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记录中国股市20年历史进程的财经文学作品。全书以时间为主线,以通俗、写实的笔法勾勒出中国股市由初创到基本成熟的全景图。书中记录了成功者的喜悦,失败者的悲戚;先行者的艰辛苦楚,后来者的锐意变革;草根平民缔造的财富神话,资本枭雄演绎的起落沉浮。历史的长河仍然川流不息,历史的脚步必将化作一个个永恒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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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年的历程.本书真实再现了中国股票市场经历的风风雨雨的考验。
这是一部中国版的《伟大的博弈》,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股市历史和现实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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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争雄由来已久
其实,沪深证券市场争雄局面由来已久。在1990年两个交易所成立的时候,王健和禹国刚几乎是顶着先斩后奏的压力,抢先在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早于上交所18天。对于禹国刚而言,这甚至成为了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
禹国刚喜欢做一个比喻,他说在中国,生小孩是要有出生证的,如果拿这个比喻,那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先拿到出生证的。1990年的确先批给了他们。但1990年也同意批给深圳,只是深圳比上海晚拿了几天。但是要讲小孩谁先呱呱坠地,那是深交所。深交所是1990年12月1日开始试营业,上海是1990年12月19日,深圳比上海早18天。要给深交所补这个户口,也只能从1990年12月1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但此后,深圳证券市场的发展并不顺利。尤其是“8.10”风波后,一度陷入低潮。1994年以后,深圳股市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市场。沪强深弱的格局开始出现。不仅是两个市场的走势出现明显差距,从市场的活跃度、券商的规模与实力等方面,深圳市场也开始落后于上海。可以说,上海证券市场挟天时地利人和之威,使深圳股市相形见绌。有关比较两个市场、两个交易所的文章与评论多见诸于传媒之间。
当时,王健已经因病淡出深交所。作为深交所总经理的夏斌和副总经理的禹国刚,当然不满意这样的局面。但这样的局面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与当时证监会重上海、轻深圳的指导思想有直接联系。
禹国刚更是直言不讳的称,“只要中国证监会严格执法,深、沪两个证券市场在较公平的条件下竞争,深圳证券市场会走出自己有特色的路子,成为亚太地区一流的市场。”
1994年11月,深交所约请《股市动态分析》杂志记者高原专访了深交所总经理夏斌和副总经理禹国刚,标题就是《公平竞争、再振雄风》。
禹国刚在采访中说,“在目前市场情况下和深圳自身条件下,深交所决心不变,将充分利用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历史契机,向邻近交易所学习,坚持走规范化、高技术化、国际化的路。中国证券市场的出路在于依法监管、规范化运作,按市场规律运作,走向国际市场。但首先还是要搞好国内市场,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渐实现国际化。”
在两大交易所激烈竞争的过程中,都想到利用传媒。上交所办了《上海证券报》、深交所办了《证券时报》,形成了各自得宣传喉舌。这两家报纸加上新华社的《中国证券报》、联办的《证券市场周刊》、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股市动态分析》,构成了当时中国证券市场最主要的媒体阵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被称为证券市场的“三报两刊”。从五家媒体的地域分布来看,《中国证券报》和《证券市场周刊》在北京,《上海证券报》在上海,《股市动态分析》和《证券时报》在深圳。
由于地处深圳的缘故,《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也未能免俗,介入到了沪深争雄的讨论中,而且不由自主地站在了深圳市场的一边。
在专访过夏斌总经理和禹国刚副总经理后,《股市动态分析》杂志又连续三期以“本刊特稿”的形式发表《两大市场、公平竞争系列专题》文章。
第一篇文章名为“异地股在两大股市中的不同遭遇”,指出异地股在两个市场均有被歧视之嫌,但上海市场的歧视程度更甚于深圳;第二篇文章题为“竞争与统一:深沪两大股市关系的主旋律”,指出两大交易所应当本着精诚合作的原则,在重大决策与举措上取得协调一致;第三篇文章题为“证交所应该办报纸吗”,提出证交所办报纸容易导致内幕交易和信息垄断,《证券时报》与《上海证券报》应当分别与深交所和上交所脱钩。
但从这第三篇文章来看,多少显出《股市动态分析》有些私心,毕竟在财经传媒界与三大报的竞争中,《股市动态分析》杂志已经渐感压力。
日后的历史虽然实现了当年《股市动态分析》杂志的呼吁,《证券时报》归了人民日报社,《上海证券报》归了新华通讯社,但市场影响力逐渐上升。而在信息披露资格中,三大证券报毫无疑问的获得,《证券市场周刊》凭借联办与证监会的渊源,自然也分得一杯羹,而《股市动态分析》杂志则最终无缘信息披露资格。
尽管禹国刚豪情满怀,但草根出身的他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上,但客观地讲,作为一个交易所的一线领导,仅仅靠亲力亲为是不够的。显然,做事果敢、充满激情的禹国刚缺少的是“政治智慧”。
类似的话,王健在多年后的一次非正式场合也曾经讲过,他说“我不是一个成功者,我只享受创业的过程,从来没有享受过创业的成果。总结几十年在深圳的经历,我只能说我的‘政治智商’是很差的……”
