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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武灵遥来源 | 书语人间（ID: syrjjy)
大家国庆快乐呀～
在看国庆大阅兵的时候，大家都最喜欢哪一个部分的内容呢？
在灵遥看来，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是各有各的看头，特别是群众方阵游行，不仅带我们回顾了新中国建国70周年里发生的大事记，还让灵遥真切地感受到了全国人民对祖国母亲的节日祝福。
那么，过去的70年里，我们的祖国母亲是如何一步步地发展到今天的呢？来和灵遥一起看看老照片下的新中国，一起忆往昔峥嵘岁月吧！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对毛主席说过的这句“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记忆犹新吧？
但是，他第一次说这句话，并不是在70年前的开国大典上，而是在开国大典10天前的第一届政协会议（1949年9月21日）上。
在会上，毛主席曾这样说道 ——
在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主席
到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再一次地说出了这句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也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开国大典上，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升国旗。
不过，你知道吗？
这一面在70年前在开国大典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当年可是差一点儿连“复赛圈”都没有进。
因为，在征集国旗的启事发出后，国旗国徽评选委员收到了2992幅（一说是3012幅）来自全国的设计图案，只有38份成功入选“复赛”。
其中，就并没有包括曾联松的原设计图。
来和灵遥一起对比一下这一面国旗和五星红旗，有没有发下最上面一颗五角星里其实还有一个“锤子镰刀”，和党旗长得十分相近？
好在，这面幸运的旗帜，被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之一田汉一眼相中，经过讨论，除去了这个标志，才让这面旗帜作为第32号“替补选手”进入到了被选名单里。
然而，即便是入围了“复赛”，这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牢牢地团结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周围的国旗设计思路，一开始也没有得到政协会议代表们的认同。
因为，当时在场的不少人都认为不该提到资产阶级，而应该采取一颗星加上一根横杠的形式（下图），来代表共产党和黄河。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陈嘉庚等人的坚持下，这面旗帜才在1949年9月27日被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并于1949年10月1日，首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起。
除了国旗，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国号，也是在这一年确定的，用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开幕词来说，就是，
（1949年）是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的一年。毛泽东主席
如果说，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是在告诉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么，这场持续2年多的，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则是在告诉广大穷苦人民，到底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纵观中国历史，每个朝代几乎都有农民起义，根源便在于当朝政府的不作为，使得身处水深火热的老百姓们不得不站起来反抗。
比如，早在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便领导了广大受苦的百姓，建立起了张楚政权，来对抗秦二世残暴的统治。
这次起义所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也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成了后来起义者们的标语。
而到了毛泽东时期，这句口号变成掷地有声的“打土豪，分田地”，团结了广大穷苦人民，也让革命的火种，传播到了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这句口号便落到了实处，让老百姓们真正地成为了土地的拥有者，和国家的主人。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并于同年冬季，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或是土地少的农民耕种。
在《土地改革法》公布后，土地改革运动在有近3.1亿无地少地人口的新解放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各地政府都派出了土改工作队伍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发动群众，打击地主阶级，并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和破坏土改的分子进行镇压。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在斗争胜利后，对土地的分发情况进行了复查，给农民们颁发了土地证，并整顿和加强民兵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
到了1952年底，占中国农业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们，不仅都先后分到了7亿多亩的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真正地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这也让广大的农民群众们，在拿起了锄头的同时，拿起了武器，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力量，加速了非解放区的解放。
然而，在人民政府如火如荼地进行土改时，国民党在大陆留下的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却在中国境内进行着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等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于是，为了彻底地消灭反革命，人民政府从1950年冬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1951年2月12日，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罚反革命条例》，提出了在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坚持“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对反革命进行打压。
另外，这个条例还提出了“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精神，力求做到“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地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再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案件。
结果，大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更别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罚反革命条例》等规定来量刑了。
于是，相当多的“人犯”的量刑标准已远远超出了规定，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也很是普遍。
不过，即便是如此，由于这次镇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危害共产党人的分子为重点，因此也间接地打击了任何可能结成团伙的社会黑恶势力，大大加强了新中国的治安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建国初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
时间的车轮继续往前行进，来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对外战争 —— “朝鲜战争”。
说起朝鲜战争，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这是一场发生在1950年到1953年期间的一次战争，也是解放军成立以来打得最艰难的一场战争。
因为，这是一场严重不对称的战争，抗美援朝志愿军无论是从武器装备，还是后勤保障上来看，都远远落后于以美军为首的联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支由抗日战争老兵们组织的军队，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前提下，充分挖掘人的潜能 —— 在极寒下的长津湖潜伏接敌，在三所里崇山峻领中扛着武器日行百里，在上甘岭坚守阵地，一次次突破了人类的极限。
结果，正是这只众人眼里的“弱军”，不到3年，便把世界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和它的小弟们，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逼得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引咎辞职，也逼得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震惊了整个世界。
自朝鲜战役以后，美国不敢再轻视中国人民，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都不得不把中国摆到适当的位置。
也可以说，是抗美援朝这一战，让我们中国人打出了我们的尊严，一扫近代200年的窝囊气，打出了现在的和平生活。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毛主席曾用一句话诙谐地告诉了我们中国当年的重工业有多么地落后。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辆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为了改善重工业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央便在1953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当然，有思路还不够，你还得有计划，有方法。
