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獨立出品【熱點】

文丨橡溪

播音 | 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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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認為大部分性侵案發生在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中，施虐者將他人視為他們王國的臣民。《今日基督教》日前報道日本基督教學院正在調查過去發生的66起虐待學生案件。走出傷害的阿什利對邪惡勢力宣告：「你不僅沒有摧毀我，我還要把別人從你的魔爪中救出來。」

今年7月下旬，被稱為日本咪兔第一人的伊藤詩織應出版社之邀來到中國，推介她的新書《黑箱：日本之恥》的中文版。她也是BBC紀錄片《日本之恥》的主角。在為期11天的旅程中，她來到北京、上海、杭州、成都，與中國讀者面對面交流。

目前已經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轉到英國的伊藤詩織，作為紀錄片導演正在拍攝關於非洲女性的割禮傳統及其對女性造成的傷害。中國之行前的7月8日，因為性侵案再次走上法庭，她也再度進入了日本公眾的視野。

無所不在的「黑箱」

伊藤詩織是一起性侵案的受害者。事情還要回溯到2013年，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的伊藤詩織，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業。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東京廣播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山口敬之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御用傳記作家，在日本新聞界十分有影響力，並且因為與安倍及政界往來密切而為人們所熟知。

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2014年，即將畢業的伊藤詩織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尋找實習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山口在郵件中為她引薦了一個在紐約實習的機會，伊藤對此心存感激。

2015年，畢業歸國後在路透社駐日記者站工作的伊藤考慮去美國工作，因山口此前曾表示TBS華盛頓分局隨時招實習生，她便向他發送郵件詢問。山口表示確實有實習機會，並邀請她於2015年4月4日晚上在東京一家餐廳碰面，商談工作簽證以及工作相關事宜。

當晚，二人先後去了一家餐館、一個串燒店以及一家壽司店。在與山口喝了一些酒後，伊藤從洗手間出來回到座位上後，她忽然感到身體難受，再度起身去洗手間。一進洗手間，她立刻感到天旋地轉，順勢跌坐在馬桶蓋上，把頭伏在水箱上。之後便不省人事。

再次醒來時，是在一間酒店房間中。昏昏沉沉中，疼痛撲面而來，湧入眼前的畫面讓她意識到自己正遭受著什麼。當她想要逃跑時，又被山口揪住肩膀，拽倒在床上。伊藤被死死按在床上，她又一次被強暴了。反抗沒有用，掙扎沒有用，哀求也沒有用。在幾乎要窒息的時候，她的腦海里只有一個想法：我要被殺掉了。

在整個過程中，山口全然不顧伊藤詩織身體上的抗拒和言語上的質問，事後又是一副哄勸的口氣：「人家真的喜歡上你了嘛。」面對山口的否認，伊藤詩織在友人的鼓勵下前往警署報案。然而，令她沒有想到的是，這只是漫長征程的開始。

伊藤詩織說：「在日本，為咪兔發聲的行為，大概就像把臉伸進蜂巢一般。這裡對性暴力、性騷擾的不理解與偏見依舊根深蒂固。……以當事人身份參與咪兔難度非常大。因為得不到支持，擔心二次傷害，很多人選擇緘口不言。消解這樣的不安，是我們作為社會一員的任務。為了體現這一點， 把這個活動叫做We Too如何呢？於是，基於『不做旁觀者，無論怎樣的騷擾和暴力都絕不容忍』的理念，我開始了We Too活動，而不是Me Too（咪兔）。」然而，發起We Too並非易事。2015年4月30日，伊藤詩織提交了報案書和起訴書。一年多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予起訴。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究竟有多難呢？BBC紀錄片《日本之恥》中有一段話：「日本這個國家，對什麼是強姦有著不同的定義……人們依舊普遍認為，除非是陌生人對你進行攻擊，你予以反擊並在過程中受傷，否則就不構成犯罪。同樣的，如果性行為發生在兩個認識的人之間，那就不可能是強姦。如果其中還涉及到飲酒，那就徹底與強姦無關了。」因此，在日本，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法律多半不會認定是性侵。

事發至今，已經過去4年。伊藤詩織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改變。她已從一位性侵受害者變成了性別平等的倡導者，立足自身經歷，力圖糾正深深根植於日本文化的性別偏見。

