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发源于武汉的疫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而且也必将继续深远地影响下去。虽然未到痛定思痛的时候,但必须现在就开始反思,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大的方面不好说太多,但对于宣传工作以及当地媒体表现,我觉得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我们看到,在疫情刚露出苗头时,本应是社会瞭望者的武汉当地媒体,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之前的那篇文章已经被外星人劫走。但在它消失前,文章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注意到,有的观点认为,如果这场疫情发生在今天的广州,可能也不见得比武汉好多少。
对于这个观点,我完全不赞同。即使今天广州媒体式微,但以我对广州媒体人和广州政府的了解,事情绝对不会演变成武汉这个样子。
1
这次舆论场上的激荡,数十年少有。和非典时期不同,现在有了社交媒体,无数信息叠加,民众情绪因此被放大无数倍,舆情管控异常困难。
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的管制偏好,导致民意形成堰塞湖。一旦有了一个缺口,立刻汹涌而出。民意的疏导,当然主要依靠各地治理能力的提高,每个地方把事情做好了,老百姓自然没有怨气。
除此之外,媒体的作用也应高度重视。
回头看看武汉媒体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四个字:不堪入目。不恰当地把武汉比作奥斯维辛、呼吁给市长暖心、歌颂刚流产后上一线的90后护士……既没有良心,又没有人性,有的只是愚蠢和谄媚。好不容易湖北日报站出来一个张欧亚,呼吁武汉赶紧换帅,但还被要求立刻删帖。他的单位还诚惶诚恐地向上级道歉。
如果武汉媒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报社老总是真正有担当有良知的新闻人,在疫情初起时,勇敢介入调查,排除阻力见报,引导民众及时避险,事情岂会糜烂至此?
损失太惨重,教训太深刻。
有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换成你也不敢抛开自己的事业前途,刊发那些报道。我人微言轻,也已不在体制内,政策水平也没有报业集团的社长总编辑们高。他们受党栽培多年,为人民服务就应该是他们的本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高薪厚禄养着,关键时刻你说我怕死舍不得这些待遇当了缩头乌龟。这样可不行。
党一再教育我们“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几千万本省人民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时,作为新闻单位的领导,就应该不顾自身仕途得失,坚持入行时的新闻理想,勇敢抗争,刊发真相,给出建议。
否则,党要这种媒体何用?人民花钱订党报何用?
大家都和光同尘,最后就是无人可以独善其身。
武汉媒体的这种表现,其实也是现在其他城市所谓主流媒体的平均水准。一线城市的大报大台,表现并没有好太多。
这次疫情报道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财经、财新和三联等杂志。一本零售价30元的《财新周刊》,现在市场上甚至被炒到了88元,稀缺到连该杂志社内部都没有存货。
这是民众对良心媒体的致敬,也是对其他缺席媒体的鄙夷。
看看现在还有几家报纸能看得下去?从南到北,从京城到地方,从党报到都市报,人才凋零,面目可憎,缺乏担当,暮气沉沉。电视台也一样。
是时候给媒体松松绑了。因为高水平有活力的媒体,能帮政府做很多事。
2
我们来看看非典时的广东经验。
2003年初,非典在广东开始肆虐。如果当时广州没有几家敢说话会说话的报纸,那时的广州,也许跟今天的武汉没两样。
2002年11月16日,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致病原为冠状病毒的非典病例。紧接着,中山、河源等市陆续报告出现这种怪病。随着各地重症患者被送到省城救治,广州开始集中爆发。
春节前后,广州100多位医生被感染,并出现个别患者死亡的情况。疫情还向深圳、佛山、江门等地扩散。一时,传言四起,人心惶惶。很多市民开始抢购白醋、板蓝根甚至碘盐,并且这种风潮迅速向周边省市蔓延。
不过,广州很幸运,幸运在拥有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几张报纸。
2003年1月5日,新快报最先报道了河源市接治两名被病毒感染患者的消息。
10天后,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等主流媒体,开始介入报道非典。
从当年2月11日到2月21日,羊晚每天关于非典的报道平均为9.5条。而且这些报道大多放在头版、二版等黄金版面,浓眉大眼,生猛醒目。
2月10日,广东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各级新闻单位一律不得采访报道非典,但是羊城晚报当天在头版率先刊发题为《广东发现非典型型肺炎病例》文章,这是广东报纸里最早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报道。当天的羊晚一出街,立刻被抢购一空。
2月11日,有关部门要求报纸在二版刊登政府新闻发布会内容。但是,羊晚当天以头版发布了题为《疫情已控制,市民毋须恐慌》的内容,首次公布了疫情情况。
在2月14日至2月21日7天时间里,羊城晚报和新快报拿出大量版面,引导全社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变经验教训为社会的宝贵财富。
2月20日,羊城晚报发表《不怕被传染 猛料在一线》一文,学医的记者廖怀凌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病房采访非典患者,记下一个个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累到晕倒。这样的报道强烈震撼了读者。
羊城晚报在这段时间表现尤其出色,主要和该报拥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名记者队伍分不开。李宜航的专题、廖怀凌的现场报道、微音的评论,都被读者追着看。
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之间,平时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在攸关无数人生死的危机之时,它们能放下成见,紧密抱团,形成了巨大的媒体合力。