时至1995年,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武捷思在不同场合提出,要搞活深圳证券市场并准备推出一系列活跃、发展、规范证券市场的措施。印发武捷思触动的,是《股市动态分析》在6月11日以“本刊特稿”形式发表的《深圳,只有一个深交所!——强烈呼吁深圳市政府领导和证券主管部门正视深圳证券市场的问题》一文,一改往日略显宽和的文风,言辞激烈、笔锋犀利!文章署名佳圳,毫无疑问是一个笔名,透出作者对于深圳市场的期待。
文章指出,深圳证券市场地位的改变,已经离人们的期望越来越远,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体系已经显露出相当多的弊端,却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坦率的讲,这篇文章的很多观点还有待商榷,但其作用却是引起了深圳市领导对于深交所和深圳市场更多的担忧。毕竟,当时交易所的管辖权还在地方政府。
在问计深圳证券业以及证券研究界之时,《股市动态分析》杂志撰写并发表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问题研究及解决思路》一文,提出了减免投资者费用、改革深圳登记制度和登记公司、扶持一到两个全国性龙头券商、扶持上市公司、理顺管理体制加强领导班子、开设指数期货、设立证券市场发展基金会等多项措施。这些措施,有些未能实现,有些则逐步实现。但随着深圳市政府开始较深的介入,为1996年沪深争雄达到白热化状态埋下了伏笔。
1995年10月21日,深交所调整领导班子。庄心一出任总经理,张育军、黄铁军、戴文华任副总经理,而原先的总经理夏斌、副总经理禹国刚都没有继续留任。
深交所两位创始人之一、时年51岁的禹国刚终于退出了深交所管理的一线,与刘鸿儒、尉文渊等第一代证券市场开山元老一起走下了开山创业的舞台。
图:2008年时的禹国刚
禹国刚离开深交所领导岗位后,其后历时四年,写成一本52万字的《深市物语》。
从1988年参与翻译海外证券法规开始,到1990年至1995年五年间任职深交所副总,禹国刚亲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并是最一线的实务推动者。在主持深交所工作的年头里,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禹国刚对深交所员工声明:“谁炒股票,我炒谁。”他以身作则,自己不炒股票,也不让家人炒。
回忆往事,禹国刚感慨万千。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禹国刚坦言,“我心里很明白,穷家小子一个,上大学也是人民助学金,根本没有想到三十大几了,还丛黄土高坡杀到华南,到华南深圳也没有想到有机会学习证券,学习证券回来这几年开始还是没有用,后来能用了,一块来建深圳资本市场,还当了专家小组组长,最后又和王健一块亲手把深交所弄起来,还是深交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届的副总经理,已经足矣。谁还能有这么好的福气,这么好的运气,有这么好的机遇啊……”
深发展炒作深发展 贺云自弹自唱一进宫
1996年1月19日,上证指数最低探至512点后开始反弹,深证综指则在1月23日运行至105点后开始反弹。沪深股市步入新一轮牛市。
3月5日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严厉打击操纵期货市场和期货欺诈行为,该通知使期货市场的资金涌进股市。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今起不再办理新的保值储蓄业务。
这一轮牛市与宏观经济逐步转好以及市场估值水平过低有着直接的关系。加之当时的上海、深圳两个城市的地方政府把股指表现和金融中心的地位联系得十分紧密,仿佛谁涨得多,谁就是金融中心一般,更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由于1997年香港就将回归,因此紧邻香港的深圳股市就具备了“香港回归题材”。深圳股市的活跃程度开始超过了上海。这一度被认为深圳市场管理层一年多来扎实和建设性工作的成果。
上海当然不甘落后,市政府开始大张旗鼓地干预股市。首先推出的龙头是上海石化。半年的时间,上海石化已经从年初的低点2.24元涨至5.4元,最高涨幅超过140%。
然而,如此凌厉的涨势与深市龙头深发展相比,也是相形见绌了。同样是不到半年的时间,深发展由年初的5.9元涨至19.48元,涨幅超过230%。5月27日除权至9.26元之后,继续展开新一轮的强势上涨。
然而,深发展的上涨并非完全是优良的业绩和高送配方案造成的。其间,有着操纵的影子,而操纵的主角正是当时担任深发展行长的贺云。
贺云,1951年出生,1984年起先后任湖北省经济工作处处长、湖北省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金管处、人事处处长、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常务董事。
1996年3月至1997年4月,深发展先后动用3.11亿元资金直接炒作本公司股票,非法获利9034万元。这一行为违反了商业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股票业务的规定,也违反了国家关于上市公司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
1997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关于对深圳发展银行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认定深圳发展银行利用深圳发展银行下属的机构帐户买卖深发展股票深圳发展银行从1996年3月4日至1997年4月17日,通过其下属公司深发地产公司、升祥投资公司、建昭投资公司的三个帐户大量买卖深发展股票;集中巨额资金,非法大量买卖本公司股票深圳发展银行通过深发展证券部在1996年3月至1997年4月期间,累计投入资金31194万元,总计买入深发展股票3061万余股,获非法所得9034万元。深发展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证券法规的规定,构成上市公司大量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证监会一共做出了三条处罚决定:
一是对深圳发展银行给予警告并罚款人民币500万元。
