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转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主体性的积极塑造正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要求。而对工业化早期的管理和纪律举措进行分析，则能说明劳动力本身何以成为合格商品的途经。通过将“为什么”及“如何”进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结合起来，能进一步透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产生错谬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加深我们对于工人阶级解放实质内涵的领会。
对于身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代人来说，史根源，并加深我们对于工人阶级解放的实质内涵为企业提供高效的管理，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和产出，灵活应对市场变动以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或降低的领会出，灵活应对市场变动以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或降低
对于身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代人来说，为企业提供高效的管理，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和产出，灵活应对市场变动以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或降低投资风险，并无任何新奇之处。对成功管理的推崇也早已成为一种时尚，管理的典型案例亦为世界各地的商学院细心揣摩。
但历史地看，现代管理实际上是在实施工厂监督和纪律的面目下，艰难诞生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严重对抗中: “为适应工厂勤勉的需要，设计并实施一套有效的工厂纪律法典工厂管理和纪是一项赫拉克勒斯式的事业。”律的需要促使早期产业资本家积极变身为对一切事物都投以审慎目光的细心检查者，这实际上是在无形中赋予产业资本家以一项溢出工厂之外的新型社会权力。
产业资本家为了建立与工厂制度相配套的管理和纪律体制，通过他们所掌握的经济霸权和各项非经济手段，在工厂内部改变人类生产组织方式非经济手段，在工厂内部改变人类生产组织方式，大发展使得手工作坊日益显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 在工厂外部以新的工业价值和道德组织社会成员尤其是下层劳动阶级的生活、休闲及娱乐方式。
这一贯通工厂内外的举措使得社会原有的秩序、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并最终催生出现代无产阶级主体。以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演进为线索，通过对比性研究来透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塑造，有助于我们理解工业化初期现代管理和纪律得以出现的原因、相关举措及其社会历史意义。
而通过将“为什么”及“如何”进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结合起来，能进一步透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产生错谬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加深我们对于工人阶级解放的实质内涵的领会。
在工厂制度得以出现并站稳脚跟之前，欧洲最为古老和成熟的劳动组织形式是独立的手工作坊。它们通常由数量不等的熟练工或学徒组成，手艺人在家庭成员和学徒的辅助之下独立工作。由于仅限于为相对狭小的地方性市场提供产品，因而作坊规模极小，对管理的要求并不高。在手工作坊中，唯一对技能训练和人力资本的形成感兴趣的，恐怕就只有学徒的父母。
这种培养一般采取师傅—学徒制，在这种模式下，技能的传授不仅是秘传的，且带有父权制的性质。然而好景不长，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巨大发展使得手工作坊日益显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许多作坊在不利的经济形势中丧失了原先所享有的独立性。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动、产品的花样翻新、信息的不对称和资金困难等因素促成了作坊对提供原料、生产工具及设备的商人—雇主的依附。
“昔日，匠人们主要服务于本地客户群，通过经济利益与这个小而稳定的群体紧密结合在一起; 而现在，他必须依靠向远方的竞争性市场销售产品来盈利，从而不 得不仰仗中间商的主攫取了对终端产品的控制权。虽然按照西德尼·波拉德( Sidney Pollard) 的说法，家庭工业制才应该是组织与大规模商品市场相联系的小规模生产的适当形式，但在这一时期，在以中间商为主导的售卖—生产体系中，生产环节最终滑向了分包制。
分包制在其兴盛之前业已实行数世纪之久，通常由商人—资本家向以家庭、作坊为单位的小生产者提供原料、设备来进行订货式的生产，小 生产者或者自己进行生产，或者将工作再度分包出去。在这种生产体制下，家庭与生产场所之间尚未发生时空上的分离: 小生产者负责保管好雇主的原 材料，在家中利用自由支配的时间将原料加工为成品。
