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
谢志超，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美国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化、文学翻译。
贾佳，东华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诗歌翻译。
摘要：沃尔特·惠特曼的自由体诗歌集《草叶集》的汉译活动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不期而遇。一个世纪以来，惠特曼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从以民主自由等主题的诗歌选译逐渐转向全集翻译，其自由体诗歌精神在一些方面满足了新文化运动者反驳中国旧体诗传统，完成新诗革命的心理需求。本研究在考察《草叶集》在中国的传播与“偏移”基础上，论证惠特曼诗歌选译的变迁、翻译主体视域变化以及国际合作模式下惠特曼诗歌复译的必要性和价值，对于科学系统地认知惠特曼诗学精神，探索文学经典复译新模式，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有深刻意义。
关键词：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自由体诗；影响；创造
1．引言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以美国精神为创作主导和核心，以洋溢着超验主义思想的自由体诗歌书写转型时期的美国社会与文化，铸就美国诗歌独特风貌，开辟诗歌新纪元，引领20世纪现代诗歌发展方向。19世纪中叶的美国见证西进运动、移民问题、内战、废奴运动、劳工法以及以脱离欧洲母体文化，建设美国新文化为主旨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这些都记录在惠特曼的诗歌集《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之中。《草叶集》历经九次增删、修订和再版，从最初的12首成长为389首诗歌的“临终版”，成就惠特曼诗歌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史诗。
翻译是应文化之需而产生。某一文本之所以会被选中并得到翻译，根本原因在于它对译语文化具有某种价值，或交换价值，或比较价值，或二者兼有（杨仕章 2019：67）。20世纪初，摒弃旧体诗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草叶集》传播到中国之初便察觉到其特别的诗歌表达范式和颠覆性诗学理念，《草叶集》的翻译活动很自然地与新文化运动一起向前发展。一个世纪以来，《草叶集》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关注战斗和民主的诗章逐渐转向个体抒情主题，从诗歌鉴赏转向惠特曼诗歌翻译与研究。同时，受汉语言文化和接受者心理等多重因素影响，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倡导的开放包容的“草叶精神”历经文化“偏离”，悄然“扎根”中国，影响中国新诗发展轨迹，实现异域文化中的复译和主题再创造。《草叶集》在中国的译介史对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和惠特曼诞辰200周年极具历史意义。研究《草叶集》在中国的译介和价值，对于系统认识新文化运动发展轨迹和多元文化因素，促进国际合作翻译视野下的惠特曼研究有重要意义。
2．相遇之初
1919年7月，中国新文化运动之际，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田汉在《少年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将惠特曼介绍到中国。他认为：“我国自从《新青年》上改用口号，倡导文学革命以来，新体诗也同时出现。……新体诗的出现本是自然的趋势，胡适之先生就中国文学趋势上有很详细的说明，我就外国文学趋势上略说一番罢。……中国现今‘新生’时代的诗形，正式合于世界的潮流、文学进化的气运。……我们高呼惠特曼万岁！‘少年中国’万岁！”（田汉 1919：1）文中，田汉赞美惠特曼的自然观、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大胆地将惠特曼的“灵肉观念”与中国的“民主主义”理念联系起来，希望以此建立惠特曼在中国的群众基础。
田汉选译了《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久了，太久了，美国》（Long, Too Long America）等部分诗行，开启《草叶集》在中国的译介之旅。1924年3月，在田汉的译文基础上，留学美国的徐志摩重译《自我之歌》第31节的第一小节和第32节的前两小节，刊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3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徐志摩自幼深受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熏陶，其译文较之原作少了粗犷之风，更为典雅和节制。