我們所說的「社會」和「鄉民」都不能成為鄉村技術生長的「根」，而只有處於這兩者之間的鄉村組織才能通過規則與集體行動，為鄉村技術賦能的有效性提供基礎[28]。只有提高了農民的組織化水平，才能重建鄉村社會的主體性，激發農民的主動性，鄉村組織是鄉村振興不竭的動力源泉[29]。可是，由於城市偏向政策的長期影響，廣大鄉村地區的精英群體以及青年群體不斷流失，鄉村組織大多處於半癱瘓狀態[30]。現實中本應發揮組織技術賦能作用的鄉村組織面臨著承接缺位以及不作為等問題，鄉村組織承接不到位直接導致了現代技術無法在鄉村有效落地的窘境。我們的調查也發現，現階段有相當一部分鄉村組織內部人員渙散、資金匱乏，缺乏相應的號召力與向心力，因而未能發揮出組織應有的治理價值。甚至有些鄉村組織成員為了自身利益，與村霸勾結，榨取村民利益，造成惡劣影響。
現代技術融入鄉村治理體系產生了新的規則秩序，本應當隨之確立新的鄉村治理體制，但是由於政府體制機制創新滯後，造成了鄉村社會的信息數據遺漏、缺失、外泄等安全風險。首先，鄉村部分技術領域的法律制度缺位，為非法竊取個人信息提供了空間，導致村民們的隱私受到侵害。現實中村民時常會收到無故的推銷電話，便是由於鄉村信息平台中個人信息泄露所致。其次，政府有關部門在應用大數據技術分析處理相關數據時，未能建立相應的管理數據與處理數據風險的體制機制，造成了數據信息龐雜且碎片無序問題，遇到數據風險卻缺乏化解措施的窘境。最後，除了鄉村數據管理處理機制之外，前期的鄉村預防預測機制與後期的監督考核機制也嚴重缺失。技術的推廣應用是一個系統化的流程，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制度的保障，一旦一個環節出錯，之後的工作便無法順利進行。然而現實中政府過度注重鄉村現代技術的傳播應用，而對相應配套的制度機制創新不足，直接影響了鄉村技術賦能績效的發揮。
鄉村振興時代的技術下鄉需調整國家在鄉村社會的治理形態，構建一種技術治理模式。然而現在鄉村治理還是依舊沿襲傳統治理格局，使得技術下鄉需求與傳統治理結構間形成了劇烈衝突，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在政府內部，受官僚科層體制的束縛，上下級以及同級各部門之間均存在相互獨立、各自為政、保守信息的問題。實踐中各部門強烈的「部門本位」意識處於支配地位，這種孤立的現狀給城鄉數據的流動互通形成障礙。由於政府內部形成的這種部門「數據孤島」現象，在處理鄉村事務時難以進行完整全面的技術分析，「信息鴻溝」提升了鄉村治理的成本，阻礙了鄉村振興的進程。二是政府與企業、高校、社會組織等其他主體之間也未形成鄉村信息數據共享的體系。再加上各主體之間存在分工不明確和合作不順暢等問題，例如鄉村內部相關數據的採集，往往出現多個主體交叉重複收集或者所有主體都未涉及的情況。這種不合理的鄉村治理結構延緩了鄉村有效治理的進程，給鄉村技術賦能造成巨大困境。
綜上所述，儘管鄉村技術賦能面臨著諸多困境，但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引導下，利用現代技術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已是大勢所趨。結合賦能理論和組織學研究角度，在鄉村社會中，村民個體之間的關係結構形成了鄉村社區的基本結構。而鄉村組織作為村民個體系統的集體，既是村民個人與鄉村社區間的承接中介，也是鄉村社區結構的組成單位。在鄉村社會中，為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目標，需要從個人、組織及社區三個層面促進鄉村技術賦能績效。具體可以從個人技術賦能層面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組織技術賦能層面構建多元共治格局，以及從社區技術賦能層面完善制度結構體系，最終促進鄉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加強個人技術賦能，促進鄉村有效治理，需要轉變村民的傳統文化觀念。首先，可以開設各類講座、夜校、培訓班，邀請相關技術領域的專家學者，通過政府、企業、高校、社會組織等合作搭建「政商產學研」融合網絡體系，對村民進行培訓。通過強化村民的技術思維和現代化意識，使他們的思想意識突破保守局限，進而形成鄉村技術賦能所需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網際網路思維，做到與時俱進。其次，通過實踐應用鄉村技術治理產品，村民親身感知技術的強大功能及為自身生產生活帶來的便利。鄉村可以通過舉辦技術博覽會、宣講會等，向村民宣傳推廣一些先進的現代技術，讓他們在耳濡目染中體會到技術給日常生產生活帶來的便捷，從而激發主動學習技術的積極性。最後，通過在個別村民家中先行試點應用某些現代技術，由一家帶動鄰里，再由鄰裡帶動整個村莊，從而將技術逐漸擴散，把技術治理融入每家每戶，使村民通過對技術的親身實踐與應用轉變保守傳統思維觀念。
