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姚峥华
上：杨绛 ；下：张爱玲
杨绛生于1911年，2016年去世，享年105岁。张爱玲生于1920年，1995年去世，享年75岁。
同时代的两位杰出女子，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经历、性格特征，两人都享有“不近人情”的坊间“美誉”，时刻与尘世保持距离。把她俩放一起，不管是杨绛还是张爱玲，估计谁都不愿意。
这里却不得不把二人相提并论，只因台湾《联合文学》前总编辑丘彦明的《人情之美》中有这么一句话：
（给张爱玲）寄去《干校六记》一书，她看了在信中写下：“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张爱玲对杨绛作品的评价，震动颇大。
之所以震动，是2016年杨绛去世后，作为其挚友的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应《湖南日报》之约，拿出杨绛生前写予的两封信，由王平先生代写文章交代缘由（题为《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于报纸上刊登，以表怀念之情。在其中一封里，杨绛谈及张爱玲，这里摘录部分：
前天刘绪源赠我一本《翻书偶记》，序文是你的大笔，忙翻开细读，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她的朋友苏青却来找过我。苏青很老实，她要我把她的《结婚十年》编成剧本。
信写于2010年1月20日。关于此信刊登所掀起的波澜，则是后话。
坊间一直对杨绛张爱玲的互评有一些描绘，但往往旋即被否认，无从查证。有记载的只是一些相关人士讲述的零星印迹。1979年钱锺书访美，回答台湾作家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20世纪90年代安迪（作家陆灏的笔名）到钱北京的寓所重问此事，钱说那不过是应酬而已，因为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据说当时杨绛曾在一旁补充，“劝他不要乱说自豪感，以免被别人作为引证”，钱锺书说无所谓。水晶后来出版的作品《夜访张爱玲》提到：“我又说《围城》当然写得很好，可惜太过‘俊俏’了，用英文说，就是‘too cute’，看第二遍时，便不喜欢了。她（张爱玲）听到这里，又笑了起来。”水晶据此推断“看来她同意我的看法”。
宋淇儿子宋以朗著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里也有这么一段：
究竟钱锺书和杨绛是否真如网络传闻中那么瞧不起张爱玲呢？你不可能在父亲和他们的通信中找到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蛛丝马迹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那本书叫《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 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
宋以朗的分析和论断未必准确，不经作者本人授权随意选编合集的做法还少吗？当事人杨绛或张爱玲都未必知道此事或见过此书。
张爱玲一直给人高冷的感觉，不愿见人，谢绝活动。杨绛更是深居简出，她坚辞各种桂冠头衔，谢绝各种邀约集会，警惕各种以拜访为由实欲得私利、赚私名的举止行为，甚至为捍卫亲人的隐私名誉不惜年过期颐仍挺身而出。那么，张爱玲对《干校六记》的评价，杨绛知道吗？不得而知。
从现存的公开信息上看（且不管背景如何）：张爱玲对杨绛《干校六记》的评价表明了她在这一部作品上对杨绛的欣赏和认同；杨绛给钟叔河的信则表明了她对张爱玲从人（一脸“花生米”）到文（意境卑下）的偏见。
这种互相的评价是白纸黑字在信里公开了的。
（选自《作家文摘》总第225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