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
作者：祝宝良 中国发展50人智库成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
中长期内，可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的，并在需求因素的影响下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在各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速度。1978-2019年，在平均9.5%的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贡献5.7、0.8和3.0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效率更高的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外向型发展战略、教育水平改善、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应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由于储蓄率回落、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转移效应和对外开放外溢效应降低、资源环境约束、产业结构向服务业演进等原因，“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6.5%左右，“十四五”时期为5.5%左右。
一、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测算方法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以索洛等人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其基本观点是需求变动不影响经济的长期趋势，因此主要关注宏观经济供给能力的长期变化。索洛增长模型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之上，是当前最为常用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数量工具，其突出特点是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识别和度量，能充分体现潜在供给方面的特征，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的中长期趋势分析。
1、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社会生产活动和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一般把现存的全部资本资源称为资本存量。但在经济增长中，有一部分仅凭资本和劳动是无法解释的，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将之归结为科技进步的作用，即索洛余值。实际上索洛余值并不仅包括科技进步，还包括规模经济、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改善，所以一般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
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但一般分析时不考虑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未能识别的增长因素和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和技术进步的程度。
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由制度变革因素和技术因素等多因素构成的综合体，为了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本研究中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劳动力转移、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科技水平提升等四个组成部分。
2、测算步骤
整个测算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利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建立我国的生产函数，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三部分，分别测算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将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劳动力转移、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科技水平提升等四个社会制度和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三步，基于历史上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并结合对要素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趋势判断，测算经济潜在增长率。
总的看来，整个测算过程是一个先分解再加总的过程，其优点是可以清晰的解释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哪里，以便于制定相应的对策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3、测算方法
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经济增长潜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对于生产函数中参数α和β的估计，有经验法、回归法和份额法等三种方法。其中，回归法由于较为贴近实际情况，并可以避免主观随意性而使用最多，本研究也使用回归法估计生产函数的参数。
在估计出参数α和β之后，结合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据就可以得到资本和劳动着两大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下来，使用产出增长率扣除投入要素增长贡献后的残值，便得到索洛余值。
4、测算结果
在劳动力存量的衡量上，选取了从业人员数代替劳动力存量。对我国资本存量，大部分学者均采用永续盘存法，其计算公式：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持续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1978-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2%，2010年起，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并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贡献中，除了资本积累和劳动数量投入引起的经济增长外，其他因素引发的经济增长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数量分析表明，在平均9.5%的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贡献5.7、0.8和3.0个百分点。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平均贡献70%的水平，大体上与韩国、台湾、新加坡、印尼、泰国等东亚国家和经济体水平比较接近。我国过去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积累驱动的结果，带有较为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
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看，五大因素明显提升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是通过改革释放经济要素的活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效率更高的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提高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二是通过外向型发展战略，大规模利用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干中学”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率0.9个百分点；三是因教育水平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本提高和研发投入带来的科技进步，则大约分别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6和0.5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如规模经济效应、管理水平改善等，大约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1个百分点。虽然我国研发和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年提高，但总体作用仍然较小。
我国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动力转换。1978至2001年，是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多轮驱动”阶段。通过增量改革和渐进改革，不断扩大开放，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二、三产业比重平稳上升，轻重工业较为协调，形成了资本积累速度较快、劳动力数量增加、劳动力转移加快，对外开放效应显现的局面。
2002至2008年，为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双轮驱动”经济增长阶段。以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我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居民消费在满足了吃、穿、用等基本需求后开始向住、行等较高端需求转变，重化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劳动力总量增速减慢，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阶段表现投资增长快，对外开放的外溢效应增强，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工业化的规模优势提升。
2009至2018年，为资本贡献上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受到较大冲击，对外经济的溢出效应缩小。我国通过扩大内需主要是增加基础社会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居民开始由吃、穿、住、行、用消费转向高质量商品和旅游、养老、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业产品消费，产业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新兴产业发展滞后，规模效应减小，经济效益下滑。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前期扩张政策消化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
三、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会继续下降
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国际经验和世界经济史研究也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达到这一发展阶段时，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出现经济增速“换挡”现象。目前，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储蓄率回落。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抚养比回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随之下降。要素价格和国企改革加快，长期以来，低工资、低利率、低资源产品价格、低环保成本带来的“低价工业化”现象逐步消失，企业储蓄率降低。财税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相应降低国民储蓄动机。2010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1.5%的峰值后出现了下降趋势，2018年下降到45.7%，到2020年预计降至45%左右，2025年降至43%左右。储蓄率降低必然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
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就业参与率等因素决定了实际可就业劳动力总规模。自2012年以来，我国16-59岁劳动力人数持续减少，2012年16-59岁劳动力人数为92403万人，到2018年下降到89729万人，年均减少382万人，预计“十四五”期间年均降幅为0.3%左右，到2025年，16-59岁劳动力人数降至87500万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闲暇的需求将稳步提升，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滑趋势，个人劳动时间趋于减少。
劳动力转移效应和对外开放外溢效应降低。随着农产品和工业品、服务品相对价格的调整和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差距也在不断减少，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将趋于缩小。初步预计，“十四五”时期由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0.5个百分点左右。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将逐步常态化，美国已经开始并会持续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加快采取措施以全方位围堵遏制中国发展和快速追赶。“十四五”时期，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0.5个百分点左右。
我国进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时期。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比较研究表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在其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后，工业产出比重出现下降而服务业产业比重上升，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在30-50%。我国人均GDP按购买力计算在2014年已经达到11000国际元。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变化特点和收入水平变化规律看，我国已经进入到中高速发展阶段，这既在理论上符合国际上先发国家的发展规律，也为我国客观现实情况所印证。
