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基本上是跟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相伴随，从未中断，影响深远。早在商朝，宗法制已经产生，到了周朝，宗法制就已经很完备了，所以，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完全不受宗法制度的影响。要理解中国的社会，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宗法制度。可以说，不了解宗法制度，便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
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伦理型社会，中国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其表现主要有如下三点：
（1） 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
由于对血缘关系的特别看重，因此整个中国社会拥有一种非常浓重的孝亲情感。所谓孝亲，不仅仅是每年要按照不同的时节进行祭祀，以表示对已经死去的祖先的敬重，同时也表现在对活着的那些长辈要绝对地顺从孝顺。整个社会把孝敬当作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所谓“百行孝为先”。一旦被加以不孝的罪名，在社会上便无立锥之地了。西方人的一切都是法律义务，无须背负沉重的心理包袱。而在中国，裙带关系、人情债层层裹挟，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导致法治的执行困难重重。往根源处思考，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现象。
（2） 对传统的极端尊重。
人的宗法地位由血缘尊卑决定，老祖宗辈分最高，血缘最尊贵，老祖宗的话就是金科玉律，长此以往，造成了我们对传统的极端尊重。这股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对每个人都是深深的束缚。中国的思想家似乎很难提出一套自己的思想或学说，在中国人的传统中，一定要证明学说是有来历的，思想是前代经典已经有过的，新的著作不过是在阐发经典学说而已，这是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最大的不同。从春秋战国的十家九流发展到汉代，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思想，表面看来，中国几千年都在遵循孔子的“述而不作”，只是在解经而没有自己的思想 。其实在这几千年里，许多学说不可能没有变化，各种思想都在发展，但是任何时候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些新变化归入孔子思想的范畴，都将它们说成是儒家学说的演绎。汉代是儒家开始独尊的时代。孔子生活的时代与汉代的时代环境完全不同，孔孟的民主思想、民本思想，“天道远，人道近”的现实精神，已不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需要。为了适应汉代环境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一套治国方针，加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神学的内容。但董仲舒不敢说是另创一派，只能说是在解释孔子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他的口号，也是宗旨，实质上这是第一次以尊崇孔子的名义对儒家做出的改造。
北宋时赵匡胤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汉代那种对儒家学说的解释已不适合唐宋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改造了儒家，提出了新的儒学，这就是理学。但朱熹并不标榜这是自己的新学说，只是说他的学说才是儒家的正宗，才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到了20世纪民主革命、文化启蒙的时候，当时以康有力、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主张改革，主张废除帝制，本来这种主张绝对是前无古人的，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是有来头的，便假托这是孔孟的观点。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宣称在孔子时期，已经有了这种推翻帝制、实行民主的主张。这是非常典型的用新的思想来解释孔孟学说的做法。其实历代的学者不断地用新的思想阐发孔孟之道，与原始的儒家即使没有分道扬镳，也已相去甚远，那为什么仍然要打着“儒家”的招牌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太强大，谁都不敢离开原点，谁都不敢戴上离经叛道的帽子，所以即使是新的学说也要冠以旧的名目，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
不仅思想界如此，文学界、艺术界也不例外。思想政治有“道统”，文艺界则有“文统”。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写文章要按照秦汉时的写法，写诗歌要按照盛唐时的写法。宋代时有一个“江西诗派”，他们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追求字字有来历。中国的书画也是这样，很多笔法都是用前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就是普通的酒楼、一般的护肤品的广告，也要标榜其古方有多少年历史。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对文化传统高度尊重的现象。这样一种文化范式，有其正面的作用，它使整个民族有凝聚力，大家很容易达成对待文化的认同和共识。当然，也有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文学艺术就是创作，其最高境界是自己的独创，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写出人家心中所有、口中所无的东西。而因循守旧容易让我们墨守成规，从而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
（3） 很多观念都跟伦理挂钩。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不管是哪一个学科，最后都会跟伦理联系上。比如研究天文历法，本来是跟伦理学毫无关系的，但在中国，天文历法一路研究下去，最后便出现了“天人感应”，上天跟人是相通的。所以，如果人世间的社会政治治理得好，上天就会嘉奖，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人世间治理得不好，上天就会惩罚，三年大旱或者大雨滂沱。这样，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就跟人世间的道德善恶联系在一起。在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中，临刑前的窦娥许下三桩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干旱三年。她要苍天证明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天象向无情的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在这三桩誓愿中，其心理基础就是相信天人感应，相信上天会对人世间的事情进行善恶的审判。
导致中国文化的政治型范式
（1） 两千年一贯制的“思想大一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至上，加强思想控制是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将巩固政权作为最重要的事，这就是政治型范式。
从战国时的法家开始就要求全国思想统一，不容许与朝廷不一样的思想存在。法家韩非子、李斯要求思想统一到法家学说上来，到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便是要求全国人的思想统一到儒家学说中来。儒家学说是统治思想，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谁都不可以对孔子的学说公开地表示反对。到了宋明理学就更严格，像明代的官方学校，要是有哪个教师在课堂上讲与儒家不一致的学说，马上就被开除；哪一位学生敢公开讲跟儒家、跟朱熹的解释不一致的观点，不仅是被开除，而且永远不能做官。明代以后，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教本，同时规定一定要用朱熹的解说，不允许有其他的解释。专制时代没有政治思想上的学术讨论，如果最终定不下来是非对错，便由皇帝来裁决，皇帝说对就是对，说不对就是不对，一经说出即成定论，不能再有争论。
（2） 中国古代的学说除了讲伦理，就是讲政治。怎么样做人？怎么样治理国家？这是中国学说中两个最基本的内容。在这样一种重视伦理、重视政治的文化熏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了自己的人格建构。那么，理想的人格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内心的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外王”就是要懂得政治，懂得如何治理国家。这种知识分子人格的建构，使得中国历代可以用科举考试的方式来录取官员，使得“学而优则仕”成为每个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架构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古代过渡到现代社会而宣告结束。这种文化心理几乎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可以说生活在当代社会的我们也受到了影响。
（3) 顽固的官本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往往不是他学术上的成就，而是他政治上的成就。社会上每个人的价值都由他所担任的官职来决定，要实现个人价值就是要当大官。换而言之，哪怕一个人的研究有再大的成就，如果没有相应的官职的话，那也是一无所有。所以中国没有纯粹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假使有也很难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东汉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发明家叫张衡，他发明的地动仪和浑天仪，都是当时先进的天体仪器。他还科学地指出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我们看到月亮的光是它反射地球的光而来的。同时，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我们学汉代文学一定会提到他的《四愁诗》《归田赋》，前者是较早出现的七言诗，后者是散体大赋向抒情小赋过渡的标志性作品。这些都表明张衡的独创性非常高。这样一个人物，他在科学上、文学上的成就都达到了当时的顶尖水平，但是他得以在史书上留名，却不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文学成就，而是因为他当过一段时间的河间相。这个官职让他有资格被记入史书，史书就是以他河间相的身份为他写下了一段话，顺便提到他在文学及科学上的成就。如果他没有当过官，那他在科学、文学上的成就也许就留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