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6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何魯麗副委員長主持會議。圖/中新
「坐標人物」何魯麗
本刊記者/宋春丹
「以何魯麗的資歷和能力，當時能夠擔當起民革中央主席一職的，只有她了。」中國留學人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陸宇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他指的是1996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瑤去世。當時陸宇澄和何魯麗同為北京市副市長，他記得自己去了隔壁何魯麗的辦公室，對她談到自己的預測：她很快就要成為國家領導人了。
他與何魯麗1988年一同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共事越久越了解和欣賞她，覺得她性格開朗熱情，謙虛又爽快，群眾關係很好，為人不功利，待人真心誠意，因此感到她會是接任民革中央主席的合適人選。
1996年，何魯麗果然成為民革中央主席，同年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98年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直到2007年，她才卸任民革中央主席職務，次年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
何魯麗的「魯」意指其籍貫山東。2001年她應《菏澤人在北京》一書編輯之約，寫了題為《我是一個在北京踏實工作的菏澤人》的文章。
她說，自己的籍貫是山東菏澤，但是從未在菏澤生活過，初二時隨父親從濟南移居北平，從此在北京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從一個學生成長為一名醫生，再到國家的公務員。她想藉此機會提筆寫一個自我介紹，算是向故鄉的彙報，告訴鄉親：「我是一個在北京踏實工作的菏澤人。」
棄醫從政
中共十二大以後，從中央到地方開始有序進行第三梯隊的選拔和培養，提出幹部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領導班子配備要考慮「女性」「黨外人士」「知識分子」等方面的代表性。
1984年，北京市各區縣政府改選。49歲的北京市第二醫院兒科主任何魯麗接到通知，區里要調動她的工作，作為西城區副區長候選人參選。
她1957年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因成績出眾被北京兒童醫院院長、著名兒科專家諸福棠指名調到兒童醫院，後又被北京市第二醫院院長高崇基指名調去創辦小兒科，當時已是擁有高級職稱的兒科專家。
選舉前夕，西城區區長找她談話。她說感到很突然，捨不得放棄27年的專業，當然受共產黨這麼多年的培養，這個覺悟還是有的，會服從組織上的決定，不過她覺得自己沒有干過，不是合適人選。區長說：你已是科室主任了，也有行政能力了。她說：那才多大呀？連護士才37人。區長說：你總比革命初期的幹部文化強吧？看文件總比別人給你念的快吧？
最終，她脫下了白大褂，成為了西城區副區長。
西城區擁有70餘萬人口，何魯麗分管科技、外事、市容、衛生、計劃生育和民政。剛上任時，她乘公共汽車去上班會迷路，找不到區政府大門。批示文件，她像醫生開處方那樣把「何魯麗」幾個小字簽在右下角。辦公室主任提醒她，意見要寫在最上邊。
為了真正讓她有職、有權，區長親自帶她到衛生局等下屬機構，把她介紹給局長、書記等，告訴他們：「以後有什麼事找老何，解決不了的，她會找我的。」
她很快進入了新角色，並顯露出了行政領導能力和深入潑辣的工作作風。她很懷念兒科專業，就任副區長後仍利用業餘時間堅持出了兩年多的門診。
1983年，曾任北京市第四醫院副院長的佘靖當選為北京市崇文區副區長，在市政府召開的會議上與何魯麗相識。兩位女副區長開會時經常被安排住同一房間，由於專業背景和分管領域相似，相談甚歡。
佘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她們面臨的棘手工作之一是醫療機構、中小學和托幼機構的危房改建和城市環境衛生整治。北京老城區有很多危房，下雨時極易垮塌，她們經常奔波在街道胡同，奮戰在一線。何魯麗善於學習，能夠攻克困難，總是能快速理解政策要求，經過調查研究後「對症下藥」。
危房改建涉及規劃、資金籌措等多方面問題，她們經常交流經驗。何魯麗說，要取得區主要領導的支持，多與區城建、計委、財務、衛生、教育等業務主管領導溝通，請他們一同到現場，取得共識，根據業務情況分清輕重緩急，逐步完成，還要取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何魯麗面臨的最棘手工作是二環路的拆遷。這條環線有11.6公里的路段在西城區，由前門到鼓樓，呈馬蹄形，占二環路總長的49％，要搬遷516戶人家，市政府限時完成，大家都替何魯麗捏把汗。
她不辭辛苦，挨家挨戶反覆做工作。西便門最後剩下幾十戶「釘子戶」，她每家都去了不止一次，耐心磨合，解決了不少扯皮的事，終於按期完成了任務。二環路拆遷工程讓她名聲大噪。
「我是個坐標人物」