四、我国有条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巨大余地和巨大韧性。经过40年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即便出现回落，但仍显著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现阶段一个权重极高、综合性极强、产业间关联效应最为明显、生产要素最为集中集聚发挥作用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十四五”我国经济最大的潜在所在。我国是一个城乡之间和区域经济之间差异、差距都比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就会使得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可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得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加以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和推进效应在大国就会产生新的生产力，我国经济有巨大的回旋余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不断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即应对过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应对过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并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就能成功实现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综合考虑上述主要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及其变化规律，2019和202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仍延续2009年以来的低水平状态，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3左右。“十四五”时期，劳动力转移和对外开放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降至0.5和0.5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维持在0.7和0.8个百分点。预计2019年和202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6.6%和6.4%左右；“十四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5.7%左右。
五、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建议
确保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潜力能够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既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律，同时，也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一）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推动企业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一是有效推进国企改革，国有资本要把投资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坚决打破行政性垄断。强化企业破产重组制度，实现正常的优胜劣汰过程，确保社会资源持续地进入更有生产效率的企业组织，提高投资效率和效益。二是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全面推行投资事项的“负面清单制”，严格限定和定期修订实行政府核准制的范围；贯彻落实“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市场运营理念，赋予企业投资自主权；彻底改革政府主导型的资本配置制度，避免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三是适时有序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纠正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十三五”期间基本完成资本、劳动、土地、资源、环境、汇率等广义要素市场价格改革。通过市场机制完成“创造性破坏”过程，倒逼企业由低层次、低水平的重复生产转向创新开发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活动。四是力促金融体制创新和改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建立健全金融系统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主体决定资金流向；加快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健康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幅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二）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强化开发人才红利
挖掘人口红利和开发人才红利是新时期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途径，也是克服我国人口红利过早过多消失的基础。一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支持，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继续增加可挖掘的人口红利。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能力。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义务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支持力度，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更加重视培植人才红利。二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稳步提高这些进城劳动力的就业参与率和就业质量。三是提升劳动者素质。继续加大教育支出力度，努力改善各级学校特别是农村贫困、落后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加快学校课程和专业设置改革步伐，积极推行素质教育，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水平；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职工在职培训，将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相关费用列入成本并给予相应税收优惠。四是大力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借鉴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经验，加快推动《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放宽永久居留权的工作年限等限制性条件；鼓励高校积极参与国际生源竞争，进一步扩大国内高校的国际生源比例；鼓励国内企业积极接纳优秀国际毕业生，为优秀国际生源本土就业创造更加便捷的条件。五是深入挖掘人口潜力，确保劳动力供给总体稳定。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退休制度改革，逐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扩大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规模。
（三）切实转换增长动力，全面推进创新驱动
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持续演进和优化升级的原动力，是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一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解决企业的创新动力问题。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通过创新来提高竞争力；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等普惠性措施，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完善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试点政策，扩大到所有科技园区和科教单位。二是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前沿研究、社会公益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健全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完善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机制。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降低企业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四是设立新兴产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讯、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技术研发以及推广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科技服务业、金融业等与相关制造业融合发展。
（四）扩大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大力提升后发优势
适应当前国际投资贸易机制、规则出现新的动向和变化趋势，紧紧抓住机遇统筹国际国内发展，通过扩大制度要素投入来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继续提高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一是继续扩大市场准入，更加重视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扩大包括金融保险、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有效推动我国加工制造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医疗、教育、旅游、养老等生活服务业对外开放，在继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工艺流程的绿色化、生产和消费的低碳化。二是借鉴国际上许多国家投资促进机构的工作目标早已经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经验，根据我国服务业发展需求出台针对性更强的投资促进政策。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特别是加快复制、推广上海自由贸易区有效做法，促进跨国公司扩大对我国服务业投资。三是建立一批体制机制环境比较成熟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同时力争扩大通信、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商贸等领域服务贸易规模和质量，大力促进电子商务跨境贸易。
（五）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一是强化制度保障。研究制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机制和政策性文件。全面推行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快污染者付费和矿产资源开发补偿制度定型化，探索生态环保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和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全面实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二是强力推进节能减排。落实全社会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和问责制，特别是要与企业诚信、奖惩机制相挂钩，实行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考核制度。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加强工业、建筑、交通和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和监管，加快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落实循环经济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开展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建设，深化园区循环化改造，加快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化。继续开展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推进粮棉主产区秸秆综合利用。整顿矿业开发秩序，发展绿色矿业。开展海水淡化试点示范。四是狠抓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加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力度，以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治理为突破口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完善鼓励脱硫、脱硝、除尘改造以及炼油企业升级改造的支持政策。继续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制定实施清洁水行动计划。加强土壤污染治理。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工程建设。开展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和建设，推进京津风沙源、岩溶石漠化、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等重点区域综合治理。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五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深入推进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低碳工业园区、低碳社区等试点示范，研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研究制定和完善环境税、燃油税和碳税等税收，建立温室气体统计核算体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继续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交流与务实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