良好的知識文化素質是駕馭應用技術的關鍵要素，因此要想科學合理運用技術，就需要提高村民的知識素養。第一，村莊可以與科研院校、相關技術企業合作，成立專門的技術應用培訓小組，定期為村民普及推廣技術知識與技能。這既有助於村民及時了解現代技術發展對社會發展創造的價值，也有助於提高村民掌握和應用現代技術的能力。第二，政府相關部門應當在鄉村地區設立相應的技術人才培養空間，搭建重點實驗室和孵化基地，組織實施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工程，為村民提供學習現代技術的實踐平台。第三，政府部門需要在鄉村繼續大力普及現代教育，不僅要面向適齡兒童，還要將所有的村民都納入教育範疇，從根本上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提升鄉村技術賦能的價值。正如舒爾茨所言，「改進窮人的福利的關鍵性生產因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質量，提高知識水平」[31]。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視鄉村技術人才的培養，人是應用技術的主體，人的高知識素質是技術發揮作用的關鍵基礎。
現代技術是一個新興又潛含高收益的領域，新領域呼喚新主體的參與。正如法國科學家狄德羅所言:「技術是為某一目的共同協作組成的各種工具和規則體系」。因此，為了提升鄉村技術賦能績效，必須改變當下政府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轉而構建多元治理格局。首先，在鄉村技術賦能的過程中，要善於凝聚多方力量，形成鄉村治理多元權力中心的相互聯繫、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的網絡化體系。通過利用現代技術創建各種信息共享和溝通交流平台，在進行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決策時，吸納社會組織、市場組織等共同參與決策過程。其次，要豐富數據資源，擴展技術分析的廣度，延伸技術分析的深度，建立一個更全面的大數據體系。通過大數據體系功能的發揮，為村民提供更多參與鄉村事務的途徑，從而打破當下村民越來越原子化以及邊緣化的僵局。總之，多元治理格局的構建能夠使村民之間以及村民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更注重互利合作，使村民群眾更好地形成融入鄉村的主體意識，推進鄉村社會的良善治理。
鄉村社會組織是村民集體利益的代表，也是現代技術下鄉能否成功落地的關鍵承接者。因此，需要增強和完善鄉村組織的承接能力，才能促進鄉村有效治理的實現。其一，鄉村組織要善於利用靈活便捷的技術手段增強組織成員的凝聚力，如可通過組建QQ群、微信群、村民論壇等方式打破時空限制，方便村民之間隨時溝通交流，激發村民的主人翁精神。另外要善於通過網際網路捕捉與村莊利益密切相關的信息，有效地傳達給村民，從而能夠抓住時機，匯聚集體的力量，及時對鄉村相關事態做出反應，保護鄉村公共利益。其二，鄉村組織要善於利用技術提供的廣泛平台，積極招商引資，吸引各類企事業單位資金大量入駐，並與相關單位共同合作，推進村莊建設，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同時，充足的資金也能為鄉村組織引進更先進的技術設備提供保障，進而提高村民生活水平與生產效率，促進鄉村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各領域的發展。