相应地，小生产者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权使得计 件工资制盛行一时。 实际上，正是这一时期市场迅速扩大所造成的管理压力为这种生产体制提供了生存空间。从商 人—雇主的角度来看，外包制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能 够减少他们进行直接监督的职责，另一方面能够将 企业经营风险、资本投入和技术知识等让与小生产者承担。
但外包制在发育上无疑是极不健全的: 首先，由于分散于农村的广大区域，商人—雇主必然无 法对生产过程实行有效控制，因而小生产者或工人 家庭经常无法如期交付成品 ( 例如，他们的雇主面对着织工在家中替五位不同的雇主劳动的可能) 。这对于锐意进取、积极抢占市场的商人—雇主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这一窘境，只有在商业—资本家与小生产者之间存在人身纽带、债务 关系、市场垄断等有利于雇主的情况下才会稍有缓解。
其次，较低的工资成本优势为产品在供应上的不稳定和质量上的不统一所抵消，儿童和妇女虽工资低廉，但通常技艺较差。再者，小生产者对雇主所提供的原料存在普遍的侵吞现象。有的工人很早就学会了偷工减料，经常通过“揩油”来弥补自己的收入不足。例如，在毛纺贸易中，有的工人可能会以次充好，隐瞒纺织中的缺陷，或弄湿羊毛以增加重量。侵吞行为在关系到价格昂贵原料时变得无法容忍。
最后，外包制生产容易固化僵硬，对技术或组织方面 的提升漠不关心甚至予以遏制。在历史上，许多欧洲企业曾有意拖延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所有这些问题使得外包制日益成为掣肘之物并被有意识地推向 一旁，但这确实并非意味着外包制即将彻底告别历 史舞台。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商人—雇主用以规避管理需求的一种应急方式，分包制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段”。
而是能够与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兼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对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补充，外包制将获得新的动力和活力，并迸发出惊人的社会控制效能当先前的手工业者和家庭从业人员日益被集中 到同一片屋檐下从事生产时，也就意味着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来临。就总体来说，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并未给管理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变革。
工人仍或多或少地按照其先前的劳动方式进行生产，唯一的差别 只是他们现在离开了家庭: 家庭与生产过程发生分离，原先的生产场所从此主要充当消费场所。与西德尼·波拉德“控制供应和质量的愿望”的观点相一致，马格林同样认为，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在本质上不是追求技术上更优的劳动组织方式的结果，而是追求一种确保工场主在生产过也就是程中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努力的结果说，工场主的野心在于，在实现对终端产品的控制之后，进一步要求获得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
工场手工业确实体现了加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的意图。“集中在同一片屋檐之下”毕竟已意味着处于雇主的直接目光和监督之下; 而分工的精细化趋势，一方面将工场主作为一种生产职能牢固地安插在生产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不断在技术上瓦解熟练工对生产过程或生产的某些阶段的垄断: 他们经常依仗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劳动时间和人员安排上与工场主进行角力，极大地冲击了工场主的威信和声望。但就总体而言，工场主的控制是不充分的，集中化的工场生产所能控制的也只是生产的若干阶段。只是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雇主与工人的尖锐冲突，对管理和纪律的急切要求才在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中得到最为明晰的表达。
现代工厂的开端通常与以纺织厂取代棉纱的家庭制造的理查德·阿克莱特( Ｒichard Arkwright) 联系在一起，其显著特征是“劳动纪律同技术的专业 化、协作以及非人力动力的应用相结合” 厂制度特别是机器体系的出现确实意味着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大踏步前进，这迫使工人从生产的主观要素下降为生产的客观要素，日益沦为看管、照料、侍弄和清洁庞大机器的“人手”，因而这标志着布雷弗曼所言的概念与执行相分离的开端: “原先，在手工业中，劳动多少是技能性的，因而通常是生产中最为昂贵的要素; 现在工作必须在工厂内，( 工人) 作为必须整齐划一地开始、停顿和终止( 所有这些都受 到监工的密切监视) 的巨大团队的一部分，按照由不知 疲 倦、无 生 命 的 装 备 设 定 的 节 奏 来 完 成。”