傅东华（笔名：伍实）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自己翻译的《自己的歌》（《自我之歌》的另一译名）《灵魂啊你现在敢吗》（Darest Thou Now O Soul）《再会吧我的幻想》（Good-bye My Fancy）《为了你啊德谟克拉西》（For You O Democracy）和《先驱啊先驱》（Pioneers! O Pioneers!）等系列诗歌。惠特曼诗歌如春雨般一夜之间沁润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亲历旧体诗束缚和封建思想桎梏，需要精神解脱与新鲜的文学气息，需要能指引他们走向新诗文化的光亮，他们在惠特曼的字里行间读到了一些期待已久的东西。惠特曼诗歌奔放热情，追求民主与自由，强调个性解放，探讨精神与肉体的和谐统一，雄而不丽，田汉和徐志摩等人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发觉其具有中国新诗所需要的蓬勃向上的力量，当然他们并不确定这位思想超越其所在时代的美国民主诗人究竟能为中国新诗发展带来什么。
反复修订再版的《草叶集》见证了美国新旧社会制度更迭，残酷的内战和工业文明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本质是“强烈地、大胆地要求突破一切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带来的精神桎梏，向着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道路迅猛前进”（黎宏 1983：102）。随着新文化运动主旋律由早期的思想启蒙转变为民族救亡，《草叶集》在译者的笔下逐渐发展为战斗的、民主的歌曲，成为独特的鼓舞调。在以“民主”“科学”为圭臬的“五四”启蒙思想影响下，惠特曼被中国作家视为“民主诗人”，译者翻译《草叶集》的目的显然不止于单纯的移译，而是聚焦于《草叶集》体现个性解放与民主精神的诗丛，旨在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寻求文学创作模式。
郭沫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深受惠特曼诗风影响。他坦言：“在我自己的作诗经验上，是先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的”（郭沫若 1959：532）。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强调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但外国的东西也应该选择近代的作品，中世纪的东西和我们没有缘”（郭沫若 1998：172）。郭沫若笔下的“缘”，是指他自身作为读者和译者受制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影响他对阅读和翻译的选择。他遇见惠特曼可能是偶然，但他热爱惠特曼，为惠特曼所感染却成为必然。郭沫若的“缘起论”见证了《草叶集》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轨迹。郭沫若选择翻译惠特曼时，潜意识地将惠特曼与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关联在一起，努力寻找二者的契合点，下意识地回避一些在当时和今日看来都是其核心的唯心主义思想、超验主义思想、个人主义、同性之爱等敏感主题，实在不可避免之处，他避重就轻一笔带过。1919年12月，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他翻译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Out of the Rolling Ocean the World）。他在写给宗白华的信函中附上刚翻译的《坦道行》（Song of Open Road），表达彼时的迷茫和对自由的渴望：
徒步开怀，我走上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要到何方去。
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便是好运底化身；
从今后我在不欷嘘，在不踌躇，无所需要，
雄赳地，满足地，我走着这坦坦大道（宗白华 2006：91-92）。
受《草叶集》的影响，郭沫若这位年轻的诗人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动人的诗章《女神》，开启中国新诗的豪放传统。他在著名的《晨安》《匪徒颂》等诗歌中将惠特曼与华盛顿、林肯、马克思、列宁、托尔斯泰等相提并论，赞美其伟大的人格和世界的眼光。他的短诗《笔立山头展望》是对惠特曼《船只的城市》（City of Ships）《曼那哈达》（Mannahatta）最好的赞誉，其高昂、振奋、充满活力的语言，打开了中国现代诗歌走向成熟的大门。
