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竣工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门楣上，刻有三个人的雕像。摩西居中，梭伦居右，而站立在左侧的，则是孔子。他束发高冠，右手挽着一册竹简，神情肃穆凝望远方。
这是唯一一个被雕刻在西方国家机构上的中国人。
孔子在西方世界拥趸众多。撇开那些“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影响世界的100位名人”之类的虚名不谈，仅看那些曾对西方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改革家们的言论，便能感到他们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忠实拜服。
伏尔泰很羡慕有孔子的中国，“东方找到了一位智者”，而“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
1793年，罗伯斯庇尔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写道：“自由……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大家的老熟人——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自己本已是个金句制造机了，却常常把孔子的名言挂在嘴边：“朝闻道，夕死可矣。”不仅把孔子比作是哲学上的国父华盛顿，还盛赞他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他像一颗星星，闪耀在人类文化的穹顶正中。
然而，在古今中外都很有排面的孔子，活着的时候并不成功，甚至算得上落魄。
他空有抱负，仕途却不坦荡，55岁离开故国，14年奔突在中原崎岖的官道上，不是被巧立名目地利用，就是被排挤，被驱逐、被追杀。在楚国时被狂士接舆上门嘲讽，过河问路被隐士嘲讽。他们说，世道都已经这样了，你有什么用？聪明人啊，快快弃绝你的仁道，跟我们一起避世吧！
在郑国都城外，孔子与子贡走散了，郑国人跟子贡说，哎，城门外有个人好像条狗哦。子贡大惊失色，因为他知道那条“丧家犬”就是他的老师。
“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不是丧家犬是什么？
他是一个处处碰壁的入世者，一个终身不为重用的改革家，一个站在黄河边自叹“丘之不济此，命也夫！”的非成功人士。
如果按现代成功学的标准来看，孔子完全没有着书立说的立场——官场一混一糊涂，还教书，还传道，你凭啥呢？
可以想见，在春秋末期的华夏大地上，大概人还没有那么功利。纵使老师总是带着他们驾车徒步风餐露宿，不是在逃亡就是被驱赶，但坚定追随其后的人却越来越多。及至《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写道：“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谓是桃李天下。
他的学生个个出众，出将入相，传道解惑。楚国令尹子西说，楚国的使节不如子贡，辅臣不如颜回，将帅不如子路，官尹不如宰我。
尤其子贡，在《论语》中出场率极高的他，经商有道，富可敌国，很有江湖地位。老有人拍马屁说他比他老师更厉害，子贡几次正色纠正，最后他说——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去世后，众弟子守孝三年，子贡守孝六年。
他的弟子们收集了他的言论，将其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论语》。
古代中国对宰相的要求极高，上要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要育万物之宜，对外得镇抚四夷诸侯，对内还要亲附百姓，同时还兼职选贤举能管理百官，让大家在其位谋其政，一听就让人头痛，偏偏赵普是个半文盲。
赵普是北宋开国元勋。天下既定，赵匡胤觉得作为本朝第一宰相，还是得有点知识才不跌份。赵普就这样被要求职场再充电了。他每天下班回来就把自己关房里，偷摸打开一大书匣，对着里面的红宝书手不释卷。从此以后，不管是政敌刁难还是皇帝诘难，他都对答如流。等他死后，家里人终于逮着机会看看那箱子里是什么了，一看，嗨，《论语》二十篇。
赵普对自己服侍的第二位帝王宋太宗是这么说的：“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半”就是指《论语》。
听着有点像是给现任领导献宝拍马屁，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算是流传开了。清初诗人冯班更绝，他说赵普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真是脑子活会读书，依我看，“只一二句便终身受用不尽”。
一二句岂有何难？对当代尽了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二十句绝不在话下。但是否真的有所受用？要打个问号。
《论语》是孔子与学生言论的记录。
两千多年以前，落魄先生与学生驾车奔袭在茫茫中原，筚路蓝缕。在豺狼环伺冷讽不绝中，他们谈天论道。有时候是怎么念书，有时候是怎么做人，偶尔也抒发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学生有的莽，有的笨，有的太听话，夫子呢，还会抖机灵。偶尔互怼，偶尔牢骚，但大部分时候，大家还是穷且唱着歌。
星空璀璨，亘古不易，这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经典。
上一次的全民论语热，似乎已过去许久了。
台湾大学原校长孙震先生曾喟叹：“可惜近人多不读了！”他这番言语，似是对台湾当局在教育中蓄意“去中化”的不满，而“近人不读”的现状，又何止海峡彼端呢。
不仅不读，质疑的情绪也不少。
“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许多人这样问。
这个问题绝不是为了给读《论语》寻找某些现实的意义支撑，其潜台词而是：“读《论语》真的有意义吗？”毕竟，这是一部两千多年以前，那么十来个人谈天论道的合集，为学、做人和治事——时代风云变幻，今人与古人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与价值取向，真的有什么道理是可以千载以降颠扑不破的吗？