中共十三大之後，1988年年初，各省市陸續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換屆選舉。
在北京市市長和副市長的10名候選人中，中新社北京分社社長徐泓對何魯麗產生了很大興趣。候選人介紹材料顯示，何魯麗是民主黨派成員，其父何思源曾任國民黨北平市市長，其母是法國人，讓徐泓的好奇心陡增。她提出採訪申請後，很快獲得同意。
她如約來到何魯麗的辦公室，只見一位中年女性麻利地從辦公桌旁站起來，大嗓門兒的京片子撲面而來：「呦，是記者同志吧，快請坐，快請坐。」
與徐泓先前的想像不同，何魯麗衣著普通，從面容上也不大看得出外國血統。以後她從不少人那裡得到證實，他們第一次見到何魯麗都有類似的意外之感。
「我知道為什麼選我，女同志、非黨人士、知識分子，我是個坐標人物。其實比我能幹的人多得是，但既然組織上信任我，我一定努力干好。」何魯麗快人快語地說。
幾天後，北京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無記名差額選舉，產生了由市長和7位副市長組成的北京市新領導班子，何魯麗以接近全票當選副市長，另一位當選的女副市長是吳儀。新聞媒體稱，新班子中出現兩名女副市長，這在北京市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何魯麗當選幾天後，徐泓再次採訪了她，這次的地點在何魯麗位於朝陽區建國門外永安西里的家中。
這是一套兩居室的單元宿舍，狹窄的過道里堆滿了雜物。何魯麗和丈夫住裡間，兩個兒子住外間。徐泓看到何魯麗1957年大學畢業時的照片，濃眉大眼，梳著兩條粗粗的大辮子；接著又看到何魯麗高一時的一張小照，儼然是一個地道的外國小女孩。穿越歲月的流逝，她終於清晰地看到了何魯麗那一半法蘭西血統。
被媒體聚焦的傳奇女副市長何魯麗也引起了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建業的注意。張建業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他有感而發，寫了一首詩，題為《地位觀念及其他——以詩與新任北京市副市長何魯麗對話》，先後投給兩家報社。
詩中寫道：有的人觀念像彈簧，隨著地位升降而縮張；筒子樓中的陰暗與濃煙，踏上栽絨地毯就化為燦爛陽光。你從白大褂走來，跨進了市府大廈的廳堂；要問市長與市民有何區別？心中應惦著更多的病人、病房。
但兩家報社都退了稿，理由也近似：意思很好，有韻味，但涉及領導，不適合刊用。他失望之下，將詩直接寄給了何魯麗，同時附信一封：這首小詩應該說只是表達了一個普通市民對新任副市長的一種信任與期望，難道就因為是「與副市長對話」，就要避諱嗎？看來我們的「觀念」還真有進一步改變的需要。現在只好把詩直接寄您，想您不會拒收的。
很快，他收到何魯麗回信：「張教授，來函及賜詩均已拜讀，對您向我提出的希望，定當引以為戒。到市裡工作後由於能力經驗有限，除盡力而為外，望多加監督指正。順致，敬禮，何魯麗上，88.8.23。另：詩已請人用毛筆書寫出。」
兩人的通信登在了《北京晚報》上。此後，張建業每次致信，何魯麗都會親筆回復。
專家型副市長
何魯麗上任伊始，上海A肝大流行，不到三個月，紅眼病在北京流行。儘管北京市流動人口日復一日猛增，衛生防疫壓力加大，但由於措施得力，北京市傳染病率持續下降。在她分管期間，北京市連續3年榮獲「全國十佳衛生城市」稱號。
時任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俞曉松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何魯麗為人謙虛友善，她對俞曉松說：「我不是中共黨員幹部，對政府工作不熟悉，你得多多幫我，多多提示。」她不止一次去俞曉松的辦公室，向他諮詢接下來的調研工作該怎樣安排、在走訪單位用午餐是否妥當等問題。
朱祖朴1985年到北京市政府擔任辦公廳副主任，1988年開始擔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協助何魯麗工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何魯麗很尊重他人意見，即便和下級談工作也是用商量的口吻。那時群眾來信反映，北京一些教堂在「文革」期間被占用，影響了正常的宗教活動，要求騰退恢復使用，何魯麗一一協調解決。
新班子上任一年後，在北京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有記者提出，希望班子成員講講工作一年的感受。
何魯麗說，這一年，時時覺得自己是坐在一個火山口上，每辦成一件事都覺得事非經過不知難，但身心是愉快的，尤其作為一個非共產黨員的副市長，特別體會到北京市政府在實行黨和非黨合作方面是非常好的，自己在體力和腦力方面感到辛苦，但充滿信心。
1993年，她再次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
徐泓1995年再次採訪她，原以為高級幹部的崗位會把她受中西兩種文化薰陶的名門閨秀風度激發出來，沒想到七年過去，江山依舊。她的做派幾乎沒什麼改變，還是那麼潑辣，大嗓門，說話沖，愛講大白話，除了參加外事活動，衣著依舊樸素，款式甚至有點過時。市政府大院裡的人們私下親昵地叫她「何大媽」。她保留著兩個當大夫時養成的習慣：一是足下常年累月一雙平底鞋，二是五分鐘就能打個盹兒，工作一來，睜開眼睛就干，一般人的精力都熬不過她。