有文献记载，虽然此前陶器商乔什瓦·韦奇伍德 ( JosiahWedgwood ) 所实施的工厂管理和纪律———他的钟表、初生的考勤制度以及其他规章制但对于工 度———对后来者而言具有典范性意义厂管理和纪律的严肃讨论在 1830 年之前并不存在。机器体系的引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急迫 ·尤尔的《工厂哲学》即是明证。从产业资本家的角度来说，工厂机器体系使得巨量的成本沉淀在固定资本之上，雇主对管理和纪律的关注因此成为一种无声的内在强制。
机器体系连续的流水线作业下，木桶定律显现出来: 生产的总速度以行动最为缓劳动力输出中所发生的慢的工人的速度为偷懒、不稳定等现象会降低产能和固定资本的使用率，这是一种双重的损失; 生产设备在经济上日益昂贵，在技术上日益精密复杂，这使得雇主希望能够对工人如何操作这些机器实施监督，爱惜雇主的机器应该成为操作者的职业美德。
而从实际生产者的角度来说，“丧失财产的人宁可成为流浪汉、强盗和乞丐，也不愿成为工马克斯·韦伯更是直言，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用加强劳动强度的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时，会遭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极其顽强的抵制。习惯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生产者对其所认可的良好生活标准有着严格的坚持，这使得他们“当工资水平达到一定点后，宁愿放弃更多的收入而换得充足的闲暇时间; 给他的工资越高，他达到这一点所即工资上涨，工人反而选需的努力就越少”择劳动的更少。
农民、手工业者或学徒并不仅以经济收入来衡量其劳动的回报。在赚取到一定的钱财之后，农民就会离开工业而返回自己的村庄，而手工业者则去酒馆豪饮买醉。早期棉纺织厂的许多成年工人有“自由散漫的习惯，很少长期留在厂房。此外，出勤率不稳定，旷工更是家里”常便饭，纺纱工可以在事先不告知雇主的情况下自行离开。
总的来说，工人对于进入有着别样时间节奏的大型工厂抱有反感，而工厂对济贫院和监狱有意或无意的模仿则加剧了这一厌恶情绪。对工厂制度及其机器体系的巨大社会历史效应的首次辨认和描绘，虽然在实质上是马克思的贡献，但他本人关于管理和纪律的思考似乎存在着某种分析上的失衡乃至含混不清之处。
一方面，令人钦佩地对工厂内部的科层制、纪律问题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分析和阐释; 另一方面，则对工厂外部的纪律问题作出如下自相矛盾的判断: “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 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
我们站在辩护的立场上，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所对应的只是资产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实现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采用的不同策略，因而将双方对立起来所构成的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矛盾，但总的来说，马克思对工厂外部纪律问题的讨论确实言之甚少，以至于可以认为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不充分的。
国外学术界一再注意到这一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解为对马克思观点的质疑和含蓄的批评: 马克思侧重强 调主体性生产的身体的和生物学的方面( 工人阶级身体的再生产) ，而较少涉及再生产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方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系统要再生产出自身，仅仅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不够的，它必须在再生产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 的同时，再生产出对工人阶级的控制;
既要再生产出劳动力得以诞生的外部条件，还要通过情感、认知和欲望再生产出劳动力的主体性，再生产出作为剩余价值之根源的劳动力本身。劳动力不仅要成为商品，还要通过管理和纪律成为合格的商品。以工厂制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想真正站稳脚跟，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完全控制，那么管理与纪律成为技术—机器发明和制度—工厂发展的必要环节。
“让工人学会( 工厂的) 工作并不难，但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使得工人接受工厂的观念，在于摧毁他 们的敌视，在于将他们约束为全职工人。”者我们借助工厂哲学家尤尔所表达出的怨恨，立刻就能明白早期产业资本家的“主要的困难……在于 训练人们，以使他们放弃散漫的工作习惯并使他们自身认同复杂自动机那不变的规则性”此
，出于现实的需要，早期的产业资本家必然要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实现对劳动力的社会控制之上: 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及其机器体系所必需的工人阶级应被积极地生产出来; 工人阶级主体应成为一种“晚近的发明”，应从“无”之中生出“有”。