惠特曼被介绍到中国之初，译本层出不穷。1921年5月，北京《晨报》刊登残红翻译的《译惠特曼小诗五首》，包括《美丽的女人》（Beautiful Women）《母亲和婴儿》（Mother and Babe）《告诉你》（To You）《戴面具的》（Visor'd）和《告外国》（To Foreign Lands）等。与田汉和郭沫若的翻译相比，残红选译惠特曼没有特别的标准，也不再紧跟民主与自由精神之步伐。她放弃了翻译服务于时政的宗旨，关注《草叶集》有关个体情感和思想表达的诗歌。然而，译入语文化主导作用下的翻译行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残红的选择。她选译的五首短诗不足以体现《草叶集》的主体风格，却与当时风靡中国诗坛的小诗运动相呼应，她的翻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草叶集》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同年10月，文学研究会成员谢六逸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桴鼓集》（Drum-Taps）诗丛的《挽二老卒》（Dirge for Two Verterans）和《弗吉尼亚森林中迷途》（As Toilsome I Wandered Virginia's Woods）的译文。1928年10月，望峰、鉴泉重译《两个老兵的挽歌》（Dirge for Two Veterans）。1922年3月，东莱在上海的《文学周报》上发表短诗《泪》（Tears）的译文。1931年6月，素衷在《创作》月刊上发表《跨过一切》（Gliding O'er All）等系列诗歌译文。
可见，最初把惠特曼介绍至中国的是当时留学日本的田汉、郭沫若等知识分子，而非留学美国的吴宓、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从美国辗转至英国留学的徐志摩对惠特曼的翻译亦浅尝辄止，他更心仪泰戈尔、哈代等作家。这有趣的翻译现象耐人寻味。一方面，惠特曼在当时的美国依旧颇受争议，尚未完成经典化过程；另一方面，田汉和郭沫若对惠特曼的推重受日本文坛影响，加之他们自身的鉴赏能力和“异族人敏感”（alien sensitivity），他们将惠特曼介绍到中国，为迎接新诗运动做准备。
3．从选译转向整体翻译
惠特曼在他的自由体诗歌（free verse）中彰显的革命精神和进化论思想等满足了中国新诗所倡导的以白话入诗，用新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表达诗人真实情感需求，成为诗人摆脱中国诗歌旧习，和新诗逐渐走向成熟与多样化的强大推力。《草叶集》本身对传统格律的突破和其自由体诗歌抒情模式为其在中国的整体翻译做好了准备。
1935年，自由体诗歌倡导者胡风向鲁迅表达了翻译《草叶集》的愿望：“想翻出来使不断受到攻击的语体无韵的新诗能够得到借鉴，提供新诗人一种加强创造性的精神食粮”（胡风 1981：73）。遗憾的是，胡风的心愿未能实现。这期间，陈达来翻译的《从田间归来吧！父亲》（Come Up from the Fileds Father）刊发于《诗歌生活》3月5日的创刊号，林蒂翻译的《呵!队长!我们的队长》（O Captain! My Captain）载于《东方文艺》3月25日的第1卷第2号，周而复翻译的《惠特曼诗二章》发表于《诗歌杂志》10月1日的创刊号。袁水拍在《星岛日报》发表了两首译文：《一千八百六十一》（Eighteen Sixty-One）和《骑兵队涉过小河》（Cavalry Crossing a Ford）。1943年5月，《青年文艺》刊登宗玮翻译的《为了你，啊，民主》（For You O Democracy）《哥伦布的祈祷》（Prayer of Columbus）等13首诗。曹葆华、天蓝、陈适怀等人也先后翻译了《草叶集》组诗。零散的《草叶集》选译既没有服务于某种特殊的文学运动，也没有鲜明的选题宗旨，但在这些看似任意的翻译活动中，《草叶集》在中国的译介向前迈进了一步。
当代作家蔡其矫对惠特曼的译介起了促进作用。他不仅翻译《给一个受挫折的欧洲革命家》（To a Foil'd European Revolutionaire）《欧洲》（Europe）《我坐着眺望》（I Sit and Look Out）和《啊，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 My Captain!）等，还专门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授惠特曼诗歌。蔡其矫在访谈中强调惠特曼对他的影响：“我开始仍钟情于惠特曼，自己翻译了有关惠特曼的诗作教材，并由诗友公木介绍，到东北师大和东北人大作了惠特曼的讲座。……我从苏联归来的沙可夫同志那里借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惠特曼《草叶集》，一下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诗歌形式。”（阎延文 2001：55）蔡其矫对惠特曼的认知和接受途径与郭沫若有些类似，但他是通过前苏联朋友的推介认识了惠特曼。翻译家徐迟于1941年1月在迁至重庆的《文艺阵地》上发表选自《芦笛集》诗丛的6首诗歌译文，随后又在《人民文学》第10期上发表了系列惠特曼诗歌译文。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颇具争议的《草叶集》，作为译者的徐迟特意为每首诗做了述评，“这使得中国的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美国当时的社会情况，加深了对惠特曼这位自由歌手和民主主义先驱的认识”（姚君伟 2005：147）。惠特曼是徐迟译介生涯中最推崇的诗人，他后来选择翻译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 Pond）可能也与惠特曼有关，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梭罗代表了美国主流文学对惠特曼的提携和认可。徐迟曾在北京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论《草叶集》”的演说，颂扬惠特曼诗歌包含“鲜明的人民性，高度的艺术性，反对人奴役人的斗争性和为世界持久和平而歌唱的人类必胜信心，使惠特曼不仅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大诗人之一”（徐迟 1959：137）。在这篇演讲辞中，徐迟系统介绍了惠特曼诗歌发展脉络和主题，并附上他翻译的《自己之歌》（Song of Myself）《当我听着那有学问的天文学家》（What I Heard the Learn's Astronomer）《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黎明的旗帜之歌》（Song of the Banner at Daybreak）《自由，转过去》（Turn O Libertad）《向世界致敬》（Salut au Monde!）等。徐迟对惠特曼的热爱还表现在他对主题极为敏感的《芦笛集》组诗推崇有加，颂扬热情奔放的爱情诗歌。
