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前生活，但我们向后理解。”
这是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 Kierkegaard）在《恐惧的概念》中的一句话，也是《求变者：回首与重访》的卷首语，印在书的扉页上。
什么是前，什么是后？
克尔凯郭尔没有给出解答。历史的分界线往往是不清晰的，每当尝试“向后理解”时，我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已然走出了那段历史。
清末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师夷长技、西学启蒙、君主立宪、革命与共和......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真的走出了那个变革的时代了吗？那些变革者的理想与目标，是否真的已经完成？
这正是《求变者》一书想要揭示的问题。在上周六（8月17日）晚的明白知识圈直播中，《求变者》的作者，资深媒体人李礼老师携书前来，一一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李礼老师在明白直播间
在李礼老师看来，清末之“变”，深刻地表现在一个个囿于时势的局内人之“变”中。从徐继畬到梁启超，从“应变者”到“求变者”，不论是迫于时局变动，还是主动追求变化，每个有志之士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寻求突围。
这样的一群变革者，正应了克尔凯郭尔在另一本著作《恐惧与战栗》中的话：
“我们时代的人们都不在信念之处止步，而是径直前行。”
01.
徐继畬：“用世界来看待万国之一的自我”
徐继畬是《求变者》一书的开篇之人，在直播中，李礼老师也首先对他进行了介绍。
徐继畬（1795－1873年）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李老师认为，徐继畬是近代被低估的一位人物。他生于1795年， 曾任福建巡抚，人生壮年正赶上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成为最早对外部危机做出反应的一批人。这种反应，体现在徐继畬编著的《瀛寰志略》中。
对中国近代史略有耳闻的人都知道魏源与《海国图志》，却少有人知道徐继畬的这本《瀛寰志略》。这两本地理志都是中国最早认识世界的窗口，在后世的知名度却大为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李礼老师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两本书在对待他国的态度上有所区别。魏源虽然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方概况进行介绍，但还没有摆脱中国中心的观念，这在把西方各国仍称为“夷国”上可以看出来：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序》
正是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态，给后来的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以启发，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基石。可也是由于这种心态，魏源的《海国图志》少了平等看待西方的平和，而多了一种歧视别国的优越感。
不过，在李礼老师看来，这种“中体西用”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变革初期的中国知识阶层，正因为如此，徐继畬在同时代的这一批人中，显得像是一个“异类”。
《瀛寰志略》与其中所绘的欧洲地图
《瀛寰志略》刊行于1848年秋，徐继畬用时五年，易稿数次撰写而成。与《海国图志》相比，这本书在风格上更具有开放姿态，比如不再使用“夷”来称呼西方国家，用初步的现代眼光去看待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比如，徐继畬在评价美国政体时说：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徐继畬之所以能用平和，而不是敌视的心态去书写西方，是因为他在与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中，隐约察觉到了中国皇权专制政体的落后，并对传统观点认为的“中国即中央王国”那样一种自鸣得意的优越感产生质疑。
李礼老师认为，徐继畬这种超前的开放眼光，不仅仅来源于与传教士的交往，还与他所受的“晋学”渊源有关。“晋学”自古以来就有不党同伐异，兼容并蓄、包容开放的传统。此外，在鸦片战争爆发和写作《瀛寰志略》之前，徐继畬继承了父亲的心学、易学等思想遗产，批驳了宋代以来的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因此做好了在遭遇异质文明挑战时主动作出反应的准备。
在《求变者》中，李礼老师评价《瀛寰志略》“用世界来看待万国之一的自我”。徐继畬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当作“万国之一”来看待，挑战了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他的世界观超越了同时代的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徐继畬被《纽约时报》称为“东方伽利略”的原因。
后来，当梁启超读到此书时，曾感叹道“始知有五大洲各国”。《瀛寰志略》对世界各国地理、文化、制度的普及，以及暗含其中的平和心态，深深影响了后辈的启蒙者。
02.
