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麦穗小鱼

题记：

有人说，读懂了鲁迅，便参透了人生。

小时候，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总觉得晦涩难懂。所以，我们只会嘲笑孔乙己的傻，只会同情祥林嫂的惨，只会讥讽阿Q的蠢，却总也搞不懂他笔锋之下文字背后的真正内涵。

长大后，进入了社会才慢慢领会，先生诚不欺我。他对国人的评价，在多年后依然是那样的一针见血，精准而又透彻！

他言语犀利，毫不留情，可是真话往往是那样的刺耳，“横眉冷对千夫指”;

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却对这个国家爱得深沉，“俯首甘为孺子牛”。

面对现实，我们是否依然敢表态？

生活雕刻着每一张曾经朴实无华的脸，送走了青春，也带来了疲倦。

如今，我们的脸上不只写满了沧桑，更是沾满了世俗、圆滑和参透世事的浮夸。

这段时间，带出三个冠军的《中国好声音》导师那英，被舆论“狂轰滥炸”，搞的焦头烂额。有人说她太装，有人说她“既然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敢大大方方地表态？”

说到表态，你是否还记不记得那英的徒弟，第一季《好声音》总冠军梁博的那首歌《表态》。“你总是静静的期待，你总是面容不改，你总是相信会有一朵花开，......一起走过时间海，如果面对现在，我们依然敢表态......”

不知道为何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感觉是在唱自己。

小时候我们敢肆无忌惮地“发表高见”，长大后却选择风轻云淡地“装聋作哑”。从“发表高见”到“装聋作哑”，从“肆无忌惮”到“风轻云淡”，记录了我们说话方式的改变，也记录了我们成熟的轨迹是多么苍莽。

蓦然回首，淌过时间海，我们都变了。变得连说话都小心翼翼了，也变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人。这一切我们浑然不觉，却又变的那么彻底。就像宫崎骏老师说的那样，“成长是一笔交易，我们都是用朴素的童真与未经人事的洁白交换长大的勇气。”

好像今天的我们，都被迫圆滑，被迫迎合这个世界。这难免有些悲壮，但我们又乐意做这个世界的“殉道者”。生活的“盘磨”让我们习惯了奉承，习惯了欲言又止。

为什么不敢说真话？

因为说真话会让我们四面楚歌，甚至受伤。一如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的巴金所言：

“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说真话， 因为他知道身后会有千万个美国人用行动支持他。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说真话， 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同胞会默默地与他保持距离。”

于是，好多事情我们即使看的一清二楚，也通常会三缄其口。似乎，“沉默是金”、“祸从口出”被人们当成了为人处世的箴言。

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有一次，部门经理召集我们开会。他口若悬河地讲了一大堆，最后说：“大家看看有没有更优质的方案。”结果，大家是面面相觑。

唯独我这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站起来说：“领导，我认为把方案中的这一条改成XX，效果应该会更好。”

经理说：“好，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其他人还有建议吗？没有，就散会吧，那个你留下来，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刚才的建议。”

我还暗自欢喜，结果领导对我的建议只字未提，上来就不怀好气地说：“提建议也要注意场合，这是最起码的尊重。”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赶忙赔礼道歉，“是，是，领导教训的对，我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回到办公室，同事问：“是不是挨批了，谁叫你乱说真话的。”

我笑了笑，算是对他的回应。

可是，那句“谁叫你乱说真话”犹如一记耳光，打醒了我。却又极具讽刺意味，何时我们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说好的“小信诚，则大信立”呢？说好的“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呢？

不由地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

“中国人通常不敢正视问题的主要矛盾，深入骨髓的虚伪，总是会用瞒和骗，躲开解决问题的关键部分，得过且过。恰恰证明了国民性格里的的懦弱、懒惰而又巧滑，容易满足，又极易堕落。”

深以为然！

鲁迅先生的“有所讲，有所不讲”

在国人的印象里，“狂人”鲁迅是最敢说真话的。然而，先生却写过一篇文章，叫《我要骗人》。

在这篇文章中，他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年冬天，实在无聊，便想去看电影。刚走进电影院的大门，便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捉住了。

“是个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都冻的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

我觉得对不起人，便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他一块钱。他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张收条，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摘自鲁迅《我要骗人》

文章后面，鲁迅讲到，我明明知道当时的募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钱根本不会到灾民手中，只会被"蛀虫”盘剥一空。但是我不能把这实情告诉小女孩，因为看着小女孩热情的、渴望的目光，于心不忍。

就像他在原文中写道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

是啊，如今的我们也不爱看别人失望的样子。于是，我们也遵循着一定的说话之道。那就是，所说之言要能取悦别人。至于真假，谁管呢？

曾经有媒体做过一次“街访”，问题是：你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有三个选项，

A:想听真话，无论中不中听；

B:想听真话，最好还能悦耳；

C:真假无所谓，只要听起来舒服就行；

结果显示：选A的占15.3%；选B的占58.8%；选C的占25.9%。

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结果会作何感想。其实，心细的人会发现B和C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喜欢听悦耳的话”的人占到了84.7%。

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听“顺耳”的话，那我们也只好投其所好，专挑一些甜言蜜语，沐人心扉的话说了。

但是，我们所谓的“挑着说、捡着说”和鲁迅先生的“有所讲，有所不讲”看似异曲同工，实则有本质的区别。鲁迅的“有所不讲”是善意的，而我们的“挑着说、捡着说”更在乎的是取悦别人。

当下，很多人都热衷于整容，这无可厚非，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很多人不仅面子上整容，内心也做了“整容”。“内心整容”的外在表现就是，带着面具生活，不愿说真话，“心是口非”。

