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是奠定明清乃至今日北京城市格局的元代京师，周回六十里的大都城；一座是在历史上曾经先后被称作蓟、幽和析津的古老城池。有元一代，这一新一旧，一北一南两座北京恰好处在时空交接的节点上，难舍难分。于是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文献中，它们的大名双双都被隐去了，只是被简单地称作“北城”和“南城”。
这是北京历史上的一场奇观。两座曾经先后拥有过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在地理上是如此之迫近——北城的南墙西段即在今天的西长安街沿线，而南城的北墙东段则在今天的新文化街以南的头发胡同一线——两城之间的距离，不过是两条城壕的宽度。
然而尽管如此临近，南北城又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北城繁华而簇新，街衢纵横，极尽一国之富庶，但似乎却少了些可以让人玩味的古迹；南城一派凋零，丘墟遍野，大有黍离之意，但是城中经历唐、辽、金三代沉淀，幽燕之地几百载历史掌故，尽在其中。可游憩的一脉青青，可戴鬓边的黄花红药，可游可诗的寂寞禅林，可叹可咏的残碑遗构，这里是仿佛横亘在北城面前的一片失落世界，为岁月所遗忘，又为众人所不舍。
对于北城的文人士庶而言，南城意味深远，他们所留下的文字中，写满了这种复杂的情感。这座南城激起了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兴废情感，那种在古人与来者之间定位自身的永恒尝试。它就像一面镜子，让北城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从大栅栏往西，在后来的宣武区界内，是北京的会馆最为集中的地方。会馆，最早在明初就有了。开始是为进京赶考的外地学子们提供食宿而修建起来的，后来有外地来京赴任或述职的官员、经商的商人也多在此留宿，各地在北京建起的会馆就越来越多，这里先后建过400余处，有的地方一条窄窄的胡同里就分布有十几座会馆。为什么会馆多会建在北京的外城？
侯仁之先生有过一个论述：“最初，会馆总是选择城市中交通便利的城门内外，并且多与商业街区为邻。这与会馆拥有较多的流动人口以及行商坐贾、手工业者有关。”而且，明、清两朝的贡院一直位于东单牌楼东边，殿试在紫禁城内的保和殿，都距离前门不远。“清朝初期的满、汉分治和移城令更迫使会馆只能在南城择地，但又避免距离前三门和商业闹市过远，所以，几百座会馆主要集中在天坛、先农坛以北，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外大街两侧的地段内。”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侯仁之在这里又补充了一句：会馆所在地区“形成清朝末年北京城人口密度最高、也是最富裕的地区。”也就是说，与一般人印象中北京南城之“穷”不同，当时的前门外是北京最富的地区。
进京来的学子从这里去考场方便，而客商们从这里去听戏、逛商铺更方便。
“过去所说的‘北贫南贱’，我认为‘贱’这个字是一个比较准的说法。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对南城的印象并不是它穷，而是地位低下，看不起。因为这里有那么多戏园，人们那时是看不起唱戏的人的。”王彬说道。
戏园、戏班子多，这也是旧时北京南城的一大特征。早在清康熙十年，清政府就下令“京师内城永行禁止设戏园”，目的在于防止八旗子弟耽迷其中，流于浮荡。但是却禁而不止，内城的戏园反而日见增多。到嘉庆四年，政府再次下令将内城所有戏园全部迁到外城。此后的百余年时间，前门外聚集起了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广和园等数十家著名戏园，夜夜锣鼓喧天笙歌不绝，而享誉京城的“四大徽班”也多在这些戏园演出，为了方便，他们就寓居在附近的街巷：韩家潭、陕西巷、百顺胡同等处。
这些胡同名，今天的人听了可能已经生疏，但当年的老北京人都知道，那是著名的“八大胡同”所在地，即旧时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段，最红火时，那里的妓院达到200多家。
由是，前门外的北京南城，既有繁华商铺，又有梨园戏班，还有青楼艳妓，不光是内城的八旗子弟在这里声色犬马，这里也是汉官、文人、客商们流连忘返的地方。那些建在宣武门外的会馆，规模大一点的都会建一个自己的戏台，在节庆假日请戏班来唱戏，有的会馆比如湖广会馆，在本身没落以后，戏台变成专业戏园，即后来的“湖广会馆大戏楼”。
