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国学经典，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盐是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任何人都需要食盐的补给，以维持身体生理的需要。有人将食盐视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有一定道理的。一切烹调如果没有盐的加入，就会暗淡无味。盐的生产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且没有其他的代替品。因此，从古代开始，盐业就是一个“香饽饽”。古人将占有盐放在关系生存的重要位置上。
山西运城的池盐，可以自然结晶成盐，颗粒较大，色白，是中国古代最好的盐业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多，对盐的需求量逐渐增多，为争夺盐业资源引起的纷争逐渐增多。
相传，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很可能就是为了争夺运城的池盐。当时的池盐是十分稀缺的自然资源。运城盐池当时在黄帝部落的占据和控制之下。而居住在东方的夷族没有食盐资源，盐的供给十分困难，部落首领蚩尤为了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就向拥有食盐资源的黄帝部落发起了战争，企图将黄帝赶走，由他的部落占领盐池，以过上好的生活，但蚩尤最终战败。据说蚩尤被黄帝擒杀后，血流盐池，池水为赤色，蚩尤之躯被解，因此盐池又名“解池”。
又有传说，尧、舜、禹分别建都在平阳（临汾）、蒲坂（永济）、安邑，三都城均靠近运城盐池，说明人们当时所用食盐极有可能都来源于运城盐池。在古代，运城池盐既是本族经济发展的动力，也被用作部族之间交换物资的中介。拥有盐池的部落可以吸引其他部族到其附近地区“安营扎寨”，甚至还可能吸引某些部族前来依附或加盟，以增加部族的规模和势力。
有许多古籍记载了运城池盐。《尸子》记载了舜就解池的盐南风所做的《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周礼》中记载：周设“盐人，掌盐政之政令，运城池盐作为贡品献于周王室”。《左传》中曾经记载，晋大夫一致认为要生活在运城盐池一代，因为此处“妖娆而近盬”，“盬”指的就是运城池盐。
山西运城的池盐，历史上有多种称谓。先秦时代被称为“盬盐”、“苦盐”、“形盐”、“印盐”，汉魏时期称“河东觧盐”，唐代称“蒲州池盐”、“河中池盐”、“晋盐”，宋代称“陕西颗盐”，明清称“河东池盐”。
日本的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兴起于运城盐池附近；盐池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盐业是最早的商业，食盐是最早的产品。他还认为，商贾的“贾”，最初起源于“盬”。
运城池盐纯然而不假人力，听命于天日而漫生随收的生产方式，大约在魏晋至隋唐时期结束。魏晋时期池盐的生产方式是以沃土灌畦，称为“盐田”。唐代，盐池已普遍使用“垦畦浇晒法”。至北宋，解盐生产进一步发展，年产量可达数千万斤，能供当时全国食盐的三分之二，其税收是国家财政的支柱收入。
统治者为了控制盐业，自东汉开始，对盐实施专营。宋代庆历八年（1048年），推行钞盐制度，商人拿钱购买盐钞，然后凭钞至盐池请盐，最后运销至指定区域。虽然宋朝对盐实行禁榷制度，但已经出现了以山西商人为主的运盐商队，《垣曲县店下样》铭文记载，盐商和雇工之间用契约、标准权衡及赏罚手段等维持和调节关系，从而维系整个运输商队。山西的运盐商队的活动区间受到规定和限制，但也在被允许的范围内，为中国国内交通线路的更新和交换关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宋代的盐业输运打底，明代以后随着北方边镇市场的形成，山西商人继承和发扬了先人的经商精神，借河东池盐之利，在“开中制”的政策下，捷足先登就是顺其自然之事了。
众所周知，晋商靠盐业而发家。山西运城的盐池，自古以来就是兵家争夺之地。而国家也对盐业实施专营，那么，晋商是如何靠盐业发家的呢？明清时期是晋商的兴盛时期，其兴盛得益于四次重要的历史机遇。
晋商的第一次历史机遇是在明初。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多次出兵至塞外歼灭元蒙的残余势力。至永乐年间，朱棣五次出征漠北，元蒙势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北迁，并逐渐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分别居住在大漠南北、天山南北、大兴安岭东。三部势力均是单一的游牧经济，无耕织、地产、锅釜之事，需要仰仗中原。