何魯麗接任的，是此前陳昊蘇的角色。陳昊蘇1984年至1987年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分管衛生口。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那時何魯麗作為西城區副區長，要直接面對醫院、學校等基層單位，落實北京市的方針政策，而基層的事都是真正嚴重的事，如發生大規模食物中毒事件，不僅要調動醫療資源組織搶救，還要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處理、整頓。
陳昊蘇1987年調任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何魯麗接替了他分管的工作。他說，北京市的領導不好當，如果有問題處理不當，會受到中央問責，人民群眾也會表示不滿。那時北京市雖已開始了急救中心等方面的建設，積累了初步的經驗，但醫療水平仍然較低，設施和人手缺乏，醫療資源與群眾需求差距很大。
時任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朱宗涵那時幾乎每個月都要隨何魯麗去農村基層調研。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北京市1988年成立初級衛生保健委員會，何魯麗擔任主任，領導重建了縣、鄉、村三級衛生服務網。她很善於與市計劃發展委、財政局等綜合部門協調，並爭取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經過幾年的努力，北京市幾乎所有區縣醫院、婦幼保健院所和防疫站以及鄉衛生院和村衛生室得到新建或改擴建，在全國起到了示範作用。
1994年全國醫改拉開了序幕，何魯麗主持了北京市第一周期的醫療服務體制改革，設立了首都醫療事業發展基金、醫學重點學科發展基金等基金，擴大國際交流。神經外科、器官移植、幹細胞移植、微創手術、內窺鏡檢查、輔助生殖技術和冠心病治療新技術等大量新技術得到應用，呈現出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有了資金支持，北京派出了婦產醫院的團隊出國學習試管嬰兒技術，派出安貞醫院的團隊出國學習心肺移植。朱宗涵說，當時建立的這些重點學科以及培養的學科帶頭人，至今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李世綽時任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經常向何魯麗彙報工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醫療管理涉及到很多困難和敏感問題，何魯麗與他們總是密切溝通和配合。例如器官移植問題是國際關注的敏感問題，何魯麗提醒李世綽，要注意國際國內影響，予以妥善處理；因為一些醫療事故的爭議事件，北京市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得以健全。
在何魯麗牽頭下，北京市衛生局進行了一系列醫療管理機構建設，設立了北京市精神衛生領導小組、慢性非傳染病防治領導小組、公民義務獻血委員會等。
家國情懷
1996年11月，在民革八屆五中全會上，何魯麗被選舉為民革中央主席。1996年，她擔任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張建業覺得，作為一位女性，她從一名醫生一步步走上國家領導人的崗位，非常不容易。他寫了一首《再贈何魯麗》：「八載春秋彈指間，征途蕩蕩又新天。根深自有清泉潤，心凈何驚惡浪顛。」
1998年春，張建業發起成立「李贄研究會」，致信何魯麗，請求她擔任名譽顧問，她回信，「恭敬不如從命」。
何魯麗1988年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時，後來成為歷史學者的徐慶全還是北京師範學院的研究生，張建業與何魯麗的通信在學校里引起轟動，作為山東人的徐慶全從此開始關注她。何魯麗給張建業的回信總是寫得認真而又謙遜，「來函敬悉」「望多指教」云云，位列副國級而如此行文，讓徐慶全「陡然充滿敬意」。
在徐慶全眼中，何魯麗在電視上的形象一直知性而靚麗。他相信，這種知性來源於家族的傳承，她的父親何思源是山東的血性男兒、鐫刻在歷史上的人物。
風雲際會的1919年，在北京大學讀書的何思源是五四運動的主將之一。抗戰中，他堅持抗日，不向以他妻兒的性命相要挾的日本人低頭。1946年，他調任北平市市長，由於同情北平學生的民主運動被免去市長職務。他沒有選擇出國或去台灣，而是留下來，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號。
1949年1月17日深夜，國民黨特務在何家引爆了兩顆炸彈，14歲的何魯麗頭部受傷，她的妹妹何魯美被奪去生命。但第二天，何思源卻毅然率和談代表團出城同解放軍代表洽談。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
