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后”袁隆平老先生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下，2019年的超级稻亩产最高可达上千公斤。今日之中国温饱问题已经不再是社会问题了，令很多人焦虑的是——今天吃什么？而曾经和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一起作为重要粮食作物的番薯，也不再是“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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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俗称地瓜，在中国有广泛种植，全国各地对它的叫法形形色色：山东称地瓜，北京称白薯，江苏、安徽一带称山芋，湖南、四川称红薯、红苕，还有的地方称甜薯、香薯等，还有阿鹅、萌番薯等称呼……尽管它已经退出了主要粮食作物的历史舞台，普通百姓不再重视它的产量，但经历过饥荒年代的人们永远记得它。
番薯其实并非中国原产，“番”，就是外来、番邦之意，原是南美物产，后由西班牙传入吕宋岛（就是现在菲律宾），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番薯的入华传播跟福州有重大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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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乌石山腹地有一座“先薯亭”悄然而立。这是道光年间福州人为纪念明万历年间推广引种番薯的陈振龙和福建巡抚金学曾而建的。亭子旁边有块巨石，上面就记载着“先薯亭”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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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之州三山鼎立，百榕垂拱，自古逢兵不乱，遇灾不荒。但有意外，必承贤人大德挺身化之。明万历年间，闽中久旱，颗粒无收。幸得儒商陈振龙引进朱薯，巡抚金学曾倡植推广，灾情旋见缓解，官民皆喜，更著书传习，惠及江南半壁。论诸二君殊勋，当比神农。感恩之心，闽人承且笃也。自清以降，州民累建祠亭于乌石山上，名之先薯，以志永念也。”
乾隆年间，陈振龙的后人孙陈世元著有《金薯传习录》，里面记录了番薯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以及包括方志记载、各地档案、介绍甘薯的栽种、加工、保藏、食用等方法的招帖等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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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往来吕宋岛经商的儒商陈振龙见当地种植的朱薯，耐旱易活，生熟都可食，“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他联想到家乡时常灾歉，食不果腹，就用心学会了种薯的方法，不顾西班牙政府不许朱薯出口的禁令，冒死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渡海带回福州培植。
明万历二十一年闽中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呈报吕宋种植朱薯之利。建议试种番薯，以解粮荒。“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就这样朱薯在闽得以推广种植，当即就获得丰收，缓解了饥荒。金学曾在陈经纶所献《种薯传授法则》基础上，写成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后人感念金学曾推广之功，将朱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
品读先薯亭旁边石碑上记载的这段历史时，我不禁被这个从商的秀才陈振龙的眼界和睿智之气所感动。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能仕，做好自己已经很不容易；然而能做到不能仕，却依旧心系苍生，更是有着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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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陈振龙后人更是将番薯的传播推广作为家族代代相传的使命，他们写就了一群小人物的努力，写就了普通人的家国情怀。《金薯传习录》还记载了陈氏子孙世代极力宣传、推广番薯的历程，从福建到江浙、山东、河南、河北、直隶……直到1786年乾隆向全国下了“推栽甘薯, 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这场由陈氏家族发起、先民间普及、再到地方政府的推广、再上升到在朝野上下的重视、全国广为传种的运动，使番薯终于成为主粮作物之一。
史学家称番薯的入华对明清时期人口的大爆炸起了关键性作用。粮食生产的变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人的粮食结构，解救了在饥荒中挣扎的百姓们，为华夏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郭沫若写词赞誉说“此功勋，当得比神农”。同期广东人陈益、林怀兰，也分别从安南（今越南）引种番薯，在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种植。而陈振龙的引种传播是算影响最深远、传播最广的一系。人们把康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又称为番薯盛世，就因有以番薯为代表的高产易植作物的开始引进和全国范围的推广，及种植技术的积累、改良等，对于填饱肚子、缓解饥荒、避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流失、防止严重的社会动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也大大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这就是“康乾盛世”背后的关键物质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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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时代的变迁，番薯充分诠释了“旧年果腹不愿谈，今日倒成席上餐”，变成了不再“贱”并“赖之”之物，它的食用方法多样——“切片曰薯钱，擦（刨）之曰薯米，洗之滤之为膏为粉，蒸之为白酒”，它是营养学家提倡推荐的健康食品，依旧积极地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们的食谱中。地瓜粥、粉条、薯饼更频繁的是以辅材的身份和其他食物配搭，成就了一道道的美食。
作者：还是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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