不要用扭曲的回應，做施虐者的幫凶

其實，日本文化並不鼓勵受害者說出真相，這並不是什麼秘密。從小就在這種「沉默文化」中成長的伊藤寫道：我大概能夠預想到此類事件發生時人們的反應。我經歷了法律程序上的失敗，我的案子被中斷。我意識到對於此類案件、尤其是對性侵案受害者的支持是多麼零星稀少，受害者無法尋求公正，而媒體也努力避免觸碰，尤其是牽涉到權力時。

而恰好就在今年，《今日基督教》報道的日本基督教學院（Christian Academy in Japan）的性虐待案，讓人們看到，如果一種文化中的人選擇不把陰暗麵攤開在真理的光照之下，即便他們的頭腦接受了福音，卻在生命中留下了未被更新的死角。

這所位於東京郊區的學校建於1950年，由六家宣教機構組成，是一所為宣教士子女開設的寄宿學校。當宣教士在海外宣教時，就把孩子送到這裡來，一些機構甚至要求宣教士這樣做。目前學校正在調查總共66起過去數十年發生在校內的虐待學生的案件。校長安達•福克斯韋爾（Anda Foxwell）在學校網站上發表聲明稱，這些虐待事件發生在25至50年前，「作為一所學校，我們沒有為孩子們提供我們應該提供的培養和關懷的環境。」

他強調現在的日本基督教學院已經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他在聲明中寫道：「我們拒絕一種壓制真相的沉默文化，這種文化禁止兒童在遭遇中得到傾聽。我們承認，工作人員以傷害和有害的方式利用他們的權力對待學生，學生們很容易受到傷害，我們想對一些孩子遭受的痛苦表示深切的悲痛。」

日本基督教學院關注校友委員會主席底波拉 •羅茲（Deborah Rhoads）表示：今年早些時候，該校六位校友向學院發送了關於教職工涉嫌性騷擾和性虐待的郵件，隨後，八十名校友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要求一家「聲譽良好、獨立且雙方都同意的機構」進行調查。

和基督教學院有聯繫的另一家機構SEND 在去年11月得知這些指控後，委託第三方進行了獨立調查。聲明指出，調查可能需要數年時間。聲明說:「我們的願望是儘快以最像基督的方式將真相公布於眾，以便給倖存者帶來一種結束感，並幫助他們開始癒合。」

負責協調調查的律師特里薩·塞德博瑟姆（Theresa Sidebotham）表示，一些虐待倖存者正在參與調查。她說：「我們想確保我們對過去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做出正確的回應。我認為，我們的願望是，盡我們所能把真相公之於眾。」

「恩典」（Grace）事工機構的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博茲·奇維堅（Boz Tchividjian）曾是一名處理虐待案件的檢察官，近20年他一直在「恩典」事工中工作，該機構致力於解決各地的信仰群體中的虐待問題。傾向於掩蓋真相的，絕不僅限於日本文化。奇維堅談到，由於受害者所經歷的殘酷，他們往往失去了伸出手大聲喊出來的能力。當一些受害者最終勇敢而顫抖地走出陰影時，他們所在的宗教團體往往會懲罰或不相信他們，這更加重了受害者的痛苦。

通常情況下，一些宗教團體會用扭曲的屬靈建議來回應被揭露的虐待行為，將傷者推回到陰影中，讓他們相信這是上帝的計劃。受害者常常發現他們自己更困惑了——「這算是虐待嗎？」「是我的錯嗎？」「這是上帝對我生命的旨意嗎？」可悲的是，由於他們被孤立，許多受虐者無處尋求智慧的答案——而這是走向自由和醫治的第一步。因此，他們被困在黑暗和痛苦的陰影中，最終放棄了希望，甚至離開神。而因為沒有明智地先來尋求真相，一些信仰群體事實上成為施虐者的幫凶，也損害了信仰群體在公眾眼中的形象。

你不僅沒有摧毀我，我還要去救別人

伊藤詩織在接受採訪時說：「我認為大部分性侵案件發生在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中，這並非事關性企圖，而是關乎權力，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施加的權力。」

在《黑箱》一書中，她進一步解釋，當強暴結束後，她聽到山口對她說：「看你平時一副挺能幹的樣子，現在卻像個發愁的孩子，怪可愛呢。」當她要求山口把內衣還給她，卻被嘲諷說：「回頭送你一條行了吧！」伊藤詩織儘量以冷靜理性的口吻分析道：「仔細追究他說這句話時背後的心理，恐怕會發現，其源頭是一種想要征服、操控他人的慾望。」