起初，明政府严密防范各部与中原各地的交往，但从宣宗之后无力出征漠北，只能采取一些防御措施，如重新修筑长城；疏通南北运河；沿长城线设立九边镇，驻扎军队。据统计明政府在长城附近设有86万军队，马匹更是不计其数。如此规模的军队和马匹需要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日常的生活。因此这一带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
明政府最初解决边镇军饷的措施主要有三个：屯粮、民运粮、开中制。前两个措施受豪强私占屯田、运输负担过重等原因而受到破坏，最后只剩开中制。所谓开中制，就是由商人承接边镇所需粮草，官府给这些商人的回报就是盐的专卖权。具体来说，就是官府出榜招商，商人应招，运输军需粮草至边镇，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请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并从中获得利润。
山西位于长城内侧，境内的大同及山西镇皆属九边镇。宣大总督所辖宣府、大同两镇为重镇，布防的军队最多，需要的粮饷也最多，开展盐引的数量自然最大。这就为山西商人提供了“极临边境”的优势，开中制一实施，山西商人便捷足先登，进入北方边镇市场，集粮盐、布商于一身，兴起于商界。
晋商的第二次历史机遇在明中叶。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开中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将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也就说商人不能再纳粮到边镇换取盐引，而是要纳银换引。而且叶淇还提高了盐引值。
晋商面对这一新问题，不失时机，改变经营方针，作出了三大方面的改变。一是将盐、粮、布经营转变为多业经营，丝绸、茶叶、颜料、煤炭、铁制品、木材、烟草、干果、杂货等都成为晋商经营的范围。二是将活动范围从纳粮开中地区发展到全国各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是国外，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三是将经营方式在独资、贷金等形式上，加入行帮、伙计制等组合形式，增强了商业竞争力。由此晋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方商人集团。
晋商的第三次历史机遇是在清朝前期。清朝成立之后，中国的版图呈现出大一统的局面，政治相对稳定，商品经济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在开发边疆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采取满蒙友好政策。晋商抓住这一机遇迅速开展旅蒙贸易，以长城沿边地区集镇为据点，沿着通向蒙古各地的驿道，由近及远开展贸易，由漠南蒙古逐渐向北发展。
同时，晋商在边陲一带取得了巨大成功，垄断了恰克图国际贸易。恰克图是雍正五年（1727年）开辟的中俄边境贸易城。晋商在此时还扩大了经营地区和项目。明代晋商的活动区域基本上是“半天下”，而到了清代，其足迹几乎是遍布天下，在北部蒙古地区和西北地区尤为活跃，北京、天津、南京、苏州、广州等地活动也比较集中，同时还把生意做到了俄国、日本、中亚等地。经营的商品扩充到了绸布、纸张、裘皮、油酒、茶叶、典当、粮食等行业。清代前期晋商的商业经营资本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晋商的第四次历史机遇是清朝道光皇帝之后。明代白银的外流，一条鞭法的推行，清朝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都使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活跃。17世纪以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发放薪饷一律用白银，货币地租也有所发展。鉴于货币的流通，晋商抢先一步看出商业活动需要金融行业的发展，于是在账局、钱庄的基础上，创办票号，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得以称雄商界。
如果历史机遇是晋商发展的“天时”，那么晋商的发展也同时具备“地利”和“人和”的优势。“地利”指的是山西具有的优势地理位置。古代的山西靠近边境，频临蒙古部落，为商业发展提供了绝佳的位置。“人和”指的是晋商本身的素质。晋商本身具有随机应变、灵活处事的优点，否则他们也不可能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这几个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