《草叶集》的全集翻译始于楚图南。1930年前后，楚图南以“高寒”为笔名陆续发表《草叶集》部分译作。1944年3月，楚图南将之前翻译的诗歌合并为诗集《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由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该诗集共收录15首诗歌，分上下两部分，1947年8月再版。1949年3月，楚图南在《大路之歌》的基础上补充40首新的译作，更名为《草叶集》，列入晨光出版公司的“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系列。从《大路之歌》到《草叶集》，《草叶集》的汉译工作步入新的阶段。1955年，为了纪念《草叶集》出版100周年，同时考虑到楚图南译本的不完整性，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楚图南的译本《草叶集》更名为《草叶集选》，增加了《法兰西之歌》（O Star of France）等三首国际题材的诗歌结集发行。该诗集共收入惠特曼在1855年至1874年期间创作的58首诗歌。1978年10月，《草叶集选》再版。
与早期《草叶集》选译相比，1950年代《草叶集》的翻译主体逐渐由诗人转向专业译者。译者在诗歌选择方面偏好有关战斗的、民主的和国际主义主题的诗篇，以寄寓自身感时忧国的情怀和对新社会的向往，一定程度上实现译者情感的“自我表达”。然而，译者情感的表达往往受制于个人翻译风格和语言技巧，从而导致即便是《草叶集》中的同一首诗歌，其译文标题和措辞皆有差别，误读误译亦不可避免。乐黛云先生曾说：“所谓'误读'，是指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乐黛云 1995：67）。从郭沫若到楚图南，他们无不基于自身知识结构和固有的文化传统对《草叶集》进行有意识地筛选、接受与创造。作为译者的他们因看待《草叶集》的视角差异，而激起不同的翻译灵思，实现翻译活动再创作。
1955年以后，鉴于历史原因，《草叶集》在中国的译介停滞了20多年。直到1979年，荒芜重新翻译《草叶集》中的20首诗歌，其中《回答》（Respondez）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该诗最早收录于1856年版《草叶集》，反映美国内战之前紧张的政治气候。荒芜选择翻译《回答》显然是对某个特殊阶段中国文化气候的回应，他的胆识与勇气彰显其作为译者的使命感。荒芜撰写的系列惠特曼述评陆续发表于《诗刊》《读书》《诗探索》《外国文学研究》等杂志。1983年，杨耐冬以1876年第六版《草叶集》为底本，翻译惠特曼在1850年至1874年创作的268首诗歌，同时附录诗人1880年至1881年创作的27首短诗原文，由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杨耐冬的译本以诗歌创作年代排列，放弃“临终版”《草叶集》排序，“而并非编入不同的组诗之中，方便读者根据诗歌自身的变化了解诗人在作品中体现的思想与艺术的嬗变”（刘树森 1992：42）。遗憾的是，这看似更为清晰和合理的诗歌重组，却打破了《草叶集》各组诗的结构与主题，违背了惠特曼编排《草叶集》的意图。与杨译本同期面世的还有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野光翻译的《草叶集》全译本。李野光翻译的“临终版”《草叶集》，以楚图南的《草叶集选》为参照，补译其余的334首，外加组诗《老年的回声》（Old Age Echoes）中的14首和32首《未收集和未选入的诗歌》（Uncollected and Rejected Poems），成为第一部完整的《草叶集》译本。
必须探讨赵萝蕤对惠特曼在中国的译介所作出的贡献。作为惠特曼研究专家和翻译家，赵萝蕤翻译的《我自己的歌》于1987年9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1年，该出版社出版了她翻译的《草叶集》全集。译者旁征博引，详尽的译注为译本增色不少。译本的“序言”部分，译者梳理了《草叶集》的发展脉络，阐述其翻译惠特曼的感触、困惑和措辞选择。尤其可贵的是赵萝蕤将《草叶集》翻译和研究相结合，令诗歌移译不止停留在诗句赏鉴层面，而是迈向了异域文学和文化的深刻解读，为惠特曼在中国的研究提供学术借鉴。2000年，“惠特曼 2000：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国诗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涉及比较文学、翻译学、文化研究等视域，探讨惠特曼诗歌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译介和他在21世纪的命运。这是惠特曼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中国召开，也是国际惠特曼研究协会对赵萝蕤先生译介惠特曼的致敬。2002年，惠特曼研究专家埃德·福尔森（Ed Folsom）整理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惠特曼：东方与西方》收录了部分大陆学者的文章，中国学者在翻译和研究惠特曼的道路上走了近一个世纪，逐渐与国际接轨。