值得注意的是，不只伊藤一人認為性侵關乎權力與掌控。創辦「勇氣會議」（Courage Conference）的阿什利·伊斯特（Ashley Easter）是持同樣觀點的一位美國基督徒。她為受害者寫作、演講和辯護，提倡講出真相。「勇氣會議」則致力於幫助受害人得到醫治和康復，同時教育教會領袖如何預防和正確應對虐待，避免給受害人帶來再度傷害。

研究虐待行為的學者認為，權力和控制是虐待行為的潛在動機。阿什利注意到，受害者往往會認為自己激怒了施虐者，並引發了虐待。施虐者也會肯定這一點。但「問題不是受害者引起了施虐者的憤怒，甚至也不是施虐者有脾氣，而在於施虐者給人的印象是，他們有控制他人的權利。任何侵犯這種權力的行為都會被視為對他們的極大侵犯。施虐者將受害人視為他們王國的臣民，唯一的目的就是服從他們的意志。」

並不是受害者引發了虐待反應，而是施虐者有一種扭曲的觀點。「像性虐待這樣的犯罪，最終的動機並不是性慾，而是對權力的渴望和對受害者的控制。」社會賦予某些人物權力，如教師、老闆、政府官員、執法人員以及神職人員等。權力的不平衡帶來了濫用權力的潛在危險。

阿什利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有被尊重的權利。「無論你是男是女，是兒童是成人，你都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你有與生俱來的價值。社會，有時甚至是宗教團體，會試圖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存在等級制度。有些人會說，你的性別或你的種族決定了你的價值。……這是謊言。」

曾遭遇性虐待的阿什利從傷害中走出來，希望藉著自己的經歷幫助其他人，並對站在虐待者背後的罪惡權勢宣告：「你不僅沒有摧毀我，現在我還要把別人從你的魔爪中拯救出來。」

傷害不能再來定義我們

受害者往往會帶著標籤生活。伊藤詩織說：「一旦這種事情發生在你身上，你會感到對於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好像別人在鉗制你。」她說出了受害者普遍的心理。性虐待損害了受害者的自我意識，帶來一種消極的、毫無價值的自我形象，並加強心中的負面情緒，甚至助長受害者的自殘。扭曲的自我形象也會導致與他人的隔離。事實上，性虐待增加了污名感、骯髒感和傷害感。

哥頓神學院的賈斯汀·霍爾科姆（Justin S. Holcomb）教授認為，身份問題是受害人扭曲自我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是誰」的身份感到困惑，可能會導致自我譴責，或將自我視為虛無。面對受害者負面的自我形象，親友或諮詢師可能會建議使用增強自尊心的方法，重建受害者的身份。但這些自我提升的方法最終只是徒勞，因為我們無法自己醫治自己。研究表明，這種自助式的醫治會導致更進一步的自我傷害。

霍爾科姆解釋說：「拒絕簡單的提升自尊的方法，並不是因為我們想讓你繼續自我厭惡，而是因為存在更好的東西。自愛、自力依靠和自我醫治的故事所帶來的身份認同，長遠看會產生更黑暗的羞恥和更多的痛苦，因為自我創造的幻覺是無法維持的。要經歷醫治和自由，你需要知道神關於你是誰的陳述，而不是自我產生的積極的陳述，或你的恥辱經歷告訴你的謊言。面對扭曲的自我形象，重建身份是對耶穌有信心的結果，是建立在耶穌的工作之上。」

我們需要一種更大的愛來拯救我們，一種能克服失敗的影響，恢復我們失去的尊嚴的愛。我們需要一個更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重建被虐待所破壞的身份。耶穌基督的救贖不僅使你和神之間破碎的關係得到和解，而且使你成為神的兒女。霍爾科姆說，福音改變了我們的身份問題。一旦我們知道上帝如何看待我們，我們就可以自由地與上帝、他人和自己相處。為了打破羞恥的循環，我們需要神，在祂面前我們可以拋開偽裝，坦露真相。

我們的新身份是藉著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贖白白賜給我們的，而不是靠我們用權力和掌控得來的。我們被接納為神的兒女這個事實，為我們帶來了極大的解脫，因為我們並不是註定要作為一個受害者生活。我們受到的傷害可能需要時間癒合，但傷害不能再來定義我們。在基督的得勝中，罪所帶來的恐懼和羞恥被驅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喜悅，因為我們成了神所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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