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有一道家喻户晓的“中国菜”——左宗棠鸡。吊诡的是，这道菜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本人没吃过，遥远的亚细亚的中国人也没吃过。但美国人觉得这是特正宗的中国味儿！
这种文化的“他者”想象，不仅体现在饮食文化上的错位，在电影里也不断上演着“我以为就是他以为”的误会。
改编自华裔作家关凯文同名小说的电影《摘金奇缘》，8月15日上映后随即拿下北美地区当周周末票房冠军，如今已顺利成为北美票房最高的全亚裔电影。如此“扬眉吐气”的盛事，自然也引发国内强势围观，如今该片已定档11月30日在内地上映。
距离上一部全亚裔演员阵容的好莱坞影片《喜福会》，已经过去了25年。而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电影技术不断发展，大众对电影的消费口味持续改变，好莱坞主流电影对亚洲人的“想象”仍然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
电影《喜福会》
在一个新加坡富人社群里，朱瑞秋的美国人身份和中产家庭属性，成为本片最大的戏剧冲突。《摘金奇缘》在宣传期间，一直把“全亚裔演员阵容”作为卖点，捆绑着各位演员在好莱坞打拼的艰辛故事，将电影推销给有相似困扰的亚裔观众，同时也刺激着非亚裔观众的好奇心。
影片的意外走红为北美夏季电影季的收官掀起高潮，受到影评界和观众的好评，被认为是体现好莱坞多元化趋势的代表作之一。作为典型的ABC，导演朱浩伟并不是最前沿的电影人，却用敏锐的“文化嗅觉”完成了又一次对美国主流思潮的“献祭”。
这部电影以戏谑轻松的角度，描述了亚洲富豪生活，恰恰表现的还是如今欧美人士对于亚洲人的一致看法：“既有钱，又吵闹”。在我看来，尽管亚洲美食令人垂涎三尺，婚礼场面美得令人落泪，但本质上还是一盘“左宗棠鸡”。
亚洲富豪不差钱
《摘金奇缘》讲述了纽约大学经济学女教授朱瑞秋，随男友杨力前往新加坡参加好友婚礼的经历，不曾想到男友竟是富二代，此次出游意外地成为“会见异国婆婆”的疯狂之旅。
英文片名《Crazy Rich Asians》（疯狂有钱亚洲人）恐怕很难引起中国本土观众的好感，但是换成《摘金奇缘》无疑是“拜金”的进阶说法。尽管因金而起，但是这恋情不俗气啊，奇缘！
影片开头杨紫琼饰演的杨夫人在外国酒店遭遇歧视，而又靠金钱“挽尊”的情节，虽大快人心，却透出老套的悖论逻辑——有钱的亚洲人用钱买尊严，没钱的亚洲人继续被歧视。
当亚裔努力与贫穷划清界限，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差钱”的时候，其实就已将自己摆在了劣等的位置。《摘金奇缘》这种“麻雀变凤凰”的故事，放在90年代的好莱坞喜剧里都会显得格外“老土”。但经过导演的妙手回春，安上一个“黄种壳儿”，立马赢得美国主流舆论的自吹平等的高潮。
在导演的思维里，横亘在朱瑞秋和杨力两人爱情之间的，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如果两人选择了不同的答案，那么他们便无缘美满结局。双方都需要在两种截然不同且无法相融的生活方式间做出选择。
女方的两难在于，是顺应新加坡富人家庭对于女性相夫教子的要求，成为一个把家庭利益置于个人幸福之上的好妻子？还是在纽约继续经营自己的教书事业？
而男方则摇摆于，是服从家族意志，接下经营家族企业的使命？还是解除束缚，和女友在纽约携手奋斗？影片最后，朱瑞秋不仅坚持了她的个人主义，拒绝为庞大的家族牺牲独立与自由，还成功让未来婆婆最终妥协，为自己赢得了幸福。
艰难个屁啊！要么结要么不结。平心而论《摘金奇缘》这种婆媳大战的精彩程度，放在国产家庭剧里，处在被吊打的水平。它的成功在于，剧中的亚裔从头到脚到思维方式都和亚洲的本土亲戚毫无关联。
杨力看似是其母亲和女友所争夺的对象，实则是个无用的“道具”。他的选择依赖于两个女人的意志，母亲的角色代表通过坚固的家庭制度而建成的亲缘关系，而女友的角色则彰显着家庭因爱而存在的原则，最终母亲输给了女友，《摘金奇缘》的故事内里依旧是美式价值观获得了优胜。
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摘金奇缘》之前，上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华裔电影是1993年的《喜福会》。电影直观细腻的描摹了中美语境下女性，在文化变迁中经历的伤痛与觉醒、冲突与融合，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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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中，华裔母亲各自经过伤痛和抗争后，带着对幸福生活的殷切期望来到美国，在她们看来，美国是一个不复专制父权的，自由而广阔的生活空间，通过个人的努力势必会过上渴望的生活。
但是事与愿违，在这片将所有白人之外的民族都视作少数民族的国度，她们面临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加上难以用流畅的英语与他人沟通，且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处世哲学，导致她们长期游离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地带，过着地位并不高的生活。
为了生存，她们选择忘记身份，并努力与这片国土上的异质文化求和，她们学会了用简单的英语和当地人交流，但她们却很难跨越文化的隔膜完全融入美国社会。
她们既遗失了在中国稳定的文化系统中形成的文化身份，又不能融入白人至上的美国文化从而获得新的文化身份，因此，她们只能在文化的错位与纠缠中摇摆生存。
她们建立了 “喜福会”，通过举办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聚会，来制造一种文化隔离。企图将自身与异族文化短暂地隔绝，悉心保存着属于自己的独立与快乐，然而只不过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罢了。