侯仁之先生根据史料做过一个统计。在民国元年时，居住在北京外城的居民所从事的职业，做农、渔业的占2.8%，从事工业的占10.7，属于第三产业商业、服务、文化卫生等业的占86.5%，“相比之下，大概可以判定，外城的确是一个满足北京城市消费者需要的商业服务区。”也就是说，住在北京南城的“北京土着人口”，大多是以服务业为生的下层市民：商铺伙计、手工业者、商贩走卒或如骆驼祥子那样的人力车夫。
民国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会馆也开始没落。会馆的房子逐渐出售给周围的居民，遂演变成大杂院。侯仁之特别指出：通常人们从文艺作品或宣传材料中得到的那种邻里之间声气相合的印象，不过是在民国以后的大杂院里才逐渐出现，并不是随着四合院的出现而产生的社会现象。
现在回想一下我们通常对老北京文化的印象，多是来自老舍的几部文艺作品：《骆驼祥子》、《龙须沟》、《四世同堂》等等，里面描写的四合院，其实已经大都是大杂院，住的人也都是下层市民，这些作品有的直接就是取材于南城（如《龙须沟》，该地后来成为南城的金鱼池大街），而这种北京大杂院（四合院）文化，它应该发端于北京南城，也具有最典型的北京平民阶层的特征。
这里就必须说到南城的天桥市场。它在前门大栅栏的南边。那里是为下层市民提供娱乐的场所。里面的相声、杂耍、戏曲与吃喝玩乐混杂在一起，全部露天，有点类似后来人们看到的北京春节庙会。它的蓬勃生命活力，孕育出了北京相声大师侯宝林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它也是各种社会污垢的沉积之地。有一位老北京的灯谜专家翟鸿起，曾撰文回忆他小时候跑到天桥看露天电影，“回家被父亲得知，将我痛打一顿，并严厉嘱咐我，以后绝对不许再去。母亲事后对我说：‘这么点的孩子就去天桥玩儿去，能学出什么好来？’”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南贱北贫”的“贱”。在普通北京市民的意识中，南城这地方，好玩，得享受，却没有地位，下贱。
从北京南城——崇文和宣武的数百年走过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北京的南城，是一块与官僚官邸相对的平民之地，也是北京的平民文化之源。
不过，崇文和宣武作为地名虽然时间悠久，但作为区的名字，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北京市政府将用数字命名的原来的20个区调整为13个区，开始用地名命名，设东单区、西单区、东四区、西四区、前门区、崇文区、宣武区等。到1958年，东单、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西单、西四区合并为西城区，而前门区并入了崇文、宣武两区。这就有了今天北京城区区划的基本模样。
有一件事还是令人疑惑：为什么新中国成立这60余年，北京南城就一直没发展起来？
在民国时期，政府曾经有过振兴南城的努力，在香厂路一带建设新市区，并在香厂路与万明路交界处建起当时最为时尚的四层的新世界商场（陈独秀在五四后因散发传单被捕，就是在这个商场），后来又在今天友谊医院的地方建起了城南游艺园。但是，随着1928年民国政府在南京建都，这些热闹一时的场所又归于消寂。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机关大都搬入到东城西城留下的王府，因为当时那里空出很多这样的房子，顺理成章就搬进去了。后来在三里河一带兴建了新的办公楼群和住宅楼群。从客观上说，还是沿袭了官宦人家聚集在东城西城的旧例。”王彬指出。
这样，当政府在考虑城市发展时，很自然地会对政府机关云集的地方优先，第一批的新式宾馆、大型商场，都是建在东城和西城，特别是东城。比如，北京饭店（现代化改造）、赛特大厦、燕莎商城、建国饭店……基本都建在东城。
后来，西城兴建了金融一条街，海淀有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而南城则一直默默无闻。昔日的商业繁华渐渐被新兴的西单、王府井和更新兴的东部商业区取代，戏剧艺术家们成为国家干部也不再专属前门大栅栏，会馆们因失去了历史功能而渐渐消失，留在南城的，只有下层的市民们和他们的破旧平房。
城区合并之后，北京市政府陆续开始宣布改造计划：王府井将南延至祈年大街，永定门至钟鼓楼、银街至崇外商圈将南北贯通。
崇文和宣武将会怎样？有时候，历史的步伐就是这样，它似乎僵持不动，那些古旧的街景仿佛凝固在那里亘古不变；有时候，它又快得让人猝不及防，一夜之间，几百年留下的东西就全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