广州日报虽然是市委机关报,但并不唯唯诺诺,在非典报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的报格。
2月13日,广东要求不许报道抢购。18日,广州日报不顾上命,勇敢在头版刊登有关报道。
2月15日,广州日报发表评论《百姓知情 天下太平》。
“(抢购平息)这件事生动地说明一个道理,这就是政府开明,天下太平;百姓知情,天下太平。……在事件刚刚显露其端倪之时,政府迅疾通过主流媒体,把真相大白于公众,遏事件于萌芽之中。由此,我们就更能体会到信息公开、正确引导舆论的可贵和重要。”
2月18日,新华社发通稿《广东非典型肺炎病因基本确定》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就发表《非典型肺炎病原有争议》,毫不客气地“打脸”了新华社。
2月份,南都还发了两篇重要的报道。一篇是记者在两会现场采访卫生部高层官员,该官员表示SARS尚未得到控制,国家正寻求国际合作;另一篇则报道了钟南山否定衣原体病毒为SARS病原体的说法,并呼吁国际合作。
在世卫组织的大力介入之下,中国与多国专家加强合作,关于非典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4月16日,世卫组织确认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这为最终找到治疗办法打下了基础。
耐人寻味的是,2月中旬,南方疫情已经十分严重,但此时北方各大媒体依然保持沉默。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联播,直到3月底才有非典的报道。
当时广东和广州当局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没有他们的开明和默许,就不可能有广东媒体的勇敢,就没有非典被及时遏制。
时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蔡铭泽教授说,政府的权威信息传播得越早、越多、越准确,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府威信。
他认为,非典是对广东的一个重大考验,包括政府应变能力、经济支撑能力、群众心理承受能力、媒体信息供给能力等等。广东经受住了考验。同时,也给广东提供了一次罕有的实践机会,即面对重大疫情、突发事件,如何进行信息的预防、发布、引导、批驳。
他说,处理这类事件的立足点必须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当作真正的主人。要把人民当主人,首先就要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把群众欲知、应知、需知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告诉群众。
在面对抢购风潮时,广东发挥自身组织传播的优势,及时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通过本省发达的媒体,发布“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立刻就起到了震慑、驳斥、澄清的效果,市面顿时风平浪静。
当年广东的宝贵经验,今天仍值得湖北借鉴。
3
非典最终被成功制服,必须承认是全国人民的功劳。但是,羊城晚报、新快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信息时报这六家广州报纸,因为它们的勇气、智慧和良知,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正是这些当时看起来不那么听话的媒体,为国家控制非典的蔓延传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才是真正的好媒体。讲真话,不说谎,有底线,看得远。
当时广州三大报业的掌门人,都是名动一时的传媒大佬。广州日报正经历“广东四大才子”之一社长黎元江刚被双规的震荡。南方报业时任领军人物是备受尊敬的范以锦,南方都市报老总是一手创办南都和新京报的程益中。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社长是长袖善舞人脉深厚的“标叔”梁国标。这些名字,在广东甚至中国传媒江湖都是如雷贯耳。
这些老总,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善于和主管部门周旋,敢于保护下属。当时在南方报业流传一句话:见到绿灯赶紧走,见到红灯绕着走。所以,那么多的军规,也没束缚住他们的手脚。
因为懂政治,所以广州的这些报纸知道什么样的报道可以发出来;因为懂业务,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报道可以给政府帮忙不添乱;因为敢于保护下属,所以一个个名记脱颖而出。
广州媒体,因其勇气和良知,在当时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我原来很多同事,都是在非典之后,大批进入广州的三大报业。
今天,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批原来抱持新闻理想南下广州的媒体人,纷纷离开了报社,转而要么进入互联网大厂,要么转型为自媒体人。
一些知名的大号,都是原来的广州媒体人出来做的,比如出自南都的咪蒙(已被注销)、黎贝卡的异想世界,出自南方周末的智谷趋势,出自广州日报的刘备我祖,新快报的城市战争、国民经略、带我滚雪球,等等。
如果这些人还在体制内,如果对媒体的管理再宽松一点,我想国家的政策宣传一定会更生动活泼,也更深入人心。
事实一再证明,在信息发达,传播手段丰富便捷的时代,有关部门的缄默是不能阻止信息流通的。如果只想捂着盖着,那么就会有失真的信息流传。
此次武汉疫情,如果在病毒刚开始传染人时,就让媒体介入,把政府掌握的信息公开,把应对方法公布,我相信,该死的病毒一定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虽然教训深刻,但是我们还是要向前看,亡羊补牢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现在我国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与国力相对应的应该是素质更高的民众、更广阔的心胸和更强大的自信。
只有允许自由地说真话实话,才能激发最广大人群的智慧,才能凝聚起最多的人心,从而建设好我们可爱的国家。
伟大的批评者,才是伟大的爱国者。
现在,允许媒体进行必要的舆论监督和反思报道,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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