然而，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就得伤筋动骨扒皮。但，很多人不以为然，会把自己的“圆滑”和“世故”当作成熟，并以此为荣。

“圆滑”和“世故”是真正的成熟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立论》，说话的三种方式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收录在《野草》散文集里，叫《立论》。

文章中提出了三种说话方式：第一种，按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别人的需求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说中庸的、模棱两可的话。

这篇文章深刻揭示了国人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劣根性，同时探讨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国人的“折中主义”。怎样才能“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要做到这点，就只能采取逃避态度，采取“折中主义”两边都不得罪。

说到底，“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敢直面问题，故意掩盖主要矛盾的，“老好人式”的处世之道。

我们恐怕每天都面临这样的抉择，是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还是说别人希望听到的话？亦或是说“哈哈主义”的话。

《罪与罚》里，有这样一句话，很是触动。

“世界上没有比说真心话更困难的事，但也没有比阿谀奉承更容易的事。”

阿谀奉承的话我们经常听到，说起来也毫不费力，因为不用担心得罪人。但是，真话往往不中听，讲出来遭人嫌弃，吃力不讨好。如此一来，我们只好说那些让他人听着舒服的，违背自己内心的假话了。

其实，除开说假话，我们似乎更愿意说模棱两可，左右逢源的话。因为，这样的话是折中的，调和的，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甲方、乙方都不得罪，似乎非常客观公正。

鲁迅先生对此有着更加精妙的表述，他在《无声的中国》中写道：

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摘自鲁迅《无声的中国》

从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折中”，说话就轻避重、闪烁其词，根本原因在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没有伤及自己的利益，那我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看客。更甚者，会拿别人正在经历的痛苦来治愈自己的不如意。而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羽毛，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撒泼打滚”式的抗议。

当然，我们无意于站在道德的高度去指摘那些把“折中主义”当成自己处世哲学的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活法，也都会形成自己认为可以“如鱼得水”的处世规则。

我们只是想提醒大家：能否在取悦别人，热衷于“折中”的同时，尽量活得真一点，明白一点。

毕竟，人这一辈子如若仅仅活在虚幻的客套中，是否缺少了点“存在感”。

说真话，永远比虚情假意更得体

《战国策》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邹忌身高八尺，神采焕发，容貌俊美。一日清晨，他穿戴打扮好，看着镜子问妻子：“你看我跟城北的徐公比，谁更俊美？”妻子说：“您俊美得很，徐公哪能跟您比。”徐公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邹忌自是不信，又去问了来家中拜访的客人，结果客人也是一样的回答。

翌日，徐公来家里做客，邹忌细细打量他，发现徐公比自己俊美得多，自己根本比不上他。邹忌不禁感叹：“妻子说我俊美，是偏爱我；小妾说我美，是畏惧我；客人说我俊美，是有求于我啊！”

这个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虽然甜言蜜语不伤人，但是不靠谱。

不靠谱的话，说的意义又何在？难道只是为了取悦别人，或许也是为了取悦自己吧。为了能让自己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为了能让别人买自己的好。

然而，甜言蜜语说多了，真的不伤人吗？不尽然！

它会让我们陷入别人的甜言蜜语中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真的还不错。从而，遮掩住身上的缺点，羁绊住前行的脚步。

有些人认为，“悦耳的话很得体，也是一个人有修养的体现。” 不免诧异于他们的逻辑构建，“悦耳”和“得体”、“修养”怎可不假思索地画上等号呢？

“悦耳”的话难免会包含虚情假意、迎合奉承，这只是说话之术，绝非说话之道。就像，情商大师蔡康永所说：“我不在乎说话之术，而在意说话之道。我的说话之道，就是把你放在心上。”

对此，鲁迅先生也喊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说：“说真话，永远比虚情假意更得体。”

因为，虚情假意的话听起来舒服，但只能暖一时。而真话，或许会让你当时心生不悦，但心情平复后，它就像冬季里的一杯酒，给你温暖，润你心肠，并且会历久弥香。

人生在世，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从他们的口中听到千言和万语。其中有真话，有谎言，该如何过滤，又该如何倾听，可谓是一种智慧。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边的人往往能从不一样的角度发现你的缺点与不足。但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量，大多数人并不会说给你听。相识满天下，难得是诤友。那些能够对你直言不讳的人，才更值得你以心待之。

“从谏如流”这个词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吧，战国的齐桓公与管仲，齐威王与邹忌，西汉的汉武帝和东方朔，三国的刘备与诸葛亮。当然，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当属唐朝的唐太宗与魏征。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唐太宗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长孙氏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魏征常常在朝堂上当众刁难他，使他下不了台。皇后听了，连忙向唐太宗道喜说：“魏征之所以敢当面直言，是因为陛下乃贤明之君。明君有贤臣，欢喜还来不及，怎能妄开杀戒呢？”太宗恍然大悟，此后更是“励精政道”，虚心纳谏，对魏征倍加敬重。自此，君臣合璧，相得益彰，开创了大唐“贞观之治”的恢弘盛世。

魏征死后，唐太宗悲痛万分，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阿谀奉承的话虽然好听，然而虚假的赞美，远没有真诚的批评可贵。

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直言的劝告，还是尖锐的批评，虽然听着不太舒服，但都应该意识到，他们是在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善自身的机会。

其实，真话和假话就像是一个耳机的“左声道”和“右声道”。

如果我们在传输真话的“左声道”上安装了消音器，只把传输让人听起来悦耳的“右声道”塞进耳朵里，并调大声音。迟早有一天，我们的耳朵会“聋”的，心也会“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