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刘三姐》:替劳动人民吐露心声,促进了中国女性思潮的崛起

2020-02-13     教育思享

一张中国女性的脸,充满不屑、鄙夷的神情,又流露出女性的乖巧和昂扬;而在这张脸上,矛与盾、美与丑都能看到。

这张脸是1960由苏里执导,黄婉秋主演的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脸。处于历史思潮中的关于刘三姐故事中的民间传说形态,逐渐让步于社会文化形态,使得刘三姐这个传说中的人物更加虚幻,仿佛一个文化符号。

据电影主角黄婉秋回忆,《刘三姐》只有结尾有不同版本,故事大同小异,上台先后顺序难以抉择。因此,我们后来看到的《刘三姐》是集体创作的结果。

而这部集众人之思想的影片在当时为何会风靡大江南北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60年,距离推翻皇权统治45年,新中国成立11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4年。彼时,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逐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而《刘三姐》这一部集百家之言的电影无疑起到了一个将这种思想渐入式、缓缓浸入众人头脑中的铺垫作用。可见,《刘三姐》顺应了政治上的需求,符合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满足了民众心中的所有幻想。

天时、地利、人和的具备,是《刘三姐》成功的原因。

环顾当时大环境,西方文化不断入侵,社会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的思想已不似从前的迂腐,蒙昧,人权在他们的心中默默播下一粒种,静待时机,破土勃发。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女性的需要让他们意识到,女性已不再是一件懵懂无知的附属品,她们将要独立出来,以往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男性掌握主导权的社会已一去不复返。《刘三姐》的出现好像一记闷雷,在人们的脑中轰然响起。女性从刘三姐的身上肯定了自己所具有的价值,更加具有自信。与此同时,社会对这种思潮的默默接受使得女性地位迅速大幅提升,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尊重。

在电影中,刘三姐俨然成为了农民阶级斗争领袖,领导农民群众与地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她由一个爱唱山歌的刘三姐成长为了人民拥护的胸膛挺直的女英雄。刘三姐不似普通的女孩一样只唱陶先生所知的“鸡狗花草,野语村言”,她妙语连珠、揭露事实,具有平等意识与反叛精神。这便是乡亲们口中所说的“好山歌”的最重要的创作条件。不惧压迫,勇于反抗的刘三姐称莫怀仁是人间“强盗头”。被莫怀仁忌惮地称为“高山红辣椒”,对刘三姐使出了各种卑鄙手段。

更加荒谬的是,莫怀仁对刘三姐有别样的想法;而刘三姐鄙视相对,嗤之以鼻。

六十年代的中国,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如果说莫怀仁地主的形象尚且符合我们心中的想象,那知识分子的塑造令我们大吃一惊。他们不但在外貌上龇牙咧嘴,其貌不扬,思想上更是丑陋不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好品德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显现,反而沉浸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代皇权统治思想中,幻想着“颜如玉”、“黄金屋”的到来。为位高权重者摇头摆尾,实在是“白面书生假斯文”!

知识分子和地主在农民眼中看来无异,都是不劳而获,以大欺小的无耻之徒。相反,刘三姐为民发声,在那尚未完全开化的年代,会给屏幕前的观众一种“还不如一个女人”的想法。六十年代,劳动是国家的主旋律,相应而来的是,劳动人民的重要性。而刘三姐成为了劳动人民吐露心声的代表,赋予她如此重任,侧面证明了女性的力量的崛起。

在爱情之路上,刘三姐可谓是胆大。现在依然存有女性为附属品的思想,况且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尚未完全退化的年代。刘三姐的织绣球的举动以及“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树生藤死缠到死,树死藤生缠又生”的大胆言论好似一个现代女性,一切都很超前。刘三姐直接明了地表达出深埋内心许久的爱慕之情,好像当时万万个女性的内心所向。

《刘三姐》履行了电影应有的责任,代替并且引领了在那淳朴社会中女性的爱情行动,让女性真正意识到并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在处于被动地位。

虽说有许多作家在之前就写过有关女性力量的作品,例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但这种具有女性力量启蒙的读物,在教育并没有普及的情况下,文字的阅读、学术性的话语,战争等难题使观看群体局限于一个小范围。而《刘三姐》这部电影因其所具有的通俗性、趣味性引起了集体式的狂欢,是一场全国性的思想教育。她的传唱展示的不仅仅是歌谣文化的魅力,更是一部女性反抗强权、争取恋爱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努力实现男女和谐共生的女性主义奋斗史。是女性在多个方面找到她们的不同点,明确自己生存点的指路明灯。

创作者通过电影的拍摄技巧,结合现实情况,将他们脑中的想法通过电影创作表现出来。在此途中,将特定历史中的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清晰而又残忍地进行了剖析。通过创作补偿给予内心一些安慰与渴望,将那个时代的思潮带给他们的精神上的影响,即女性力量的崛起与身为劳动人民的光荣,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一种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民众产生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从而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深,政府达到了深层次的思想统治的目的,也就促成了民众的“团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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