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倫對華經濟演講講述的「不惜經濟代價」，透露了美國當下遏制中國的決心。中國當前面臨對美博弈四大「當務之急」在於：一是需要通過強化他國合作，打破美國的高科技封鎖，彌補科技創新的代差。二是需要打斷「台獨」最新的「切香腸」策略，防範「烏克蘭危機」在台海發生。三是需要警惕在南海、台海領域的軍事「擦槍走火」。四是需要防止兩國知識與輿論精英層的脫鉤風險。在可預見的將來，縮短中美科技代差、遏制「台獨」切香腸、防止中美軍事碰撞、減少兩國全面誤判等四項任務，仍是相當艱巨的。
2023年3月2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415票支持、20票棄權和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案。該法案又是一次美國遏制中國、阻止中國持續發展、加大對華壓制、減少中國受惠、加重中國負擔的行動。這種以國內法案凌駕於中國利益的舉動，註定是徒勞的，折射了美國的狂妄與狹隘。
從對外減免債務到對外無償援助、從勸和促談到維和部隊、從跨境投資到應對氣變、從履行聯合國SDG2030目標到簽署絕大多數的國際條約，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在所有國家中是屈指可數的。中國堅持發展中國家的身份，決不是為了減少所謂「大國責任」，而是對本國國情複雜性的清醒認知，更是自我發展戰略的身份定位。
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永遠是發展中國家大家庭的一員，將堅定不移致力於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提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戰略規劃與身份認同不是為了占誰的便宜，也不以美國國內法的制訂而轉移。
美國通過國內法試圖改變「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判斷，既源於其以為中國想希望借發展中國家獲得大量利益的誤解，也源於其對其自身國力產生全球影響力的虛妄想像。
這是1月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國會大廈。新華社記者 劉傑 攝
「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分類起源於20世紀中葉。如何定位「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歸屬，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歸屬差異引發利益差距的最大爭議，主要是指在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談判與國際貿易中得到的「特殊與差別待遇」。這包括：1）優先待遇：在部分國際組織的商貿談判中，發展中國家通常可以享受優先待遇。2）關稅減免：WTO允許發展中國家以較低的稅率或者零關稅的方式進口產品，以促進其發展。3）減負貸款：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時，通常採用更靈活的條件，例如較低的利率、更長的貸款期限和靈活的還款方式。4）技術轉讓：一些已開發國家和國際組織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和培訓，以幫助其提高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
從以上四點「特殊與差距待遇」看，美國對中國所謂「關稅減免」、「減負貸款」、「技術轉讓」和「優先待遇」的內容越來越少，取消「發展中國家」地位對中國實際利益衝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由此看，美國取消中國 「發展中國家」地位，意在削弱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所能得到的「便宜」，其實是在做無用功，除了表明美國在每個角落都在想著與中國戰略競爭的煞費苦心外，沒有太多實際意義。
其象徵意義在於，通過《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案，在國內，美國意在彌合其國內政治分歧，營造兩黨對華一致的對抗氛圍，為自我打氣。在國際上，美國通過《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案則意在WTO談判中更便於對華施壓，拉攏更多國家，分化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聯繫與合作。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對華打壓實在是有點「黔驢技窮」，只要能讓中國「不爽」、只要能讓中國少得點利益，哪怕這種利益是虛的，他們就不惜撕下偽善面具去干，絲毫不顧及大國本應有的樣子。
類似的「黔驢技窮」也折射了美國長期拉攏世界各國來圍堵中國策略並沒有奏效的無奈。環顧全球，包括非洲在內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群體不願站隊美國，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苦美久矣」進而客觀上形成了對中國發展的戰略策應，中東和解、東協一體化、中亞整合、拉美自主發展的勢頭明顯體現出「去西方化」的趨勢，連七國集團（G7）也對如何遏制中國的具體方法無法達成共識，進而形成不了對中國的實質包圍圈。
事實上，美國自特朗普執政以來、在拜登政府得到多數繼承甚至變本加厲的對華遏制政策正在失效：五年多來的對華貿易戰已基本宣告失敗，中美貿易總額、中國對美順差雙雙不減並增，中美貿易「全面脫鉤」變得越來越不可能。美國對新疆、西藏、香港的干預並未阻止中國發展，新疆、西藏、香港基本已恢復了正常運轉。
美國對華科技封鎖正在倒逼中國科技自主，中國晶片的未來必將如電器、航天、新能源車、大飛機、5G般實現封鎖中崛起。美國試圖在台灣複製新的烏克蘭危機的企圖已路人皆知。以「全球民主峰會」為代表的對華意識形態戰已完全沒有作用。美國長期以抹黑中國為目標的對華輿論戰、認知戰同樣不能阻止中國軟實力的提升。
隨著疫情放開後的中美人文交流恢復，以及美國經濟的三大內部風險凸顯，即以矽谷銀行破產為代表的中小銀行流動性危機、以長期通脹為代表的經濟停滯、以全球「去美元化」潮為代表的貨幣危機，美國對中國的外部壓力在2023年上半年會變弱，中國從被動到主動的態勢越來越明顯。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商務部長雷東多等都抱怨希望訪華而被拒，總統拜登也透露出想要與中國領導人通話而不得。
從長期看，美國社會與政治的長期危機無法消除，持續幾十年之久而解決不了的兩黨分裂、種族矛盾、槍枝痼疾、軍工復合體、貧富分化正在愈演愈烈。這些「頑疾」儘管短期內不可能徹底使美國崩潰，但至少讓美國過往的「偉光正」國家形象受損，也讓其號稱「民主自由燈塔」的美國國家軟實力大打折扣，更讓30多年來流傳於世界的「歷史終結論」徹底破產。
當然，美國無力遏制中國崛起，並不代表著當下沒有中美全面交惡的風險。耶倫對華經濟演講講述的「不惜經濟代價」，透露了美國當下遏制中國的決心。
中國當前面臨對美博弈四大「當務之急」在於：一是需要通過強化他國合作，打破美國的高科技封鎖，彌補科技創新的代差。二是需要打斷「台獨」最新的「切香腸」策略，防範「烏克蘭危機」在台海發生。三是需要警惕在南海、台海領域的軍事「擦槍走火」。四是需要防止兩國知識與輿論精英層的脫鉤風險。在可預見的將來，縮短中美科技代差、遏制「台獨」切香腸、防止中美軍事碰撞、減少兩國全面誤判等四項任務，仍是相當艱巨的。
總而言之，中美博弈持久戰恐怕還要持續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但時間的天平已越來越向中國傾斜。必須承認，中國面臨外部環境的新常態是，美國作為影響中國崛起的最大外部變量將長期存在，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也將是中國崛起的長期騷擾，但美國對華的實力對比已難成全面壓倒之勢。
不與美國全面交惡，防止中國變成倒逼美國內部團結的外部敵人，高度考驗著中國對美戰略的智慧。持底線思維，精準地對等反制，既捍衛核心利益，也防止最壞情況的發生，需要中國對美博弈的精細化。
解決外部美國騷擾的最好辦法，仍是全面深化改革與全方位對外開放。不讓中國發展節奏被美國帶偏，讓世界共享中國開放的崛起紅利，美國的外部干涉就會隨之被稀釋。中國自身發展得越好，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可能性就越小，中美關係的穩定性也會越高。最終還是那句話，做好自己的事，是關鍵之關鍵。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執行主任王文參加國家發改委中宏網召開的「重塑大國競合之道：美欲剝奪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應對之策」在線研討發言。本文轉自5月3日潮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