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由于坚持“治学和做人并重”，形成了“尊师重道”、师爱生、生尊师的优良传统。本文谨就其师生情谊谈几点实况。
一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学校办得好坏，教师水平及其教学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但要请到学有专长的名师，并充分发挥其才干却要有正确的用人政策和工作态度。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章程》中明文规定：“本院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常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有《章程》，还要有人去贯彻执行，否则《章程》便成为废纸空话。在其筹办伊始，即非常重视名师的延聘，首先在胡适的建议下聘请了王国维和梁启超，接着又聘请了赵元任和陈寅恪。其时，陈寅恪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研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教，已是驰名海内外的学者。
他的应聘来清华执教，有如下一段令闻嘉誉的故事。吴宓与陈寅恪自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结识后，毕生友情弥笃。其时吴宓为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经他积极推荐，校长曹云祥于1925年2月中旬电聘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这年4月，梁启超应聘到校后，又向曹校长推荐陈。曹云祥故问：“他是那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说：“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办了。”梁启超生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显然梁是气话，是极言之。其实两个月前聘书便已发出，陈寅恪于6月复电应聘，并言“明春到校”。校方得知他在欧洲经济拮据，即汇去预发薪金二千元，又给予购书款二千元，为他回国提供了方便。
那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在行动上做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们懂得“行胜于言”的道理，只喊口号，不见行动，是办不成事的。他们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认为：学位是衡量知识水平的依据，但不是绝对标尺。在其聘请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专任教授中，仅赵一人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王、梁、陈三位虽是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学者，均无博士、硕士头街，甚而连学士也不曾是；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是后来美国耶鲁大学给他的。
1926年7月，陈寅恪到校的当天，在吴宓的陪同下登门拜访王国维，两人相见如故，倾盖论学，甚是相投，结为忘年。当天梁启超不在校中，待其由天津返校，陈寅恪即往访之。他还拜访了梅贻琦和赵元任等院中同仁，至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梁、陈、赵诸导师已经聚齐。他们不但学术上各有专长，且彼此尊重，坦诚相待，谦和礼让，友情真挚。在他们看来，朋友之道，信义为首，故当相助，然不可企图利用，如果为相互利用而交友，便失去了交友的真谛。他们卑视吹牛拍马、阿谀献媚之徒，崇尚汉刘向之说——“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孔夫子有言：“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他们之交，是为益友。
清华国学研究院对教授一视同仁，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专长和主动精神。
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之前，王国维曾担任过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即老师；梁启超曾执教天津南开等校，是公认的“学术界的北斗”，原籍广东新会，人们尊称他“新会”。其弟子徐中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梁任公先生极服先生之学，凡有疑难，皆曰：‘可问王先生’，同学辈对于先生，亦备敬爱，故先生居研究院至为惬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如下诗名：“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可见其谦恭和对王、梁二同事的尊重，他还尊称梁启超为“南海圣人”。有一天，蒋天枢等弟子前去求教于陈师。陈寅恪向他们说：“我有一幅对联送你们!”诸弟子喜出望外，屏息谛听。联曰：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于欢笑声中受到鼓舞，受到“尊师重道”的启示。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讲师李济，在这里受到尊重，心情舒畅，都恪守职责，严谨执教。“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他们重视学术，尊重学者，“治学和做人并重”，给予诸受业弟子以极大的感染力，被奉为榜样，循守不渝，形成了“师爱生，生尊师”和谐的师生关系。
二
蓝文征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和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敬诚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目，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呤啸，无限春风舞宓常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同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因同学分研中国文、史、哲诸学，故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概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情谊及其“尊师重道”的院风，感人至深。