二是没收深圳发展银行非法买卖深发展股票获利9034万元;责成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下将所持有的深发展股票全部卖出,如有盈利,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三是认定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为证券市场禁入者;自中国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贺云在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第一次表演就这样落幕了,也许,他只是当时沪深争雄战役中的替罪羊。去职后的贺云担任深圳建设投资控股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涉足房地产行业。
谁也没有想到,当贺云在五年的市场禁入期满后会再次杀入证券市场,执掌南方证券,而他的搭档竟然是昔日沪深争雄中的老对手——阚治东。
申银万国操纵陆家嘴 阚治东败走麦城
由于上海石化的表现已经无法和深发展媲美,而沪深争雄又到了白热化,作为上海券商龙头的申银万国证券自然责无旁贷。
尽管在327国债事件中也受了点小伤,但申银证券也因此收购了万国证券,阚治东成为一跃申银万国证券的总裁。
表面上看,申银与万国等分股份的合并方案,申银吃了大亏。但阚治东认为,申银与万国在网点、队伍等各方面有很大的互补性,应该在发展中解决一切问题。1996年7月16日,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成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股份制证券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3.2亿元。阚治东担任申银万国的法人代表、总经理。
毕竟327的阴影还未散去,阚治东深知操纵股价的危险性。因此,他延续着“阚两毛”的一贯风格,每天将陆家嘴、上海石化等股票拉升两毛钱便收手。同时,阚治东也是全国惟一的一个既是上交所理事又是深交所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这个尴尬的位置让阚治东在行事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深圳方面的脸色。
上海各界当然不满意,尤其是上海市政府,怎能坐视阚治东如此优柔寡断。有人觉得深强沪弱的很大责任在于申银万国转移阵地,提出申银万国应该多为上海做贡献。
阚治东怒道:“做贡献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全国的证券市场是一碗饭,上海半碗,深圳半碗,申银决不只吃上海这半碗饭。”
这句话让阚治东后来比较被动,上海证券界同行则讥讽道:昔日上海滩证券界三猛人之一的阚治东竟然畏缩成了如今的“阚两毛”。
图:原申银万国证券总裁阚治东
10月份的时候,深强沪弱的局面越发明显。上海市政府有关领导到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开现场办公会议,议定由市政府出面协调交易所、各大银行,让申银万国扩大自营炒股规模,所需巨额资金黑洞,由市政府有关部门与各大银行协商解决。在这种背景下,阚治东决定加大自营运作的力度和规模。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股市存在严重投机,机构的炒作行为被管理层严查。阚治东的命运由此逆转。
1996年12月下旬,国务院联合小组突然来到上海,调查证券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
在处理意见发布前,阚治东进行过积极的申诉。1997年5月23日,各方在证监会等待处理结果。那天的会议主要有两个流程:第一,宣读《处罚决定》;第二,听取申银万国证券的陈述和辩解。参加会议的有国家审计署的一位司长、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位副司长、证监会法律部和机构部的两位主任以及阚治东等。
据说,在会议现场,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国家审计署那位司长的一句话终结了这场争论。他说,“老阚,我们都别争了。说实话,今天我们在这里都是演员,演演戏而已。上面已经定了调的事情,谁能改变得了啊……”
会议结束后,阚治东回到上海,而海通证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早已等在机场迎接。看得出,这位上海滩证券界的女将心中格外不安。据阚治东说,李惠珍在此后的听证会上非常委屈,格外伤心。
199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一批违规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受到严肃处理》的文章。
文章中说:“去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广发证券公司违规获取银行巨额资金,采用连续买入卖出和大量对敲等方式,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南油物业等股票价格,造成上述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扰乱了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推动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有关部门决定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做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对上述3家证券公司分别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