4．多元开放的惠特曼复译
21世纪以来，惠特曼诗歌翻译热有增无减。李野光在楚图南翻译的基础上一边完成《草叶集》的补译工作，一边修改旧文，统一整部诗集的语言风格，其独译本《草叶集》于2003年由燕山出版社出版。与全译本一同出版的还有李野光多年潜心研究完成的学术论著《惠特曼评传》和《惠特曼研究》。这两部书是国内目前唯一的惠特曼研究著述，将诗人生平与诗歌评鉴相结合，论证惠特曼诗学精神和诗歌美学等，与《草叶集》译本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教授认为“翻译关乎道德与真实，读者只有抓住真实的东西才可以有效传递。这是翻译的目的与终点”（Newmark 1991：1）。作为手段的翻译是不断模仿与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是透明的真空存在，译者的工作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解读与翻译。译者必须根据自身知识结构，时代环境和语言文化等各种因素不断调整翻译活动。基于此，早年的《草叶集》翻译曾有辉煌的时光，但时代的局限性注定其存在缺憾。时移世易，复译应运而生。
2001年，张愫珩应读者和市场需求，翻译出版了《草叶集》中英文对照本，利于读者感受两种语言的诗歌之精妙。2002年，中国台湾学者吴潜诚认为翻译要忠实原文的意蕴、风格、气势和神韵，必须严格遵从“信”这一翻译标准。遗憾的是，吴潜诚的《草叶集》译本虽然极力再现源语言风格，但行文晦涩，文采不足，还丧失了惠特曼语言特有的豪放洒脱之风格。之后，刘秀玲、宗明、徐翰林、林志豪、孙云龙、代秦、姜焕文、爱达、方华等陆续翻译《草叶集》，各种版本不断面世，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译本都没有获得广泛关注。2015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邹仲之翻译的《草叶集》。该译本参考了楚图南、李野光早年的合译本以及赵萝蕤的译本，语言通俗流畅，符合大众审美，但与《草叶集》质朴且深邃的语言风格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21世纪以来，国际范围内的惠特曼研究和翻译热欣欣向荣。惠特曼研究专家福尔森教授与肯尼斯·M·普莱斯（Kenneth M. Price）教授建立学术网站“惠特曼档案”（The Walt Whitman Archive），定期推送惠特曼电子书信、文稿和最新研究资讯，介绍全球化语境下的惠特曼诗学研究和翻译新动态。该网站曾推送《未来的诗人》（Poets to Come）的5种语言30多个译本，包括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和西班牙语等，但没有中文译本。2012年秋，福尔森教授组建的“惠特曼网站”（Whitman web）收录了《自我之歌》的各种译本，译文涵盖阿拉伯语、波斯语、库尔德语、中文、俄语、德语等15种语言，赵萝蕤的中文译文收录其中。网站还附录了各种译文评述和音频文件，没有中文评述和音频资料。尽管惠特曼在中国研究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但与国际惠特曼研究依然存在差距。
任何文学作品的“意义从不固定，不会隐藏在某处等待读者或者译者发掘。相反，它依赖于某种语境，读者或者译者的经验以及该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等”（Williams 2013：108）。既然文本的意义是开放和流动的，译者有权力决定翻译什么，更有责任选择如何翻译。复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重组，当下的文学作品复译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一些译者知识储备或翻译技能不足，语言平乏，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将复译活动视为多重译本的排列组合，不利于翻译质量的提升和文化交流。《草叶集》在中国的译介时光里，有些译文差误太多，一方面源于译者对《草叶集》版本问题缺乏正确认知，另一方面源于惠特曼诗歌本身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从而造成语言选择和翻译效果偏差。文化共同体下的惠特曼诗歌复译可以考虑采取国际合作模式，在双语言环境中实施译者风险管理，履行译者道德责任，汲取以往优秀翻译成果，在《草叶集》复译活动中实现如下目标：详注，精评，切译，深刻展现惠特曼诗歌精神。
5．结语
一个多世纪以前，惠特曼以离经叛道的方式探索诗歌创作新模式，将美国诗歌从模仿欧洲文化传统中解放出来。一个世纪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摒弃旧体诗传统，在探索新诗方向的时光里翻译《草叶集》，希冀从外来文学作品获得新诗发展的灵感和动力。《草叶集》百年汉译史是翻译主体从单一的新文化运动先锋逐渐转向专业译者和研究者，翻译视域从呼应时代语境的民主、战斗和自由精神等主题诗歌的翻译向全球化视野下开放的惠特曼翻译和研究的转向。当下期待的国际合作翻译是读者对更具实验性与开拓性译本的惠特曼诗学的体认，也能为科学严谨地探索中外文学复译模式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