这一传统的形成是与导师们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他们经常劝导学生努力养成一种好学风，做人就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有道德的人。1927年6月30日，梁启超偕其弟子作北海之游，发表谈话一篇。学生吴其昌记其经过说：“先生每于暑假将近时，约同学诸君作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映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其间。去夏，宝山张君励先生因事来京，为诸同学讲宋贤名理，盖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见焉。今夏复赓盛游，以时故，诸贤因不能莅止。先生恐无以孚此嘉会，故自述此篇，以为诸同学之勉策云尔。”他们每有此类师生同游，师生可尽情畅谈外，并有学术交流，或请校外名师来讲，或由导师自述。蓝文征和吴其昌都谈到他们师生间“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可知其不同学术见解热烈讨论之盛况。
梁启超这篇讲话，大半都是劝勉学生如何在道德上学业上加强修养，“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他说：“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且细密……。凡此之类，都要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就是说：在求知时，工作时都不要忘记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并非“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在自己所接触的具体人和事上磨炼。他说：“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重大的责任？智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他劝同学们在道德修养方面，“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一面在“朋友间互想勉励”，“渐次声应气求”，“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他最后说：”归纳起来，以上所讲的有两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其他导师也常劝导学生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
各位教师在教学中相互尊敬，相互商讨。1926年3月27日，研究院办公室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教授拟就“本年度招生各科命题及阅卷名单”，呈校长批准。王国维拟出二十题后，寄往天津梁启超，征求其意见。梁启超也拟出一些寄回学校与王国维等有关教师商量，并致书王国维，在讲述了对研究院招生考试的意见后，他说“不审尊意以为何如？今别拟一准考通告呈览。若谓可用，请更与雨僧（吴宓）一商。”还说：“四月半后当来校就教一切”。（《梁启超致王国维书》）可见教授间相互尊敬，遇事多商量的情谊。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接受导师的“人格熏陶”，他们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届时全院师生齐聚一堂，或讨论治学方法，或述个人处世之经验，以收“观摩砥砺之益”。平时有弟子请业问难，导师亦着重在“治学与做人”方面进行指导。姚名达在《哀余断忆》一文中，记述其与王国维之间的师生情谊说：“十二月三日，即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实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长了丧事自南方归未久。仝人展拜于堂，未暇有以娱先生，仅倩贵阳姚茫父绘画为寿。又七日，先生招仝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仝人啧啧嗟赏，竞提问语。先生辨答如流，欣悦异昔。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
国学院还设立了五个研究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各负责一室，各教授指导学生研究范围之内的重要参考书皆置于室中，以便学生阅览。他们根据学生的“志向、兴趣，及学历之所近”因材施教，对学生的质疑问难极为重视，缜密解答和指导，启发学生去博览多思。徐中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时说：“余以研究考古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综上所述，其“尊师重道”，师爱生，生尊师，和谐的师生关系，实源之于“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
三
各位导师不仅关心弟子的学业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全面成长，以及生活、就业诸问题。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可说是无微不至的，这也是得到弟子们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传儒在《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在追随梁王二师若干年中，有几件事，铭刻于心，至今不忘者，撮录之，以昭明前辈，重交情，讲义气，关心师友、门生如何做人，所谓身教”。“其一，奖掖后进。刘节入学不久，于《东方杂志》发表《洪范疏证》，新会召之，大加奖励。余永梁作了几篇关于契文考释，新会以其所藏《殷墟书契前篇、后篇、菁华》全套赐之，勖其继续努力。姚名达著《章实斋年谱》、《邵念鲁年谱》，为之介绍商务印书馆刊行。同学中有生活困信难者，为之承揽松坡图书馆编写卡片索引，给予补助。介结王庸、刘节、谢刚主入北京图书馆，管理海氏纪念室，历史舆图室。介绍方壮猷做丁文江的秘书，介绍周传儒入暨南大学做副教授。无论在校、毕业，皆为之安插工作。”
学生可以随时到导师家中请业问难，导师对弟子的提问，则是以“知为知，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缜密解答，遇有不解之难题，即说“不知”。然后告以可到某书中查寻，或言可去请教某先生，绝不夸夸其谈，妄加议论。他们的“知为知，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态度，今天仍有提倡的必要。
导师对学生则有求必应。学生谢国桢在毕业前夕，请恩师王国维在其两只折扇上题字留念。王国维正为时局之将变而烦躁，仍即书录前人七律四首相赠。其时任职于研究院办公室的周光午记述说：“某夕，余适遇先生于吴宓（雨僧）先生所，闻谈之倾，先生喟然曰：‘吴（其昌）、谢（国桢）诸君，皆速余剪其辫。实则此辫只有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者’。言罢，三人对坐无语，后此连夜遇先生于此，所谈皆时局情形也。于时研究院同学求先生墨宝者，先生辄书古今诗词之能见其志者以应。”王国维为北伐军将抵北京，恐其受辱，而悲观苦恼，为谢国桢题的四首律诗中的两首，为陈宝琛的落花诗，两首为唐韩（致尧）的诗。一只扇上所题的两首落花诗是：
