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五月，太宗親督大軍攻陷河東太原城後，北漢皇帝劉繼元率臣下出降，但劉繼元手下一名叫劉繼業的將官仍據守陣地拚死抵抗。這位武官乃是北漢名將，原名楊繼業，出身將門之家，能騎善射，勇武冠於諸軍，人稱「楊無敵」。當時，北漢國君因十分器重楊繼業，便按照傳統寵遇臣下的做法，賜其以皇室之姓，於是他便有了此後的姓名。劉繼業在以往與宋朝軍隊的作戰中屢屢獲勝，所以也給宋家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河東既已克復，太宗皇帝就想收服這員勇將，遂令劉繼元招諭其部下。當使臣持國主書信來到軍中後，劉繼業只得痛哭一場，然後解甲歸降。對此，太宗非常欣賞，一面大加賞賜，一面為其恢復原姓，並將名字中的「繼」字省去。於是，楊業便成為大宋的將領，官拜鄭州防禦使。
北伐幽州失敗後，太宗因考慮到楊業久習邊關戰事，就任命他知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縣）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負責河東北部防線。當馳騁代北沙場的楊業全神貫注於防禦北部契丹軍隊時，他也許沒有察覺到朝廷政治氣候的微妙變化。
第一次北伐幽州失敗後，當朝文官集團的重要人物都開始對主動出征行動持反對意見。新近崛起並掌握了朝廷大權的文官們，是不願意再看 到國家的中心任務轉到武夫們的身上，兵戈廝殺這樣的事，既 非其自身所長，也與自己長期遵循的以中庸與仁義為核心的儒 術治國原則相距甚遠。因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特別是執掌 朝政的大臣們更喜好太平氣象，而對北伐沒有多少熱情。所以 文官們對天子抑制武人的行動，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並不斷出謀劃策。「將從中御」，可以說是太宗朝深化抑制武將舉措的重要產物。太宗在給出征大將設置監軍的同時，賦予監軍們更大的監督權，於是統軍將帥的一舉一動都掌握在天子手中。
雍熙元年（984年）初，太宗對禁軍自都指揮使至百夫長在內的大批軍官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前後歷時一個月左右，然後對他們分別採取了或升或降的委用措施。除了考核，太宗還命令將校們互相作保。有一名叫魏能的軍官在戍邊前，也不知是什麼原因找不到保人，最後只得由皇帝親自擔保。太宗在考察完武將後，對身邊的近臣們說：朕選拔將校，首先看他是否具有循謹的性情和管理手下人的能力，其次才考慮武勇的素質。的確，循規蹈矩者要比果敢驍勇者更好駕馭，而互相聯保加上陣圖和監軍，足以使飛揚跋扈的武人變得安分起來，這一切又都是太宗及其文官集團精心運作的結果。
在以上背景之下，只識兵略的楊業遂演出了一幕悲劇，並且將一名元勛宿將也牽扯進一段公案之中。雍熙元年（984年）前後，知雄州（治所在今河北雄縣）賀令圖及其父向朝廷上奏反映：契丹國主已死，國母聽政，大將韓德讓專權，主幼無知，其內部動盪不安。因此，他們建議朝廷乘機北伐，以收復幽州。當時，文臣宋琪、李至等都反對主動出擊，但太宗這一次卻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而傾向於通過收復幽州等長城一線，來解決北部國防上一直被動不利的問題。然而，賀令圖提供的情報並不準確。公元982年，遼景宗去世，帝位由未成年的兒子耶律隆緒繼承，朝政則由其生母蕭太后主持，「主幼母專」的現象的確是事實。但蕭太后的治國才能以後被證明是非常傑出的，而韓德讓作為契丹境內漢人勢力的代表人物，對太后的支持，更增強了其統治。所以，其國內動盪的情報並不屬實。
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在太宗一手策划下，朝廷大軍兵分三路北伐。其中東路軍主帥為曹彬，從雄州北上，直逼幽州；中路軍由田重進任統帥，從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攻奪飛狐口（在今河北淶源）；西路軍從雁門北上，攻擊對方的雲州（今山西大同）和應州（今山西應縣），這一路的主帥為潘美，副帥就是楊業。按照天子的意圖，曹彬一路應緩師而行，以聲言攻打幽州為誘餌將契丹主力吸引到幽州城下，然後由中、西兩路軍深入到幽州側後翼，最終形成對幽州的合圍之勢，一舉收復這座重鎮。