者与生产资料的普遍分离、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确保了产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统治—隶属关系。在工厂外部，如同在工厂内部一样，正是这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使得产业资本家能够将权威和影响渗透到工人和人手的日常存在之中。因而在那些处于同一雇主控制之下的工厂区，改造工人阶级及其后代子女全部身心的努力表现得最为活跃，效果也最为显著。事实上，管理的需要及压力最终与工业—城镇的建设相互关联。
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新兴产业资本家的含义远比现今丰富。他们必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异常尴尬的位置之上，所从事的是一项极有可能血本无归的高风险事业。为社会环境所迫，在工厂周围兴建交通运输网络，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自行配备军事安全力量，提供工人住宅、医疗卫生救助、教育设施 ( 如日间学校、主日学校、餐厅、体育场、图书馆等) 以及最为重要的教堂等非工业性质的基础设施和机构成为企业家的分内之事。
这种情形使得西德尼·波拉德发出这样的感叹: “如果我们在雇主的这种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外添加上其对教育、住宅等的权力，那么，为什么对工厂或矿井的管理可能意味着是对整个社区的治理 ( govern-ment of awhole community ) 也 就 一 目 了 然通过对住宅、食品、商店、教育及宗教的控制，雇主几乎可以在一切生活领域巩固其统治。
社区通过非市场纽带与工厂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而劳动力及劳动者对工业价值和道德的顺从被同时再生产出来。企业主实质上的父权制及最终蜕变为一种治理方式的管理与纪律成为早期工厂区发展涂抹不去的底色。上文只是概要性地说明了早期工厂区的状况。只有超越诸工厂区多元异质性的管理和纪律策略，我们才能在更为一般的社会—政治层面把握工业化早期管理和纪律发展的总体战略及逻辑。
幸运的是，马克思口中的安德鲁·尤尔的《工厂哲学》为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透过这本著作，我们不仅能窥见到当时人们对工厂管理和纪律的密切关注及普遍焦虑，还能触碰到早期产业资本家及其辩护士对塑造工厂—机器体系时代的纪律的最为自觉和完备 的思考。出于论证逻辑上的需要，本文将以《工厂 哲学》为蓝本，添加必要的补充，力图勾勒出英国工厂—机器体系时代管理和纪律尝试的大致轮廓。
在《工厂哲学》中，尤尔重建纪律的野心自觉涵盖整个社会与全体成员，上层阶级、企业主和下层阶级被一网打尽。虽然“上层阶级的无知”和“下层阶级的缺乏教养”成为王国“最不能容忍的耻辱”，但其重点始终毫不移易地指向下层阶级，尤其指向工 厂雇佣工人及其后代子女。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所需 的纪律，这一时期所实行的战略包括: 1. 诉诸法律和威慑。这无疑是最为惯常和本能的反应。
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确实发生过“国家强制”，通过血腥立法迫使丧失财产的人转变为工人: 流浪汉“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如在 18 世纪，英国国会曾两次颁布纪律”法令，要求羊毛工人在规定期限内回到工作岗位并完成工作。1749 年这一期限为 21 天，而在 1777 年则被缩短为 8 天。此外，为对付因工厂的集中而便利起来的工人阶级联合，法律还被用于对抗工会组织和暴动。
而当旧有的法律不适合当前的形势时，企业主阶级要求诉诸新的法律。例如，尤尔认为，旧济贫法助长了下层民众的懒惰和腐化，故而不遗余力地呼唤新的济贫法的诞生。但是，法律的实施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肯定是笨拙的，在制造业相当分散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情况尤为如此 。威慑的方式多种多样，不符合要求的劳动会受到肉体惩罚、罚款或解雇。总的来说，罚款是最为常见的制裁方式。
罚款虽然只是对微小偏差的惩罚，却具有功能上的“多价性”: 工厂意味着时间的经济，不能按时出勤、旷工和早退者都会受到严厉罚 款，因而罚款承担着培育时间观念的任务; 此外，罚款还能为企业主增加额外收入———马克思曾将之嘲讽为贪得无厌。
2.由于工人的技能是其任性妄为和难以驾驭的根源，因而很难将有技能的熟练工并入机器体系之中; 而只有尚未度过青春期的少年和儿童才是绝佳的柔性材料。基于以上考量，尤尔提出要对工人阶级分而治之，要有区别地对待成年工人和工人级的儿童( 但并非没有重叠) ，并将关注的重心置后者之上。为了对付成年工人，资本要将科学征召入伍，积极引导技术进步以粉碎成年工人的威望。