因此，何魯麗比一般人更多地體驗到一種沉重的歷史感。她深受父親一介書生卻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影響，同樣選擇了父親的道路：以身報國，堅定地跟共產黨走。擔任民革中央主席期間，每逢參加高層協商、黨外人士座談會等，她在發言中都會強調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97年，中央成立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何魯麗也是代表團成員。受北京文物專家之託，在交接儀式之前，她冒著瓢潑大雨跑到維多利亞灣，裝了一盒土帶回北京。後來，這些土被倒入北京中山公園社稷壇的五色土中。
2002年，萬鄂湘當選民革中央副主席，在何魯麗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工作接觸中，何魯麗講的多是一聽就懂的白話，但總能直擊要點，讓他受益良多。聽取發言或彙報，她總是追問很細，還說：「可不能糊弄我老太太。」
萬里長子、北京愛心萬里公益基金會原理事長萬伯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何魯麗自基金會2013年成立起擔任名譽理事長，但她不是掛名，而是認真做實事，基金會的報告和請示她都會仔細看後作出批示。
1975年左右，萬伯翱的弟弟萬仲翔與何魯麗家毗鄰而居，萬家沒有電話，經常去何家借用電話，兩家十分相熟。何魯麗與萬伯翱相識後，常跟他開玩笑：「大爺來了，二爺呢？」當時在萬伯翱眼裡，何魯麗就是一位大夫，一個地道的老北京。
何魯麗是繼吳階平、錢正英之後第三位擔任中國控煙協會名譽會長的國家領導人。中國控煙協會原會長許桂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何魯麗認為控煙是控制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她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時率先在全市中小學開展「遠離煙草，拒絕吸第一支煙」的簽名活動，首次組織調查摸清北京煙民底數。她讓朝陽醫院率先建立戒煙門診，還推動北京市黨政機關開展「無煙辦公大樓」活動。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授予她「世界控煙貢獻獎」。
許桂華說，何魯麗任名譽會長後，經常擠時間參加協會活動，呼籲全國人大儘快控煙立法，還指示控煙協會加強與港澳台地區控煙組織的合作與交流，認真學習他們的控煙經驗。台灣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董事長的父親曾與何思源在北京共過事，因此很尊敬何魯麗。
何魯麗酷愛讀書，上班時每晚讀書三小時左右才能入眠。她購書次數多，量又大，新華書店發行所乾脆給她辦了一張卡。
她的閱讀範圍很廣，從文學小說到各類社會科學著作，從《萬曆十五年》到《千年教化：嘉定孔廟與科舉文化》。晚年她的眼睛不太好，經常請家人和秘書讀書給她聽，或是用放大鏡或投影屏看報。《白鹿原》剛出版時，她一看就說兩三年後准得獎，後來果然得了茅盾文學獎，讓她很得意。
1989年，何魯麗的丈夫榮國煌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去世。他是腫瘤外科主任，與何魯麗是大學同窗，兩人感情深厚。丈夫去世後，每逢忌日，她都會帶上一束鮮花到萬安公墓。她的父母和丈夫都長眠於此。
2022年3月19日，何魯麗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88歲。
過春節時萬伯翱還與何魯麗通了電話，邀請她參加即將在唐山舉辦的大型公益活動，她爽快地說，「等我病好了一定去」。她去世後，萬伯翱率家人等去何家獻上花籃，「淚奔告別」。
陳昊蘇寫了一首《悼何魯麗同志》：奔忙市府憶從頭，交友隨行到訪歐。遇節登門民革院，情懷家國濟同舟。艱難共話京華事，雙奧之城創一流。偉業輝煌爭貢獻，和平世界寫春秋。
台灣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致函哀悼：何會長的辭世，是華人煙害防制的重大損失，也是華人公衛界的共同遺憾。
身邊的人都覺得，何魯麗的內心十分細膩。
佘靖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穿著何魯麗2019年送給她的深褐色毛衣，並保留著何魯麗的手寫簡訊：「老友，這是日本商家在內蒙加工的毛衣，一來是瘦型，二可穿西服裡面用，這個適用你，望你笑納。」
每逢春節，友人們都會收到何魯麗親手栽培的水仙，淡淡的清香讓人感受到溫情。他們覺得，她這是受到了母親的影響。
何魯麗曾告訴徐泓，母親是天下少有的好母親，在異國他鄉整整生活了50年，為丈夫和兒女默默奉獻了一生，從無一句怨言。更難為她的是，她要與丈夫一起承受自己所不能理解的政治運動的衝擊，但她總是以一個基督徒的愛心去忍耐。
當年，母親寧可自己生活清苦也要把孩子們送到最好的學校，並請家庭教師為他們補習法文和英文。何魯麗從小是在母親用法語講的童話故事和大仲馬的《三劍客》里度過漫漫冬夜的，後來一直保留著每晚臨睡前看一段法國原版小說的習慣，最喜歡的是巴爾扎克的愛情小說《幽谷百合》。她唯一的嗜好是喝咖啡，這也是母親的遺傳。
文章來源於：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