于是，国家便借鉴苏联经验，于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在此期间，国家还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先后在东北地区开工建设了1万多个工业项目。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了1975年，“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超额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被世人所熟知的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也从那个时候起，逐步亮相世界：
1953年底，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
1954年12月，川藏公路北线正式通车；
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近30000多千米，新建了宝成、鹰夏等工程极为艰巨的铁路线路；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竣工，极大地便利了长江南北两地的交通。
可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帮助下，国家彻底地改变了工业落后面貌，为以后的国家经济建设积累了基础。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规矩，其实说得便是被誉为一国命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后，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这部共7章60条的《共同纲领》除了序言外，分为总纲、权利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个部分，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等等。
正是有了这一部有“临时宪法”之称的《共同纲领》，才让治国理政有据可依，成为了建国初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政治基础和战斗纲领，因此也在我国宪政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到了1953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在西湖边用77个日夜编写宪法草案初稿，而期间历时近3个月的制定过程中，有1.5亿人次参与了全民讨论，极大地体现了“民主精神”。
终于，1954年9月20日下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了这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根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的各项基本制度，也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制度。
作为一个中国人，除了方言外，几乎现在的每一个人都会讲上几句普通话。
不过，你知道吗？
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在刚刚建国的时候，中国竟然有近80%的文盲，而地区与地区的交流，那更是“鸡同鸭讲”。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年（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以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主要普通话标准化发音采集地，作为国家通用语，并于1956年2月6日颁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
其实，这个普通话的前身“北京官话”，在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辽金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不断融合，逐渐出现了现今“北京话”的雏形。
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大批官员也随之北迁，在此后近300年 ，江淮一带的官话和北京话不断融合，加速了“普通话”的演变和传播。
公元1644年，大清入关，满族语言的口音与东北土话相近，使得满清贵族和汉族官员沟通吃力，宛如鸡同鸭讲。
于是，康熙帝便下令所有满族人学习汉语，但是，由于满人说不出翘舌音，蹩脚的满族京腔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而现在北京的儿化音，其实也是受满语影响而来的。
到了公元1728年，“北京话”正式升级为“清廷官方语言”，也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而现在的普通话，也已经是联合国官方工作语言之一，全球有超过14亿人口在讲，可谓是一门真·世界语。
说起“整风运动”，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很多年轻也只是从历史书上，窥见过一二。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整风运动”，最有名的那次则是始于1941年5月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
直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整风运动才宣告圆满结束。
之所以当时会开展这一次整风运动，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很年轻，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而出现过多次“右倾”或是“左倾”错误，险些输掉了革命。
除此以外，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焦点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点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的思想路线等等，迫切地需要统一思想，让劲往一处使。
在有了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先例后，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27日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
最终，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高达55万人，而他们的“下放劳改”也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关于“大跃进”，人人都知道，它不仅错误，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在大跃进的一开始，绝大多数人都是兴奋，拥护的。
因为，一方面，新中国虽然独立了，但是经济条件却很落后，而，如果没有了经济上的保障，那么政治上也得到不到保障，因此，迫切地需要把经济文化快速地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的确取得了很多惊人的成绩，比如，在土地改革中，让3.1亿穷苦人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而在朝鲜战争中，让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吃了一个打败仗。
虽然一开始，大跃进的提出，只是为了鼓励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结果，随着时间对发展，大跃进的口号也就越变越夸张了。
比如，一句要在“15年超越英国的炼钢产量”就整出了一场几千万农民山上伐木炼钢，看到出了点铁水，便向领导们汇报，却任由稻子烂在地里的闹剧。
另外，加上人民公社里刮起了一阵“浮夸风”“共产风”，各种胡乱吹牛逼，立flag，动辄就是“我要亩产3000吨、5000吨，10000吨”，差点把国家搞垮掉。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
稀缺效应下的“不顾一切”，如果说对个人来说，是焦虑与抑郁的双重折磨，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停滞、老百姓的饿死，和政治的动荡。
因此，做人，一定要对自己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的能力究竟在哪里，而不是，头脑发热，给自己“瞎打鸡血”。
在西部，有一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圣地，那里有着蔚蓝色的天空、巍峨的山峰、终年不化的积雪、恢弘的庙宇，和虔诚的信徒。
然而，在1959年3月28日以前，整个西藏地区处在封建政教合一农奴制的暴政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以法律形式把人分为三等九级，明确地规定了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允许领主阶级买卖和奴役农奴。
好在，1959年，悍然发动以实现所谓“西藏独立”为目的的全面武装叛乱，彻底敲响了埋葬封建农奴制的丧钟。对此，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前同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分子进行决战，进行一次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平息叛乱的战争。
直到1959年5月31日，广大的农奴们已经在中央颁布的《关于在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简称“十三项政策“）的领导下，有步骤、有区别的消灭农奴制度：
第一步以“三反双减”，即“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为主，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明令宣布废除乌拉差役制度，废除高利贷，解除农牧民的人身依附；没收参加叛乱的贵族、寺庙及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土地，由原耕农民耕种。
此外，中共中央还创造性地确定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耕畜、房屋实行赎买政策。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西藏的百万农奴分得了土地和牛羊，终于不用再忍受奴隶主的折磨了。
以上，便是新中国刚成立10年（1949年-1959年）的大事记。
唯有不忘历史，我们才知道未来要去往何方。
若不是整理了1949-1959年的历史，灵遥也不敢想象历史上的共产党和老一辈的中国人们，都是如何突破重重艰难险阻，走到了今天。
用历史的眼光看今天，也让我意识到没有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么，努力建设美好未来，就是对国家最好的祝福。
毕竟，只有国家强大了，老百姓们的安居乐业才能得到保障。
下一篇文章里，灵遥将继续为你整理1960年-1969年发生的大事，希望用一幅幅老照片，和一个个故事 ，为你讲述中国的变迁。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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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武灵遥，一位践行着“日读书一本，日更文一篇”的职业读书人，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书语人间（syrj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