通过资本与科学的结盟，将新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明出来，不断蚕食以至最终彻底摧毁成年男工对生产过程或生产诸环节的控制，使得原先的弱势者、依附者能够转变为强有力的竞争者: 妇女和儿童取代成年男工，一 般劳动者取代训练有素的手工业者。他们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更便于管理。例如，以自动走锭纺纱机替代普通走锭纺纱机的作用就在于解雇大部分男性纺织工，而保留青少年和儿童度取胜的秘诀，主要不在于其自身的技术优势，而在于它一方面将阶级问题转换为技术效率问题，并成功地以后者之名遮蔽了前者，另一方面将阶级问题转换为阶级内部问题，以工人之间的竞争转移甚至取代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敌视。
向影响机器体系高效运转的惯习开战。引入汽笛、钟表，迟到 1 分钟或 2 分钟的工人禁止跨进工厂大门; 为了回报由雇主提供的工作岗位，工人应该放弃自由开动或停止机器的古老特权; 工厂要注意检查醉酒，严禁雇佣那些具有酗酒恶习者。向传统节日和庆典开战，推崇一种理性的娱乐。
严禁开设小酒吧，限制烈性酒水的售卖或课以重税;通过引入新的娱乐活动，诸如“星期六半日假运动”，使得“圣星期一”等传统节日的狂欢作乐受到约束和改变。资产阶级不仅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开始将时间的理性化和保持清醒的观念逐步植入工人阶级的头脑之中。例如，原先为资产阶级所喜爱的短途旅行，成为星期六半日假委员会用以填补闲暇的适当方式的兴致受到压制，工作和休闲之间的恰当平衡日益崩溃。
对成年男工实施积极的激励机制。自身获得财富、成功与权力的原因在于勤勉、节制和节俭等工业品质，而工人的从属地位则是由于这些要素的先天性缺漏，这一直以来都被雇主阶层奉为圭臬。但大致在现代工厂诞生的同一时段，这种对工人劳动的意识形态开始发生转变: 劳动者同样能够对经济刺激作出回应。休谟的心理学理论所提供的见解似乎
在此方面有其贡献 。这一时期所实行的激励机制———“按成果付酬的某些变种”———因而可以看作是这种新型观念的实践表达。这一举措意义重大，因为“它标志着工人寻求固定的最低收入或桑巴特的‘生计’原则这一信念的终结，以及就工资而言，工人的努力在一个广阔也就是说，在工厂内部，那些原先观念的发端”
极少进行积累、珍惜闲暇和娱乐胜过一切、仅为糊口而从事生产的工人，逐渐对提供的刺激反应迅捷，日益敏感于金钱的诱惑。这一重大思想进展及其实践无疑构成了将前现代冥顽不灵的惰性材质改造为资产阶级所需的谨慎理财、深谋远虑、自利的占有性个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同时这也可以为人文学科 ( 诸如劳动心理学) 以及工资的边际效应理论诞生提供部分解释。除此之外，既然工人在工业品质上的先天缺陷这一贫困帽子开始被摘除，那么，它所引发的另一种合理推论便在于要“以与组织物理机器同样合理的原则来组织道德机器”，必须向工人特别是工人阶级子女灌输其先辈所缺少的产业精神与价值。
3．充分发挥福音宗教的潜能，积极组织实施对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我们业已熟知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一般性关系的经典阐述，而在工厂—机器体系时代，我们将对此有更为细腻的感受: 雇主直接站立于教会背后，在各地资助兴建教堂、小礼拜堂和主日学校。主日学校应成为“通过建立明智的德行来反对恶习和无知的侵
袭”的“安静堡垒” 。劳动的天职观念对雇佣关系双方宣扬一种宗教意识形态: 为给工人树立良好典范，资产阶级在遵守宗教纪律方面要以身作则;在工厂内，工人方面的顺从( 行为端正、吃苦耐劳、服从管理) 以及企业主方面审慎的道德检查与监督，就是最大的福祉———“对上帝的虔诚”的最高表现。
而为了在“在知识和美德方面培育本城镇儿童”，为了向工人阶级子女灌输勤勉、遵守秩序、尊重他人的私人空间和财产权、严守时间、听话和自制等一系列资产阶级价值及态度，要在一切地区尤其是在工厂地区为穷人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
工厂主不得雇佣任何不按规定定期上学的儿童; 每周向每位儿童收取一定的教育费用，这可以向儿童和家长传达知识具有价值的观念，激发儿童主动获得知识的意识; 为了树立一种“体面”的优秀品质，儿童应在上课之前清洗双手和面颊，而老师应每天对儿童早餐过后是否洗手进行检查; 儿童应处于具有良好习惯的年轻女性的教育之下; 儿童除了拥有通常意义上的道德之外，还应变得顺从和遵守纪律，能够约束自己的情绪:
在学校内外都要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和举止，不应言行粗俗下流; 为遏制粗心大意和不计后果，应在教授一般性才能如识字、书写和算术等方面同样不遗余力。由以上各项具体措施可见，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绝非出于青少年本身发展的目的，能力培育在实质上也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和道德性的。工人阶级子女不仅要成为守纪律的劳动者，还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物质和文化商品的潜在合格消费者，并为满足工厂的需要从小做好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劳动由对资本的形式从属转变为对资本的实质从属，这不仅使得确保生产有序进行的工厂内部管理和纪律成为迫切需要，而且同时使得纪律直接越出工厂的狭小空间而扩展成为一种一般性的治理方式。在此意义上，产业资本家为实现所需的控制而对工厂进行纪律改造同时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重塑和构序。
在工厂内部 企业主通过技术进步将工人还原为只应具有低等的刺激—回应本能、与机器体系同样冰冷的人—机器，试图粗暴压制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情感波动和主观态度 而在工厂外部 为确保工人对难以容忍的工作条件的接受 借助卫斯理宗这样的道德机器有系统地大肆攻击旧有的惯习和传统，积极煽动并组织有益于企业主阶层的新型伦理和理性。
