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45岁之前，基本做什么什么不成。而且，乱七八糟的事情基本都尝试过，也开过饭店、贩过服装、搞过加盟、开过工厂。说实话，这个朋友，家里条件也还不错，但还算不上富二代，家里老人支持过几年，之后也基本对自家孩子失去信心了，而且成了老人的一块心病。后来再做的生意，基本都靠借钱，最后也是借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
这位朋友，到最后，自己也基本崩溃了。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什么什么不行，自信心基本被打击的彻底崩溃了。他之所以后来还能借到不少钱，而且很多亲戚朋友看他辛苦的模样，基本也不催。这更让他觉得很内疚。而后来，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实现了财务自由。
更让他感觉害怕的是，原来自己什么都亲力亲为，夏天把自己热中暑过，冬天冻伤过。最后开饭店，生意基本上也是一塌糊涂。
最后，他思前想后，准备再试一次，但是他想从亲戚朋友那借钱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他和店里的店长、厨师、服务员商量了一下，能不能让他们那点钱入股。其实，他这个饭店，位置还不错，如果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定位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没想到，这些人基本都答应了。后来分析，两个原因，一个是饭店本身位置、装修都还不错；第二个原因是老板确实对他们都很好，即使长时间不开张，也没少发过他们一分钱工资，拿出来的钱即使打水漂，也就算还了老板一部分工资。
算下来十几个人最后一共凑了将近70万。因为这些人都入了股，也自然想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主张，主张自己的权益。
正好，这个时期，我这个朋友因为干什么都干不好，想完全从另外一个方向试一试，就是自己不再做任何具体的事，根据这些人的优势，让他们分别去负责不同的事情，简单点说，也就是开始放权，因为这些员工都是股东，干得好，干不好，不再只是老板的事情，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自然大幅度的提高。
事态的发展反而超出了他的预期，半年之后，一家600多平米的中等的饭店，盈利了300多万。说实话，我这位朋友对于管理的理解纯粹是误打误撞，让他学会了分权、分利益。接下来的半年，他的人生简直就是开了挂，利用同样的方式，半年又开了5家店，后半年又开了5家店。
他这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话好像我们经常都会说，但是很少会有人做，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对自己更自信，二是市面上缺少真正专业的人和机构，其实，有些人是觉得通过自己努力、学习就可以超过绝大多数所谓的专业人士。不过他选择专业团队的方式是最接地气的，他在一个四线城市，他就到二三线城市去找，找那些他认为做的非常好的，不直接接触个人，而是接触人家的老板或者管理公司，然后直接花钱请他们的人去指导，包括选址、装修、店面管理、人员培训，到了后来，他们也上了中央厨房等等。
有时候，道理确实很简单，我们绝大部分人不去做的原因，无非是没有真正想清楚该怎么去做，也就是搞清楚细节，为什么这么做是合理的；而像上边这种情况也很多，就是不舍得花钱，觉得花那个钱浪费，效果不一定有保障，钱还得花，而且被骗的情况还很多。
我这位朋友的转型，说实话，很多是误打误撞，机缘巧合，但是他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几个很重要的转变：
第一、不在亲力亲为，而是真正的学会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第二、学会了分配利益。我一直说，管理就是利益分配的艺术。分配的利益不只是眼下的利益，也包括远期的利益，再就是利益要和每个具体的人产生关系，而不是整体有关系。
第三、找到可以快速复制的模式。这里的模式，既包括利益分配的模式，也包括管理的模式，更包括业务的商业模式。
我们先来看一段《管子》的内容：
《管子·君臣上》：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则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顺事治、国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聪明，而善人举，奸伪诛、视听者众也。
简单的翻译一下：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亲的是给人使役的人。君主也事必躬亲。就不能够公正了。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爱行赏，而不忍运用刑罚，这样，国家就没有法制了。治因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相勾结，搞虚伪巧诈而去完成他个人的私利。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会分帮分派而能够靠拢朝廷，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所以，君主不讲究智能，却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国家之患得除，这是因为任用大臣的原故。君主不讲究聪明，却能使善人得用，奸伪之人被诛，这是因为替国家监视听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很多人读这样的内容，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在讲《管子》的课程的时候，我也一直讲，作为领导者，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说那这里的观点和上边说的不是矛盾吗？
其实不矛盾，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是什么？是企业、组织内部制定的规则、制度以及形成的文化。这里包含道德的因素，但是很多人陷入了一个思维陷阱，就是组织的道德并不天然的等同于社会的道德，起码，在排序上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里的知善的善，身善的善，并不完全等同于道德意义上的善良，这里既包括了能力，也包括了对组织内部道德、文化的接受和遵守的程度。
所以，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最为重要的能力是做到知人善任、知物善用，没有废人，也没有废物，重要的是你如何把他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利用什么样的机制，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把人的价值、物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我们经常也会发现，一家企业，换了一个领导，可能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老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其实，很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甚至是家族企业，因为主要领导人的变化，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可能人、设备都没做多大的变化。很多人会把这个归功于新领导的个人能力，准确的说是他的管理能力。
说到底，是换了一套机制，换了一条跑道。因为，新的体制，让那些愿意做事的人能够得到报酬，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能够得到超出大家预期的奖励，这才是变化的作用机制和过程。
前天的文章里，提高过《韩非子》中把君主分为三个层次：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这其实就是优秀的领导者和平庸的领导者的根本区别。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要分享的第二段内容：
《韩非子·难二》
赵简子围卫之郛郭，犀盾、犀橹，立于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枹曰：“乌乎！吾之士数弊也。”行人烛过免胄而对曰：“臣闻之：亦有君之不能士耳，士无弊者。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有二胜，是民之用也。献公没，惠公即位，淫衍暴乱，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绛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授之，围卫，取邺，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无弊也。”简子乃去盾、橹，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战大胜。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说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败，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见所以用人也。简子未可以速去盾、橹也。严亲在围，轻犯矢石，孝子之所爱亲也。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爱亲也，是行人之诬也。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长行徇上，数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将众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数，而道乎百无失人之行，人未知众之道也。
简单的翻译一下：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击鼓奋进，然而战士却不响应。简子扔了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是这些民众。献公死了，惠公即位，他荒淫无度，残暴昏乱，喜欢美女，秦人肆意入侵，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得到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击鼓奋进，战士闻声响应，打了个大胜仗。简子说：“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
有人说：外交官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晋惠公用这些人而失败，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没有指出用人的办法。简子不该这么快就丢掉大小盾牌。父亲被包围，儿子不怕箭和滚石的危险去救的，是因为孝子爱父。孝子爱父，百人中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而战士尚可打仗，就是认为分属于各个宗族的战士对于君主，都像孝子爱父一样，这是外交官的谎言。好利恶害，是人固有的本性。赏赐多而严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人们就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统率士兵的人不采用必要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行为，说明外交官并不懂得使用战士的办法。
这一段其实就是讲了赵简子和烛过的一段对话，重点就是烛过的那段话：臣闻之：亦有君之不能士耳，士无弊者……..
我经常说，管理就是利益分配的艺术，而背后的底层依据就是人性趋利避害的心理，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公平，这里的公平是在规则和制度面前的公平，《管子》的六秉，也就是“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这里既包括了安吉之利，也包括了财货之利，既有物质的奖励，也有地位、荣誉的奖励，利益分配的工具，其实也就是所有的管理工具，基本都是这六大因素的不同方式的组合。
如果觉得生活欺骗了你，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思考一下，可能答案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