多年之后,阚治东还认为这样的处罚对自己并不公平,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说,“银行的融资也是获得的正常融资。因为当年最终我们做的股票在10个亿以内,而申银万国当时的资本金是13.2亿,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营业网点。当年利润每个月都是现金流进来的,资金并不缺。银行给我们的融资只是正常的融资,并非银行提供资金恶炒个股。到今天为止我是不承认这个。”
不过,阚治东也说,“领导责任我是肯定要负的,但我是被迫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我曾经提出,免职可以,让我在公司里做一个普通员工总可以吧?但没有被批准。”看得出,阚治东不会愿意离开自己一手带大的申银。
离职后的阚治东担任过香港一家公司的中国总代表,担任过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高级顾问。1999年8月26日,驾驭7亿元资金的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立,阚治东南下深圳,执掌深圳创新投。如果阚治东后来没有应邀出山拯救南方证券,那么今天创投界风云人物、2009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靳海涛的名字就极有可能换成阚治东。
周道炯操刀人民日报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给予1996年波澜壮阔的牛市当头一棒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道炯。
刚刚处理过327国债风波不足一年的周道炯又要面对股市的狂热。10月,吉林化工一周上涨528%,东北电在一天内从7.31元涨到了14.99元,和年初相比,深证成分股指数已经涨了2倍多,上海指数涨了八成。而到12月,深证成指涨幅达到3倍以上,涨幅居全球股市之冠。股市陷入极度狂热之中。这一年,上百只股票涨幅达5倍以上,这一年,中国股民急剧增加并超过2100万。面对越烧越旺的牛市之火,证监会行动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被称为“十二道金牌”。
然而,即使是十二道金牌都不起作用。后来中央感到股市这样下去,过度投机,风险太大,必须要进行风险教育。因为那时的股民只能赚不能赔,赚了高兴,赔了以后就骂政府,要杀人要放火,甚至称要炸证监会的都有。
1996年12月16日,一篇短短数千字的评论文章见诸报端,大牛市终于在瞬间逆转。这篇起到决定性“灭火”作用的文章就是《人民日报》在当天头版发表的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股市存在严重投机行为,提醒股民暴涨必有暴跌。多年之后,周道炯才承认,这篇文章的特约撰稿人竟是中国证监会,而周道炯本人参与了发表的全过程。当时,正是周道炯坚持不能用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名义,而是提议用《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因为党报评论员所具备的独一敏感性和权威性,于是,一场十二道金牌打不下的股市之火,瞬间被浇灭。
1996年12月16日当天除了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外,还公布了100亿元的新股发行规模,这个发行量是上一年度的3倍。同时重新恢复了涨跌停板制度,股票和基金一天内上涨或者下跌不能超过10%。涨跌停板制度在中国股市初期曾经实施,当时是为了抑制过度投机的市场炒作,但后来深沪交易所先后放开股价,取消了涨跌停板制度。停板制度的重新实施引发了不小争论。
文章见报当天,深沪股市应声大跌。开盘后4分钟,沪市281只股票除4只例行停牌外,其余277只全部跌停。2000亿元的股市财富在这一周化为泡沫。与12月的高点相比,深沪股市当月的最大跌幅分别高达38%和31%。
图:第二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
在今天看来,用发表评论员文章的方式来打压过热的股市似乎欠缺智慧,而这一举措也使中国股市再次蒙上为人诟病的“政策市”色彩。但也有人说,在1996年的市场中,机构坐庄操纵市场明目张胆,股民跟风透支炒作随处可见,并且屡禁不止,这种情况下,借助最权威媒体舆论施压只能是当时中国证监会的无奈之举。而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道炯,所承受的压力之大不论在当时或是现在都是可以想象的。
上个世纪90代中期,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由初建阶段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法制法规并不健全,投机气氛浓重,在周道炯任职两年多里,由他亲手批示查处的违法违规事件就有90多起,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三起,而这每一次查处的背后,都会牵涉无法统计的个人以及机构的利益。
多年后,周道炯在回忆时直言,那段时间夜不能寐,日日担心。并因此接到恐吓信无数。媒体对他的一言一行也格外关注。“怕也没用,在这个岗位上了,只能是这样子。我最怕由于我们自己工作失误带来的损失和造成的影响,当时担心这个,个人已经无所谓了。我就讲了,我说现在我是坐在火山口上,我屁股底下是火山,什么时候爆发我不知道,但我准备了。我离开的时候是周正庆同志接我的,我对他说,我在火山口上坐了三年,现在还好,安全着陆了,正庆,现在是该你起飞了,我相信你比我飞得好。后来我听说他跟周小川交接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个话。”
1996年的沪深争雄演化成两起悲剧事件,令管理层意识到沪深交易所归地方政府管理的现状需要改变。于是,1997年8月后,沪深交易所管辖权限正式收归证监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1997年7月12日,国务院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免去周道炯证监会主席职务,任命周正庆兼中国证监会主席。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ans/wUhAp20BMH2_cNUgzfH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