但太宗君臣始料不及的是，遼國得到宋朝用兵的消息後，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反應，任命前次在幽州高梁河戰役中大敗宋軍的將領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為統帥，徵調國內各部兵馬南下迎戰；蕭太后與少主則親自坐鎮二線，調遣軍隊作為後援；其主力設置於幽州一帶，採取重點打擊和各個擊破的應戰策略。可以說契丹人已做好了反擊的部署。
宋朝的西路大軍出師雁門後，進展非常順利，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連下寰（今山西朔縣東）、應、雲及朔（今山西朔縣）四州，兵鋒直抵長城腳下，遼地方守將和官吏紛紛投降。與此同時，中路軍也在飛狐口通過伏擊大敗對手，進而一度攻占了蔚州（今河北蔚縣）。當中、西兩路軍取勝的戰報傳到東線後，曹彬麾下的部將再也按捺不住求戰的情緒，紛紛要求迅速出擊。曹彬在副將們的一再鼓動之下，只得率軍加快了推進的速度。
此時，曹彬統率十萬大軍行動，糧餉供應十分緊張。當他們攻克了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之後，因正面遭到契丹精銳騎兵的騷擾，無法快速取得進展，不久糧道又被對方阻斷，只得暫時放棄戰果，退回雄州。隨後，曹彬部再次攜帶夠五十天食用的糧草北上，經過一番艱苦的戰鬥，二度攻克涿州。但據史書記載，當時的天氣已開始炎熱，東路大軍經過激戰十分疲乏，而軍餉供應又不能及時解決，於是曹彬部陷於欲戰不能欲罷不可的困境之中。就在這時，契丹各路援軍雲集幽州城下，蕭太后與幼帝也親臨前線，做好了發動反攻的準備。形勢既然出現如此巨大的變化，曹彬只得下令回師。結果，宋朝軍隊剛掉轉頭尾，遼軍就立即追殺過來，東路北伐軍頓時混亂不堪。五月初，當曹彬部退到岐溝關（在今河北新城北）時，遭到遼軍主力的猛烈攻擊，潰敗下來的隊伍紛紛搶渡拒馬河（在今河北容城縣及霸州市以北），「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甚眾」，不少隨征的文官也淹死於水中。據《遼史》稱：當日宋師自相踐踏，死者過半，河水竟為之不流。
驍勇、快速的遼國騎兵部隊在大敗曹彬指揮的大軍後，又迅速轉而向西，準備對另兩路宋軍實施打擊。此時，太宗皇帝已獲悉十萬主力慘敗東線的消息，驚懼之下，立即下詔中、西兩路軍火速班師。田重進部因原本就未深入對方境內，所以幸運地撤入宋朝境內的定州防區，但深入雲、朔等地的西路軍就沒有那樣走運了。
潘美和楊業接到朝廷撤軍的詔令後，才發現這不是一次簡單的退兵行動，自己同時還要承擔掩護雲、應、寰及朔等四州百姓內遷的任務。面對數十萬行走遲緩的男女老幼，眼見遼國太后親自督率的十萬大軍已攻陷寰州城，對手戰旗即將出現在眼前，富有御遼經驗又熟悉代北地形的楊業便向主帥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如今敵軍銳氣正盛，不應與其正面作戰。為了完成朝廷賦予的遷移數州民眾的任務，我們應從大石（在今山西繁峙西北）出軍攻應州，迫使契丹主力前去營救。當敵方大軍被吸引到應州一帶時，便命令諸州軍民迅速從雁門山中石碣谷南撤。我軍利用石碣谷有利的地形，埋伏三千名強弩手，再配合以騎兵支援，就可以順利完成本路軍承擔的任務。楊業的建議無疑是極具膽識的正確方案，久經戰火的大帥潘美不會看不出它的價值，但他卻沒有表態，因為軍中還有一位天子派來的監軍，必須先洞察人稱「貴臣」的監軍的態度，才能裁決。
當時西路軍的監軍為西上閣門使、蔚州史王侁。當他聽了楊業的建議後，馬上提出異議：你們領數萬精兵，竟怯懦如此，應當直接從雁門北川中出師， 鼓行而攻馬邑（即寰州）。另一位出身太宗藩邸舊班子的武將劉 文裕也贊成王侁的方案。性格直爽的楊業只考慮如何取勝，全 然沒有考慮其他因素，遂對眾人說：不能這樣做，否則必敗無 疑。王侁聽罷立即指責道：你素號無敵，如今遇敵竟逗撓不 前，是不是還有別的打算？此話一出，才使楊業頓然清醒，想 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監軍控制之下，就連郭進那樣的功勳大 將尚且受到天子貴臣的凌辱，何況自己不過是降將出身。氣憤 之下，楊業挺身對監軍道：我非怕死，而是時勢不利，如此 硬打只能白白葬送士卒，而於事無補。你現在責備我不能死， 那我就為諸位先死。楊業說完，便立即引部下出陣。臨行前，他流淚請求主帥潘美在退路必經的陳家谷口（在今山西寧武北）埋伏接應。潘美答應了這一要求，在險要的陳家谷口布下了伏兵。