仁与礼被诵读在学生的晨课间，被书写在考生的答卷上。熟读背诵、脱口而出的同时，《论语》却和孔子一样——它被“高高在上”，它被束之庙宇高阁。香案前烟火缭绕，人们络绎不绝，顶礼膜拜，却少有人拨开那迷离神性的烟雾，去看看香案前、庙堂上，供奉的真正是什么。
另一点不得不提的是，从春秋末年到如今，儒学已经历经了两千多载的传承、演绎与释读。经典不断翻新，随着时代的变化，又有许多人借着经典的名义在其中巧立名目、夹带私心。现如今的“儒学”，与《论语》中孔子的初心，已相去甚远。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要返璞归真，去见到孔子的理想世界，非《论语》不可。而读懂孔子、获得《论语》中真正的宝藏，则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式。
以往有关《论语》的心得、释读和注解，或流于表面鸡汤，或拘泥于道德范畴，读者对《论语》的体悟和感触，便也不免或停留于肤浅的大道理、或不屑于满口虚幻的仁义中。加之从教材到畅销书中，多是按照原篇原文，逐则、逐句地翻译解读，读者便也陷入了只见其木不见其林的狭隘，没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便无管中窥豹的功力。
孙震先生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有关论语的经典释读中，一个新鲜的体例。他是曾在西方受教育的经济学家，以现代经济学的深厚涵养出发去诠释《论语》。
《论语》与经济学的碰撞，最早来自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他被称为是“日本企业之父”，也是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的创始人。活跃于明治维新时期的他，将《论语》与现代企业经营之道相结合，为日本现代化进程创立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被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高度认同。
所谓“义利合一”，在孙震先生笔下也有精彩解读。譬如《论语·里仁篇》，孙震先生分四则论点——仁义必须在利益前面、利诚乱之始也、真才实学才是人生最可靠的资本、君子与小人之别——将里仁篇的主要章句原文一一释出再发散以意涵。这其中，“君子与小人之别”的阐述，可谓精彩纷呈。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一句的释义非常简单直白——君子看事情主要看是否合于义，小人看事情，则主要看是否合于利。
如果译者到此戛然而止，那这句话只是一句“道理我都懂”的空话。但由个人及社会，由古及今，宏观斟酌，析理入微，是孙震先生的功力所在。
“君子”一词，中国人绝不陌生。但君子究竟是什么呢？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还是只是一个白衣飘飘温润如玉的表象？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其地位仅次于圣人，他对此多次抒发，但散落在各篇中，读者难以一窥全貌。孙震先生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引用与分析，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忧道不忧贫”“内省不疚”，一个高山景行的君子在读者心中逐渐丰满了起来，而这丰满的血肉，便是孔子对君子的期待。
由君子及“君子之道”——道，便是价值取向及方式方法。
社会与人生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无非义利二字——义是伦理价值，利是世俗价值，二者具有天然对立性，但孔子教导学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是《论语·述而篇》的内容，意思是，丰富的物质如果可以正当而求，纵然从事世俗认为的低下贱役，孔子也不排斥，但如果不可正当得之，那便请遵从内心吧。颜回箪食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正是因为他可以从心所好，不因贫穷而患得患失。
与一般人以为的孔子倡导大家安贫乐道、不事劳作恰恰相反，孔子肯定人之欲望，也肯定人为满足欲望所做出的努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只不过，“不以其道，得知不处也！”，利不能违背义的正当性，这才是孔子的价值取向，也是现代管理学中企业伦理与道德的重要理念。
而从君子对义利的取舍之道，作者由小及大延伸至了政府的价值取舍。孙震写道：“任何政府的施政，都以增进人民的福祉为优先目标。”这是孔子的仁政理想：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为政者不能以聚敛财富为利，而应当采取正当的手段去增加人民的财富。“百姓足，君熟于不足？”到了孟子时代，《孟子·梁惠王》更是将这场与当政者的“义利之辩”阐述到了极致。
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出发，到当政者的为政之道，孙震先生在文中博采群书，融会贯通，让读者有茅塞顿开之感。若有关《论语》的阐述都有此等功力，那么对于孔子的种种非议和误解，都可冰雪消融了。
一则脍炙人口的新闻发生在1988年的诺奖聚会上。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威胁与问题”这个议题，75名来自各领域的诺奖得主各抒己见，而来自瑞典的物理学奖得主汉尼斯·阿尔文则如是说道：面对21世纪，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伏尔泰认为，中国之幸，是孔子“在公元前六百余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是理想的人生？什么样的政治是理想的政治？在社会问题迭出不穷的今天，时代正在忠实地反证孔子的智慧。而拨开云雾见真知，也恰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