在中美文化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华裔母亲们，将全部的期冀寄托于女儿们身上。又不自觉地采用中式教育理念，对待本身就对中国文化备加排斥的女儿们，导致母女间矛盾重重、冲突频发。
电影中，女儿辈的Rose自我定义为美国人，但这并没有得到主流白人群体的全面接纳。Rose男朋友Ted的妈妈在第一次见到她时，委婉地指出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东方人作为Ted的妻子。
“甄嬛”邬君梅
虽然Rose仍然嫁给了Ted，似乎成功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然而可悲的是，婚后的Rose对丈夫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中国式妻子的温顺、服从和沉默。几乎丧失了美国文化中男女平等、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意识，最终招致Ted的不满和出轨，婚姻一度濒临崩溃。
Rose的悲惨遭遇表明了，东西方文化对立境遇下成长起来的华裔女儿们，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对抗，和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追随的双重失败。
工具化的女性华裔
《喜福会》和《摘金奇缘》的均体现了他者视角下工具化的女性华裔形象。在此类电影中，东方女子通常温婉顺从，缺乏张扬的个性，在遇见西方男子时身处逆境，而西方男子则被塑造成拯救者一类的角色，性格勇猛正直，带她脱离苦海。
《蝴蝶君》
萨义德曾说：“西方文化中一切关于亚洲的虚假和理想化的形象，都只是欧洲和美国的殖民帝国主义的野心的证明。”而这种“虚假和理想化的形象”，都源于他们作为白人和强国的地位优越感。
这一主题在1993年的《蝴蝶君》中被较为深刻地探讨，正如宋丽伶在审判中的那一段严厉控诉：“西方总认为自己是男性的——强大的武器，强大的工业，强大的资本——而东方是女性的——是纤弱的。我身为一个东方人，（在他们看来）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男人。”
1992年让·雅克·阿诺导演的《情人》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越南西贡发生,的爱情故事。
《情人》：梁家辉
那个年代，中国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下屡战屡败，丧失主权，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持续下降。男主人公虽然家财万贯，但在一贫如洗的白人女主角面前，还是感到低人一等。
《情人》中明明相爱却难以相处的恋人，恰恰代表了中西方文化的互斥性，影片强调的是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冲突，结尾通过男女主人公矛盾加剧最后天各一方，落在了悲观的“冲突无法调和”论调上。
2005年的丹麦电影《中国先生》：中餐厅老板拜托常客肯德，和自己签证即将过期的妹妹玲假结婚，以使后者获得合法居住权。
玲不会说外语且性格内向，“嫁”过去后几乎全天候地照料肯德的饮食起居。精致的中式餐点和刺绣繁复的生活用品，无不塑造着一个传统又典型的东方女性形象。
2014年的英国电影《轻轻摇晃》则以家庭作为切口展现了中西文化在小视野下的交流与碰撞。电影讲述了一对华裔母子从柬埔寨移民到英国，当儿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去世后，他的室友理查德向母亲珍伸出了援手，可是珍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而理查德其实是儿子相处多年的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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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安排暗示了中西文化冲突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对话沟通抹除，文明交流的复杂性是深层次的，比表面上的更加棘手，《轻轻摇晃》传递了这样的主旨，即中西文明可以基于平等和交流层面的互相接触，但达到相互理解还需借助特殊的媒介（比如电影中的家庭），并且这一过程是长期又曲折的。
通过梳理这些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电影中的华裔女性都是西方白人男性眼中的“他者”。他者的优越地位归属于强势的西方话语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与具有复杂人性的真实的中国人形象相去甚远，使得华裔角色塑造流于表面。
在电影中，西方文化承担了注视者的角色，华人形象则以被注视者的他者身份出现。在这种注视中，作为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华人形象，显示出的其实就是想象者的观念意识将启蒙教化和拯救。
从《蝴蝶君》到《喜福会》再到《摘金奇缘》，被纳入西方审判体系下的中国，华人总会以三种形象在荧幕上出现：
一是作为落后地区的人民、对西方强权逆来顺受的弱者；二是因文化差异与西方当地人产生剧烈冲突矛盾的边缘人；三是在西方男权导向下，以华裔女性为特别代表的顺从的人。
绝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左宗棠
这些富有偏见性的角色以影像为载体在国际上有更强的误导性。这种“误导”的后果 , 不仅在于真正的华人形象被误解 , 还在于被误解的形象很难在现实中消解，如同一盘盘在唐人街经久不衰的“左宗棠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