梁启超：“奋其身以入于世界中”
梁启超出生的1873年，正是徐继畬去世的一年，这种巧合的对应，冥冥之中仿佛串起了“求变”的历史链条。
在李礼老师看来，梁启超同样是清末民初大变革时代中的一位“变革者”，是那个时代最具显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集无数的“变化”于一身。
梁启超，在徐继畬去世的同年出生
至于梁启超的成名，李礼老师分析了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晚清“变革者”群体的逐渐下沉。从徐继畬到梁启超，随着中国的危机感越来越重，而统治阶层应对危机的措施越来越失效，这种危机感便出现下沉情况，使得普通的底层民众也逐渐开始关注变革，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
二是因为梁启超最早开始运用大众传媒工具，宣传变革思想，这主要表现在办报并发表时评文章上。
李礼老师以徐继畬为例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果要表达观点，往往只能靠书信和小册子，这样的传播和流动性比较差。而梁启超创办报纸，定期发表文章，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体。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形成了“笔带感情”的写作模式，塑造了亲近民众的文风。因此，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流亡到日本，梁启超的文字都受到各地的欢迎。
《时务报》上发表的梁启超的文章《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梁启超是《时务报》创刊人之一
作为“变革者”的梁启超，不仅经历并主导了中国的变革，而且还在不断地重塑自身，在吸收和摒弃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与知识体系，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梁启超从国家主义者到世界主义者的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长期居于日本，也曾游历过欧洲和美洲。他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也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可想而知，梁启超的每一步转变都非常艰难，充满了痛苦与忧郁，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转变中，梁启超才得以不断地“浴火重生”。
我们知道，梁启超倡导“新民”，但早期的梁启超和严复的观点一样，认为“新民”是造就“新国”的手段，“新国”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早期的梁启超，是一个因为变法失败，所以极度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国家主义者。
1900年，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他说：
“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
彼时的梁启超关注国家富强之道，认为只有革命、共和才能拯救中国。因此振臂高呼：为了国家强大，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匹夫有责”。可是，这样的理想很快就开始破灭了。
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洲，见到当地华人素质低下，方觉共和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便从激进的共和革命转向温和的立宪改良。李礼老师在直播中提到，1904年是梁启超最郁闷的一年，在这一年，梁启超与过去的自己告别，开始主张开明专制与君主立宪。
此时的梁启超“站在美洲看中国”，正是在国外的游历中，梁启超从纯粹的国家主义者开始转变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断了梁启超的宪政阶段性计划，梁启超并没有阻挡和反对这样的时代潮流，而是紧跟时代，尽量将国家的前途向好的一面指引。一战后在欧洲的游历，让他进一步警惕畸形的国家主义压制民众个性的危险。
1919年，梁启超欧洲考察团在巴黎参观时的合影前排左三为梁启超
在一战中，信奉个人主义的英美战胜了信奉国家主义的德国，梁启超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国家富强的主张。这种思想的转变体现在1919年写作的《 欧洲心影录》，这时的他，已不仅仅是“站在美洲看中国”，而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从这本书之后，梁启超真正从一个国家主义者转变为强调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者。
唯有个人强大，国家才能强大，国家的发展是个人实现自我的手段，个人的完善才是目的。1922年，梁启超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时谈到：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
诸君啊！我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
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是算有学问呀！
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吧︰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
晚年的梁启超退隐于象牙塔，不是因为对国家政局失望无奈，而是他终于明白，完善的个人，以及对国民的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多么重要。此时的他仍在振臂高呼“匹夫有责”，只不过，这个“责”已然变成个体对自身的责任。
李礼老师在直播中指出，梁启超是一个经常发生思想转变的知识分子，除了因为他是非常感性的人，而且还因为梁启超的“变”是与时俱进的，向上的，而不是投机的：
“梁启超对‘变’的理解是让自己进入更好的状态，摒弃自己的成见来看新的事物。”
03.
从世界看中国
那么，一百年前“变革者”的使命完成了吗？
作家余世存在为《求变者》写的序言中，有一句话这样说道：
“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结果，我们是历史人物选择的结果。”
李礼老师在直播末尾也指出，清末民初那场变革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逝。历史就是一场又一场序幕的拉开，而看不到终结。新文化与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轮番登台上演，却又不是完整的脚本。
在直播末尾，李礼老师强调了民族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区别。民族主义对中国来说，是动力，提醒我们补上物质之外的短板，比如文明、制度等，民国出现的“黄金十年”，就和民族主义的建构有关。
可是民族主义也存在短板，比如过度自卑后的过度自大，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李礼老师指出，要想破除这种认识误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世界看中国。
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中国，我们会发现，鸦片战争以来冲击中国传统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而中国自古以来也并不封闭和保守，相反，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变动、包容、开放的文化。
《瀛寰志略》中评价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文字刻于华盛顿纪念塔碑上
因此，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文明的发展总是阶段性的。李礼老师说：
“任何一个先进的东西总会从某个地方冒出来，然后其他地方去学习它......文明的发展是融合，互相学习和借鉴的过程。”
所以，一百年前那个变革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其实并没有。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李礼老师在直播中提醒我们，清末几十年所做的启蒙努力，其实涵盖国人的挣扎和追求。而这些“变革者”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以及平和的心态，仍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从世界看中国，而不只是从中国看世界。
因此，正如《求变者》的序言所说，这是历史，亦是现实；是常识，更是问题。
“我们仍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