生灭原知色即空，眼看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乌，入情丝奈纲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阑金缕曲方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时问碧翁。
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苦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由来重，长夏阴成且少休。
王国维自沉后，梁启超听说王生前曾为谢国桢题赠这两首诗，平时又知周传儒同谢国桢一样喜好书法，即购一檀香折扇，照书此二诗赠予周传儒，还告之：“以此兼纪念王师也”。周传儒对王、梁二师“眷怀后辈”的品德“铭刻在心”，将梁师所题赠的折扇一直珍藏着。1981年，也就是在题赠54年之际，周传儒撰写了一篇《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缅怀梁、王二师，同时将梁启超赠的扇面公之于众。
学生对恩师系念殷切，前面已经提及，在王国维遭受长子之丧的打击时，诸弟子想方设法“以娱先生”。
许多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仍系念着校中师友，经常书信致候，磋商学术。陆侃如等毕业后在上海及江浙一带执教，听说梁启超病重住了医院，即联名致书垦切慰问。信中说：“任师夫子大人钧鉴：自别道范，相从南来，河山虽隔，系念常殷。每度京津同学有道出沪上者，辄相与把臂促膝问津门起居。闻师座清恙大减，则粲然喜色；若闻玉体违和，则相与蹙额浩叹矣。”“著假中得刚主（谢国桢）信，称师座近况佳善，息影著书，私心窃喜，以为稍养数月，或能全愈矣。今为时不过三月，乃报忽载病重入协和医院之说，诚然此信非虚。惟此间同学所急欲知者，即师座病为旧疾复发耶，抑新恙乍添耶？饮食行动尚能如常否？尚祈师座有以示之。”“此间同门有足为师座告者，即全体俱能安心向学，无一轻率浮动者；且社会各文皆相推重，是悉由师座曩日训诲之功也。”言真情世，颇致仰望祷祝之诚，师生情谊可见。
学生尊敬导师，虚心接受导师的教诲，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却知无不言地进行讨论。“独立自由之意志”，是他们共同的理念。这也正是他们之间和谐关系的所由生，学业上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内在原因。姚名达在《友座私语》中说：“静安先生，禀二百载朴学昌盛之业，值三十年史料出现之富，其著作，皆有发明，考证至此，极矣。然对于新出史料，或昧其出土确地。如商三句兵，初以为出于保定清苑之南乡，有跋著在《观堂集林》，嗣又批云：‘后知此三器本出易州’。不知其所据者，何人之言。而竟因此断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上’。又谓‘盖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远至易水左右’，‘则今保定（后改易州）有殷人遗器，固不足怪’。先生盖已深信其说之不谬矣。然以吾闻之陆泳沂教授，则此三器实出陕西，陕西商人携至保定，北京延古斋肆主陈养馀君得之，以转售于罗叔言参事，先生则又见之于参事许，盖已见闻授受至五六次，真相渐昧矣。陈君昨年亲语教授，此器断非保定易州出”，“读先生文者，幸留意焉。”订正了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之说。
四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朋友。”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的情谊，便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之上的，是真挚的，严正的。他们的情谊不受外面的影响，不因个人眼前的利害而变初衷，有损友情。所倡做“不逐时流的新人”，就是要学生做一个有主见，不盲从，忠于自己信仰的人。
梁启超曾受业康有为，同倡变法维新，人称“康梁”，师生情谊深厚。但在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时，梁启超通电全国，痛斥张勋，亦间抵康有为；1926年康有为逝世，梁启超于法源寺设坛开吊，率诸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有来吊者叩头还礼，有如孝子。尊敬恩师，又能坦诚批评其错误，表现了敬人以德的可贵品德。披麻戴孝，对来吊者叩头还礼，今已不兴，但其尊师重道、是非分明，深为弟子们所敬重，所仿效。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时正在参加浙江同乡会欢送研究院毕业同乡集会的曹云祥校长，得知王国维自沉后，即向与会者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吴宓也认为：他的自沉是“殉清无疑”。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政治思想趋于保宁，“眷恋旧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尽管如此，清华师生对他仍是非常敬重，不曾受冷落，噩耗传来，闻者无不为之悲痛挽惜。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挚友吴宓和陈达、梁漱溟、马衡等先生，及学生三十多人即分乘两辆汽车奔赴颐和园。他们到达后，因天色已晚，门卫只准校长和校警四人入内，其余人皆乘车返回学校。众弟子抵校后即行商议如何为王师办理丧事，在移尸、检验、入殓、停灵过程中均扶护在侧，有如亲人。6月16日，浙江同乡会举行悼祭，清华研究院师生前往参加，祭坛收到哀挽诗联数百幅，显现了人们对学者的景仰。
兹选录清华师生挽联挽诗数则于下：
梁启超挽联：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革是，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
陈寅恪挽联：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
吴宓挽联：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动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姚名达挽联：绝学不传，师胡早死；群嚣未息，吾欲无言。
储皖峰挽联：几番问难析疑尘思尽涤；太息我来公去学城已虚。
王力在《挽王静安师诗》中写道：海内大师谁为首？海宁王公驰名久。樗材何幸列门墙，昕夕亲炙承相厚……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亡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安葬那天遇雨，道路泥宁不堪。曹云祥校长及吴宓等清华师生数十人，冒雨送葬至清华园东二里许之墓地，直至葬毕方归。