當技術如火如荼地應用於鄉村各個領域之時，諸多與技術相關的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而它們大多無法通過社會自身消化解決，只能由健全的社會制度來保障。但是由於技術發展進程迅速而制度設立進程緩慢的鮮明反差，使得不法分子乘虛而入，侵犯村民的隱私與權益。為了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當前迫切需要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為鄉村技術賦能提供法律支撐。第一，需要構建「技術+法律」模式，加快鄉村技術應用立法進程。在制定鄉村技術應用的相關法律時，要理清技術的產權、使用權等權利歸屬，通過制定相應的村民信息數據的管理條例，推動信息安全的立法工作。與此同時，還要健全多方協同治理的法律制度，涉及鄉村技術的所有方面都應當被納入法律的規定範圍。第二，需要構建「技術+機制」模式，健全鄉村技術賦能的配套機制。除了法律制度，其他諸如鄉村信息數據常規管理機制、信息數據風險管理機制、信息數據共享管理機制等也應當同時被建立起來，以保障鄉村信息安全且管理有序，促進鄉村技術賦能的績效提升。
發揮現代技術在鄉村治理中的更大作用，打破傳統鄉村治理格局的現實需要，呼籲塑造更加科學的鄉村治理結構。因此，我們需要構建符合鄉村技術賦能需要的現代鄉村治理結構，促進鄉村社會有效治理目標實現。一方面，政府各個職能部門之間以及政府與企業、高校、社會組織等其他主體之間要打破信息溝通壁壘，共同分享資源，並在此基礎上利用大數據技術創立各種便民服務系統，既能方便村民辦事，又能減少鄉村治理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在與其他主體合作時一定要有明確的分工，如在進行鄉村信息採集之前要根據各主體治理優勢，合理安排各自負責的領域，這樣既能保證所收集信息的專業性和精確性，又能避免匯總之後的信息出現交叉和遺漏，從而為後續利用技術進行科學處理奠定基礎。總之，要實現鄉村的社區技術賦能應當打破原先封閉孤立的社會結構，重新定位各個主體在鄉村治理系統中的角色與地位，致力於構建資源共享、分工明確、合作有序的科學鄉村治理結構，最終促進鄉村社會的良善治理。
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現代國家政權建設，尤其是網際網路技術發展，鄉村治理經歷著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的轉型[32]。在此過程中，充分挖掘現代技術的潛力與價值，使之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治理相結合，成為當前實現鄉村社會良善治理的策略選擇。本文以賦能理論為分析框架，從個人賦權、組織賦權、社區賦權三個維度切入，分別進行微觀、中觀、宏觀層面的深度剖析，創新性地提出了「鄉村技術賦能」這一策略，並在此基礎上分析了鄉村農業、鄉村旅遊、鄉村電商、鄉村政務這四個鄉村技術賦能的領域。儘管現階段技術在對鄉村進行賦能時也面臨著個人技術賦能層面的觀念困境與文化困境，組織技術賦能層面的參與困境與組織困境，以及社區技術賦能層面的制度困境與結構困境，但是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引導下，利用現代技術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已是大勢所趨。為促進鄉村技術賦能、實現鄉村有效治理，未來可以從個人技術賦能層面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組織技術賦能層面構建多元共治格局、社區技術賦能層面完善制度結構體系，以此促進鄉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簡介： 沈費偉，男，杭州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基金： 四川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農村社區治理研究中心重點項目「治理有效性視角下提升鄉村技術治理績效研究」(SQZL2019A01);
來源：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