压制心灵与“向理性进军”携手并进，这一时期的整个纪律举措内在地具有悖反倾向。对于 E． P． 汤普森和西德尼·波拉德这样的作家来说，总体而言，工业化早期的产业资本家所采取 的管理和纪律措施还是相当粗糙及野蛮的，而擅于揭露权力的微观技术和空间机制的米歇尔·福柯显然会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 。
但这一分歧并不妨碍潜在的辩论双方与我们一道达成如下共识:首先，自霍布斯、洛克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的公民不过是如烟的幻象，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力的买和卖为社会根源的一种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最终迫使劳动者以不着片缕、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方式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在被资产阶级挑肥拣瘦之后进入堪比人间炼狱的工厂。
工人的平等与自由不过是与资本家签订劳动契约的平等与自由，不过是作为买卖交易双方的平等与自由。在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之下，掩藏的是工人实质上的臣服和遭受 奴役; 政治国家层面的高贵和体面，无法抵消工人在 市民社会中的低微和屈辱。其次，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理性的“经济人”并不纯然是理论上的假设，它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赋予雇佣关系双方的主体效应，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真实。
正如科西克所言，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支配着社会关系的规律系列。 而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被逐步地改造为‘经济人’。……作为系统中的一个要素，经济人是一种到这一最大的真实，而是在于它将这一历史的真实心照不宣地当作自明的前提。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创造了人类，而资产阶级则按照自身形象创造了“经 济人”理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使得这一“创世纪”散发出尼采“主人道德”的风味: 工人阶级理当如此! 人类理当如此!
“经济人”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成员的一般属性，更是全人类的一般属性，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应成为理性的“经济人”。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恢复无产阶级丧失掉的本 性，资产阶级不惜勇闯地狱烈火，对劳动者发起神圣的围剿。 再者，( 英国) 工人阶级及其子女转变成为符合产业革命需要的劳动者的历史，绝不是一段平滑、进步和幸福的历史。
只是在火与血、冷酷与暴力的锤炼中，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在道德卫士的恼羞成怒 无耻谩骂和热心建议中，工人最终才成为合格的前工业社会的劳工或手工业者不顺劳动力商品只能是强制的社会历史过程的结果，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起步与发展在本质上必然遵循相近的路径。臣服的工人阶级主体只能诞生于现代管理和纪律之中。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 ， 资本主义平时十分喜欢公权制，特别是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 过 私 人 立 法 独 断 地 确 立 了 对 工 人 的 专制”而 20 世纪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若威进一步把早期资本主义工厂企业视为一个专制的“内部国家”或者“独立王国”，在其中，对“物”的管理变成了对“人”的治理。资本主义工业不仅生产出产品，同时也生产出工人对管理制度的“同意”因此，依据上述理由，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绝不应局限于理论上的批判，还应上升到对致使其发生理论错误的社会根源进行现实的革命性批判———必须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工人主体性的生产和压迫。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以高度发达的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社会应在对未来社会新型主体性的积极锻造中、在对日常生活的不断革命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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