清华国学研究院新学年开学后，梁启超持鲜花，率研究院新旧弟子，前往墓地，献花墓前，叩首拜尊，痛器不已。奠毕，向诸生发表讲演，即《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评述了王国维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赞扬了他的学术成就，最后说：“最痛心的，我们第三年开学之日，我竟在王先生墓前和诸位同学谈话，这不仅我们悲苦，就是世界亦当觉得受了大损失。在院的旧同学亲受过王先生二年的教授，感化最深。新同学足有些未见过王先生，而覆故居可想见声颏，读遗书可领受精神，大家善用他的为学方法，分循他的为学路径，加以清晰的自觉，继续努力，既可以自以所学，也不负他二年来的辛苦和对我们的期望”。是的，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一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旧学生中相承不哀，推动着他们的学习和研究。
1928年，在王国维自沉周年之际，吴宓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学衡》杂志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等刊物都刊行了《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号。吴宓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前言”中说：“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中，迄今适满一年，允以纪念”。“王先生之生平及其著作，已为众所稔知，惟遍观一年来各种纪念刊物，于王先生治学成绩，多专取一端而详为推阐，至若融汇其学术思想之全体，为综合的论述者，殊未见有。本副刊爰从事于此，略以王先生之治学范围之变迁及其时间的先后为序分为三篇：（一）曰《王静安先生与晚清思想界》，登第二十二期（张萌麟撰，署后素痴——注）；（二）曰《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登第二十三期（浦江清撰，署名永——笔者注）；（三）曰《王静安先生之考证学》，登二十四期（赵万里撰，署名蠡舟——笔者注）。三篇本末一贯，只以每期篇幅有限，不得已分登三期，请读者谅之”。在第二十二期还发表了一篇《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浦江清撰。《学衡》杂志第六十四期全部转载了上述文章，还发表了陈寅恪撰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吴宓的《落花诗》八首和《六月二日作落花诗成复赋此律为王静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周年之期也》一首、刘盼遂的《落花感王静安师练日作》一首。这些诗文说明他们的情谊不但没有“人一走茶就凉”，而是同事之谊、师生之情仍同往日一样真挚热烈。
1929年6月，清华大学已决定国学研究院停办，尚在校的研究院师生集资，于校内建一“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永作纪念。纪念碑由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文，马衡篆额，林志钧书丹，碑文是：
海宁王先生自沉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己，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凯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此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该纪念碑今仍耸立在清华大学校园内。
五
师生情谊，乍听起来好象仅是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间的私人关系。但深究起来，它却关系到学校的德育问题。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坚持“治学与做人并重”，因而才有如此真挚的师生情谊，是教师的言传身教，给学生做出榜样，推进了“尊师重道”的学风，使学生潜移默化，奉行不渝。不可否认，他们做人的信条全是旧的传统道德观念，今天看来并非尽善，有不少不合时宜的糟粕，但更应看到在传统道德中有许多具有普遍价值和积极意义的精华，有待我们去发掘，去继承和发扬光大。
我们知道，道德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规范人们思想、行动，并启发、引导人们进入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观念，一代有一代之伟大人格”。既是历史范畴，就必有历史的沉积，历史的继承性。梁启超重视道德的自我修养，劝学生“从自己做起”，并说：“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向上，在人格上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他们的自我修养，是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发，企望从个人做起，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而从无数个自我的完善，达到社会的完善。我们今天在建设精神文明过程中提出的“从我做起”，则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发，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道德修养同样需要从个人做起，自立、自律，直至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两者既有时代的差异性，又有历史的继承性。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学生重视道德修养，教师的模范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已不正何以正人呢？闻一多在提议“恢复伦理演讲”来加强德育时，强调指出：“不过恢复伦理演讲有两件事要注意：（一）材料问题；（二）人底问题”。“讲伦理的人，自身须可作人模范”，“若叫‘望之不是人君’的人讲那强盗式或市侩式的英雄事迹，便成了‘非伦理的’演讲了。”
为人师者要“作人的模范”，今天仍有其普遍和永恒的意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为人师者要得到弟子们的信任与敬重，必须具有“庄严垦挚”的教学态度，“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尊师爱生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处理好当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问题，如‘义’和‘利’之间的矛盾。我们搞市场经济，不能不讲究‘利’，如工作效率，劳动报酬，生产利润等；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所以又不能只讲‘利’而不讲‘义’，如劳动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为人师者就要讲究师德，不能见“利”忘“义”。有些办学者，对教学质量极不负责，甚至权钱交易公然卖假文凭，这是与社会主义的教育职业道德不相容的。
最后谨录一句古语借作今用，“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楚狂接舆》）
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