當楊業向兵力占絕對優勢的契丹大軍發動進攻後，其餘宋軍都守候在陣地上。過了半天不見楊業蹤跡，王侁派人登高遠望，以為敵軍敗走，便想趕去爭功，遂擅自領一部分軍兵離開預定的伏擊地。潘美眼見無法制止監軍的行動，也自己帶兵南撤。原來，楊業率軍隊出發後，遼將耶律斜軫就在山林中設下伏兵，將宋軍一步步引誘進圈套中，隨之大敗對手。但當潘美和王侁聽到前方戰敗的消息後，不僅沒有趕去增援，反而立即率軍逃逸。
楊業率領殘部一邊撤退，一邊拚死抵抗，就這樣從中午堅持到暮色降臨，終於來到陳家谷口，如果這時埋伏的大軍利用地形優勢出擊的話，不僅可以掩護楊業撤退，而且可以給同樣疲憊的遼軍以重創。然而，楊業眼前出現的卻是空蕩蕩的山谷，看到這一幕，他「拊膺大慟」，隨即再次率領手下將士力戰追兵。據說，楊業此時身邊僅有百餘人，他不願看到追隨自己多年的部屬無謂送死，就對眾人說：你們都有父母妻兒，不必與我同死，如果你們能死裡逃生的話，也可以將情況報告給天子。這些軍士聽了大將楊業的話都感動得流下淚水，面對死神竟無一人肯離去。最終的結果是他們幾乎全部陣亡，包括隨父親出征的楊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楊業在身受數十處創傷的情況下被對方俘虜，之後，他便絕食自殺。史籍記載，楊業被俘後，曾長長地嘆息道：皇上待我深厚，我本期望通過守邊破敵來回報，不想反受奸臣嫉妒，逼我去死，致使王師敗績，還有何面目求活於異域！
有關楊業的悲劇，在當時就已震動了朝野，此後千餘年間也一直引起人們的紛紛議論。哲宗朝著名文士蘇轍在出使遼國時，曾專程憑弔了契丹人修建的楊業祠，他有「行祠寂寞寄關門，野草猶知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的詩句，表達了對一代名將楊業的懷念，並提出了楊業之死與「畏人言」有關的看法。這裡所說的「畏人言」，其實並非真的是畏懼王侁一類的監軍之言，而是監軍背後的專制天子。太平興國以來，太宗對武臣們的管束越來越嚴，監督也愈來愈密，這就使當時的將領們不能不提心弔膽，唯恐觸犯大忌。
王夫之在所著《宋論》中說道：曹彬謙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楊業於死地的做法，也是為了防止功名過盛，即所謂「功高震主」，所以選擇了不追究責任的戰敗結果，「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這樣看來，王侁等人固然罪該萬死，而潘美在製造楊業悲劇過程中也因為含有不可告人的私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歸根結底則是由太宗「抑武」的方針所致。
書名：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
作者：陳峰 著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唐宋往往並稱，但是兩個前後相沿的朝代卻上演了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一幕——文武關係的嚴重失衡，文人的權力急速擴張，而武人的權力驟然緊縮。宋朝也因此成就了中國傳統社會文治政府的典型。
《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是一部從「崇文抑武」視角系統梳理北宋治國實踐、揭示北宋興亡的宋史作品。「重文輕武」通常被認為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點，但實際上北宋一朝十分重視軍隊和軍制的建設，有宋一代養兵高達126萬，為中國歷史上所少見，但是在處理文武關係上，北宋統治者卻表現出「崇文抑武」的特點，並且一以貫之的執行了一百六十多年。崇文抑武國策的長期貫徹執行，雖然造就了北宋空前繁榮的經濟文化，但是也導致了文武關係的嚴重失衡。10—11世紀，北宋處在一個多國競爭的國際體系當中，內部文武權力結構的嚴重失衡導致北宋無法應對多國競爭體系所帶來的外部挑戰，並最終滅亡。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k/8RQfpXgBrsvY2_UubhK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